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李白因何罪名被判处“流放夜郎”？
最早对作为古地名的“夜郎”印象深刻，一是因为“夜郎自大”这个成语，二是因为李白。少小时偶然翻阅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读到李白因罪被判“流放夜郎”，知道古夜郎国在今贵州一带，搁在唐朝，那是很偏远的蛮荒之地，用来发配劳改犯正合适。因为李白的缘故，夜郎这个听起来有点狰狞的地名，在我心目中就和诗人产生了冥冥之中的联系。似乎那是一个能给*的诗人泼一盆凉水，甚至一棒子打醒的地方。我估计夜郎就这样歪打正着地进入了诗歌史。
重温诗歌史，我们怎么能够剔除唐朝？浏览唐诗，我们怎么能够忽略李白？而谈论李白，又怎么能够回避他晚年被判“流放夜郎”的厄运，那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大挫败。想当年在金銮殿上，唐玄宗亲手为李白调羹，杨贵妃也斟酒请李白为自己题诗——古今中外又有几位诗人能享受到这种“皇家”待遇，李白也就真把自个儿当作大唐帝国“第一诗人”了。谁料爬得有多高，跌得就有多重，若干年后居然成为阶下囚，不仅首都没法再去了，连内地的省城或小县城都呆不住了，要被一扫帚给打发到落后边区的劳改农场。这已不算一般的悲剧了，命运简直开了个特大的玩笑。要把咱们自视甚高的浪漫主义诗人给捉弄死啊？也太离谱了吧。
我就这样记住李白一生中最重要，也最有戏剧性的两个地名。一个是长安，一个是夜郎，如同冰火两重天。一个是他仕途的最高峰，一个是他命运的最低谷，说白了，一个是他的天堂，一个是他的地狱。
李白曾平步青云，讨得龙颜大悦，贵妃青睐。作为首屈一指的文坛大腕，在长安城里偶尔对帝王都能摆摆谱：“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即使后来失宠，被赐金还山，也还是名人啊，到外省走走穴，去州官县令那儿蹭吃蹭喝，再赚点润笔费，不成问题的。游山玩水闯江湖，到处都有追星族，过得也还潇洒。可这次不是从天上回到人间，而是要打进十八层地狱；不小心成为特大政治犯（相当于国家公敌？）不仅披枷戴锁，还要被押送到夜郎那样的边远山区，这可不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么简单，分明是任其自生自灭。夜郎什么都缺，就不缺埋人的地方。
李白毕竟也一大把年纪了，想一想都哆嗦：夜郎多远啊，一路上山高水险，自己的这把老骨头再经不起大的折腾了，能否走到那里都难说。可别半道上就散架了。即使真走到那里，谁知道要呆多久啊。没准朝廷转眼就把自己给忘了。总之，别指望再走回来了。
要说起来，全怪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玄宗第十六子永王李璘打着靖难的旗号，招兵买马，挥师东下，其实是趁机扩大地盘，想借乱世当皇帝。兵过九江时碰见自助旅行的李白，觉得他的品牌可以利用，便征召他为幕僚。怀才不遇的李白以为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不分青红皂白就答应了，因此而卷入皇权争夺战的漩涡里。随着玄宗第三子、太子李亨即位，以正宗的*军恢复国家秩序，“假冒伪劣”的李璘兵败被杀，李白的从政梦再次破产，以附逆罪而被逮捕。原本要腰斩的，幸亏郭子仪在唐肃宗面前替李白说许多好话，才改判为流放。夜郎对于李白，是一个仅比死稍为好一点的处分，用苦难来赎罪吧。
李白，这回够倒霉的。真要追究，也不能完全怪安史之乱。杜甫不也赶上了嘛，也没多大事嘛。怎么偏偏李白差点丢了性命？说到底，还得怪自己，怪自己官迷心窍，见到委任状就乐坏了，根本没看清是否有后患。初听要腰斩，李白以为满腹锦绣文章就此断送，后听改判流放，说不上来该伤心呢，还是该侥幸？所以夜郎，是一个让李白心里五味俱全的地名。他说不请是死里逃生了，还是去那里慢慢地死，甚至生不如死？
