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为什么善变？梁启超是不是政治投机分子

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他曾经拥护袁世凯，而这也是希望借助袁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从政治舞台到学术领域，他都是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他身处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其思想和主张经常变化，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之后，他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由于梁启超思想上的波动起伏，给后人留下了“善变”的深刻印象。著名学者张朋园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享誉海内外，他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这本著作中，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宽广的历史视野，深入分析了身处乱世中的梁启超政治思想之演变。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至戊戌变法前后，中国已经由于积弊太深再加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全国上下亡国情绪空前高涨。这也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探寻国家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梁启超则认为要想变法图强，必须先改变以往的传统观念，从政治上着手。作为一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深受西方“自然权利”、“天赋*”、“社会契约论”观念的影响，他认为兴民权有两个途径：“一自上先变，一自下觉悟。”他分析了中国国情，断言“吾畴昔确信美法之*共和制，决于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最宜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因此力倡导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亡海外，到辛亥革命胜利后才回国。这段时期是梁启超思想最复杂、变化最显著的时期。他认清了清末的中国局势，更坚定了中国如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就不能自强的认识。在这一时期，梁启超提出了他闻名遐迩的“破坏主义”的政治主张。 “破坏主义”的主要内容强调：只要能使国富民强，采取哪种手段都可以，尤其是以暴力革命破坏为主的方式，对中国彻底改造也是可以的。他认为，要想挽救国家的政治现状，启迪国人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就必须行“破坏主义”。

1903年，摇摇欲坠的清*宣布预备立宪，这使梁启超备受鼓舞，又意识到剧烈的暴力革命会给社会带来的混乱，因而重拾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又提出“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的君主立宪”。他认为：“由于中国的专制制度时间比较长，中国从底层民众到上层官吏都没有*自治的能力，整体国民素质比较低，应该通过开明专制培养国民的政治能力。”他还进一步说：“凡专制者，以能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客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很快土崩瓦解。梁启超深刻认识到，在*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现实情况下，再提倡君主立宪，必然与现实不符。他认为，中国应当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只有依法重建*权威，才能够稳定社会秩序，从而推进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当时在社会上的政治*主要有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而这两者中以袁世凯一方的力量最为强大。因此，在选择政治*时，梁启超就倾向于拥护掌握强大实力的袁世凯。应该看到，梁启超拥护袁世凯，也是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在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后，梁启超很快觉察到袁的称帝野心。不过在开始时，梁启超并不极力反袁。他曾劝过袁世凯，要当皇帝，当前不易操之过急，待条件成熟，再称帝不迟，但袁世凯根本不予理会。梁启超对袁完全失望，遂于1915年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斥帝制之非，谴责袁世凯称帝是逆天而行。这样，梁启超转身就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

梁启超生命的终结，和他一生多变的政治主张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呼应。1928年，医生误割了他并无病变的右肾，但是他为了维护西医的声誉，曾带疾撰文，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作为受害人，他肯说这样清醒的话，是颇为可贵的，失败的手术直接导致他于次年病逝。

梁启超晚年曾说：“我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即说我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我也承认。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批评，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