自古文人多磨难,为何统治者总爱拿文人开刀

张居正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次重要的自我挽救行为,尽管这次改革并没有取得成功,依然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探讨,在张居正变法期间,曾对全国各地的书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查封运动,以至于其间几乎无书院的存在,按我们现代人的思维,普及教育是一件大好事,“宰相之杰”张居正为什么就这么反感呢?与此同时,张居正还杀了当时着名的学者何心隐,这又是为什么?

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书院的存在已经影响了改革的顺利进行,书院所传播的理念与张居正变法的理念背道而驰,张居正作为摄政者,必须采取查封全国书院的行动,以统一改革思想,保证改革顺利进行,铁腕之下,书院荡然无存。

客观的说,明末的思想风气较之唐宋显得比较浮躁,注重于“务虚”,特别是王阳明所宣传的“心学”已经成为了士大夫所广泛接受的思想,至万历以后,空谈之风日盛,提倡心外无物,不假外求,而没有实实在在地在学问上下工夫,士大夫们整天热衷于开座谈会,搞辩论赛,形成了完全脱离追求客观真理的氛围,导致书院讲学之风兴起。

这与张居正变法的基本原则是相违背的,而且可以说是对张居正所提出的重要改革举措之一——考成法的质疑和挑战,这是不允许的,考成法就是用政策和制度约束官员必须做实事,如果士大夫不接受考成法的监督,张居正的改革就无法进行下去,因此,注重民生、实事求是的做法,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思想,必须成改革主旋律,书院讲学的风气显然与此格格不入。本文为360常识网原创,未经360常识网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我们知道,张居正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喜欢务虚空谈,更不喜欢讲学座谈,改革需要的是切实的做出政绩,按张居正的做法,就是要必须符合考成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达到KpI考核,绩效标准达不到,你这官恐怕也就当到头了。

然而,这却引起了广大士大夫的反对,书院是他们讨论学问,交流思想,传播政治理念的重要场所,查封书院,就意味着封闭了言路,用现在的话说叫禁止了“言论*”,甚至包括内阁次辅吕调阳也对张居正的行为表示不满,再大的反对也挡不住权力的力量,万历七年正月,作为摄政者的张居正正式闭锁书院,据说全国有六十四所书院*关闭。

明末书院林立,非常有名的书院有东林书院、白鹿洞书院,龙城书院等,大量的士大夫都非常喜欢在各大书院讲学,而且都是为了宣扬阳明心学,而何心隐便是当时泰州学派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言论对于当时的张居正是极为不利的,于是张居正只得利用权力杀了他。

张居正改革的核心和目的就是富国强兵,而改革初期,多数的士大夫流于空谈,认为富国强兵并非儒家所提倡的“仁政”之道,而是“聚财”“敛财”的借口,对张居正的改革不屑一顾,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这种议论多了,对改革自然是不利的。本文为360常识网原创,未经360常识网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张居正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这在那个言必称孔孟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特殊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花,不如底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要求当官的、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无疑是一大触动。

诸如何心隐这样的人,在书院里讨论了很多政治问题,特别是关于张居正的改革,对朝政指手画脚,又因为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力太大,就有不少人依附他们的理念,导致形成“务虚”的社会风气,而要顺利进行改革,这种社会风气是要不得的,必须扭转这种不良风气才行,于是,张居正采取了比较激进的举措,利用封闭书院的行动,无疑是向世人特别是士大夫传达了一个讯息——一切都要按考成法来,不要想着吃大锅饭了!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有些执政官员就是书院的成员,比如内阁次辅吕调阳就是比较喜欢讲学的,于是,书院经常集结在野人士,发挥出“遥控时政”般的强大实力,如果说张居正封闭书院的目的,在于不让其干涉朝政,不让其影响变法,这是明面上的,还有一层不可言喻的,那就是避免官员之间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结党。

如果说在张居正这个年代,书院还只是用来讲学、传道的话,那么从大明王朝以后数十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张居正闭锁书院是有先见之明的,书院果然成为了一些政客结党的场所,而且形成了明末着名的党派——东林党。

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贯穿了整个晚明史,东林党人为拯救大明*,以书生之力披肝沥胆,奋发图强,诸如前期的顾宪成、左光斗、高攀龙,后期的黄宗羲等人,必须肯定,在道德层面上,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人的高尚气节是值得学习的,然而,继续“务虚”的作风却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其实通过东林党人自己所编写的书籍可以看出,在后期部分士大夫已经明白了求真务实的道理,比如陈子龙曾编写过《明经世文编》,顾炎武编写《天下郡国利弊书》,黄宗羲编写《明夷待访录》,就是总结明末的经验教训,希望后人能做到经世致用。

随着党争的复杂化,东林党、浙党、楚党、阉党等相互攻击,东林党中也有一些政客丧失节操,毫无廉耻,只顾及自己的政治利益得失,而抛弃国家民族大义,导致整个朝廷政局混乱不堪,这实非**之幸!这也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为360常识网原创,未经360常识网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