在此之前，李白对夜郎不是一无所知的，也不是没有一点想像。他想像中的夜郎纵然荒天野地，但也不乏苍凉的诗意。他的一首很著名的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就提到夜郎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原是安慰被贬官远徙的好友王昌龄，表示无论天涯海角，我的思念都伴随头顶的一轮明月与你同在。夜郎虽远，毕竟还有清风，还有月光。现在想想，这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唉，如今，自己落得比王昌龄还惨，也比他更需要安慰。可谁能像自己安慰他那样来安慰自己呢？
走在通向夜郎的路上，李白心如死灰，身影显得格外孤单。仰望明月，诗意全无。远处，远处的远处，更远处的更远处，夜郎像噩梦一样等待着遭受灾难性打击的诗人。这个词本身似乎就代表了世间的全部黑暗。李白实在想不通，自己怎么也走了这条道了。
其实，仍然有挂念李白的人，譬如杜甫。杜甫有好几首诗，都是因为听说李白流放夜郎而写的。有什么办法呢，诗人永远只能以写诗来安慰别的诗人，同时安慰被思念折磨的自己。李白流放夜郎的坏消息，不知隔了多久才传入杜甫耳中，可他肯定是在当天晚上就做梦了，梦见李白了。醒来后写下《梦李白二首》。“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夜郎离李白很远了，他对李白的吉凶生死充满担忧，连梦中的相见都浸透了生离死别的痛苦。“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写着写着，一向温和的杜甫也忍不住为李白的不幸遭际而鸣不平了：“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偌大的长安，车水马龙，居然容不下一个诗人，难道只能到边缘化的夜郎寻找葬身之地吗？就不怕后人笑话我们这个时代吗？要知道，这位被放逐的诗人，跟屈原一样，虽然生前坎坷，但死后必将比长安城里那些速朽的权贵名流拥有恒久得多的荣誉。
李白是否知道杜甫在挂念他？杜甫也把一颗愁心寄予明月，指望它能陪伴落难的老朋友一路走到夜郎西，而牵扯不断。诗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情谊通过清风与浮云传达，令一部多灾多难的诗歌史也散发出浓浓的人情味。
李白原来准备去夜郎报到了，取道四川赴贬地，走到半路上，大概是在巫山——梦一样的山啊，传来唐肃宗对李白改流放为赦免的消息。自以为已走上不归路的李白，重获*，内心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他连忙自白帝城放舟东下江陵，去老丈人家探望悲伤欲绝的妻子，让她放心：九死一生的老公又回来了，大难之后必有后福。在船上口吟的一首《早发白帝城》，有一种如释重负，顺流而下的轻快：“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夜郎这个地名这些天一直像山一样压在李白心头，想不到轻而易举地掀开了——如泰山压顶的飞来峰，做了个鬼脸，又飞去了。命运真像一场恶作剧。
死里逃生的李白，伤还没好呢，就忘了痛，幻想朝廷能不计前嫌起用他，《江夏赠韦南陵冰》，借私人书信而对新政大加歌颂：“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莫非指望它能通过各级官员传入帝王耳中？既然走进了使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新时代，大家伙可别忘了我这个幸免于难的诗人，正闲着没事干呢，有用得着的地方招呼一声啊。在江夏活动了一段时间，四处托关系找工作，毫无结果。李白觉得不能再守株待兔地坐等下去，就去湖南碰碰运气。
在岳阳碰到时由刑部侍郎贬官岭南的族叔李晔，两个官场失意的人同游洞庭湖，还是只有借酒浇愁。李白酒后写下一大堆诗，如“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岂止是醉杀，简直是愁杀啊，李白恨不得把一路上挡道的山全他妈地给铲平了。又如“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夜郎是不用去了，可长安也回不去了，李白心有不甘，却又无力回天。
流放夜郎一事，确实使李白受惊了，虽然遇赦幸免，还是让他很窝火。他岂止是看着君山不顺眼，想想自己，磕磕碰碰的这大半辈子，真够憋屈的。借酒浇心中块垒，还嫌不够意思，只好又靠写诗来渲泄胸中不平之气。此次磨难之后，李白的诗风才真正成熟了。不时还有点“犯浑”或浑不吝的架式。李白终于成了真正的李白。
所以说夜郎这个普通的地名，在李白一生的履历中至关重要。正是它使李白受了大刺激。又正是它，使李白在受了大刺激之后，诗反倒写得更好了。那是因为他经历了大喜大悲，对人生看得更透了，对自己也看得更透了，也许自己根本就不是当官的料，仕途凶险，比蜀道难多了，弄不好会丢了性命；不如彻底死了这条心，在江湖上做无牵无挂的赤脚大仙，快活一天是一天……
夜郎这个地名，把李白从升官发财梦中一巴掌给拍醒了。
经受了命运的大起大落，李白的诗更大气了，也更有煽动性，像小广告一样在知识分子群落流传，唤起更多失意的人的共鸣。譬如他遇赦放还后游湘中的那些诗，没多久就传到正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的杜甫那里。杜甫原以为李白已长流夜郎了，读诗才知道老朋友已幸免于难，正在江湘一带散心呢，那可是被谗放逐的屈原含恨自沉的地方啊。这么一想，杜甫又心酸了，写下《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不只是祝贺李白逢凶化吉，更是隐喻李白获罪远谪夜郎是遭人诬陷，呼吁大家还李白以清白，免得当代又多了一个像屈原那样的冤魂。
李白一生中有很多转折点，其诗篇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其履历也如黄河九曲十八弯。在我眼中，以附逆罪流放夜郎这一冤案，是李白生活与创作最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他命运的最低点。落差真是太大了。生活中的这一大不幸，却给他的创作带来大幸运：李白真正地看破红尘了（“赐金放还”时他仍然是在半梦半醒之间），他诗篇中的人生境界开始朝向大彻大悟，视名利富贵如浮云。尤其重要的，是多了份悲伤。“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看来悲愤出诗人这话说得一点没错。
夜郎这个地名，就这样跟唐朝最伟大的诗人结下不解之缘（甚至还间接地影响了第二伟大的诗人杜甫），就这样跟如长江奔流入海的中国诗歌史结下不解之缘。它影响了李白，李白又影响了杜甫，李白与杜甫又影响了后世的无数诗人。夜郎之于李白，正如汨罗江之于屈原，使中国诗人的集体命运乃至中国诗歌的宿命，无形中增添了一抹悲剧的色彩。写诗，不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做个诗人，首先要做好承受任何苦难的准备。反过来，如果没有悲剧，没有苦难，一帆风顺的诗人绝对写不出跌岩起伏的优秀诗篇。这也是每个诗人都将面临的快择：是做一个圆滑的人，写圆滑的诗，还是做一个有棱角的人，写有棱角的诗？也许这种棱角会使你在世俗中遍体鳞伤，可好诗偏偏只能是从伤口中流出来的。
李白没去夜郎。可他在想像中，分明已去了。他绝对已想像出了古夜郎国的野蛮与荒凉。
偏偏在我想像中，李白跟夜郎还真是有缘，李白就属于夜郎。属于夜郎，对于诗人并不是一种耻辱，这恰恰证明他的那份原始的单纯，与尔虞我诈的官场，与追名逐利的社会，是多么无法调和。我并不是说李白的性格与自大的夜郎何其相似，我是说原生态的诗人，他的那颗原生态的心灵，与原生态的夜郎，原生态的山水，最容易成为朋友的。在我眼中李白不适合当官，也不适合下海做生意，甚至还不适合从事文秘、教育、朝九晚五的坐班，干体力活可能也不怎么行，酒量倒可以，可惜陪酒的都是小姐，大老爷们干不了……
李白整个就不适合这个社会，可是他却适合去天高皇帝远的古夜郎国，去古夜郎国竞选国王。李白，就该是夜郎国的国王，就该是理想国的国王，就该是*王国的国王。李白如果真去了那里，没准能活得更*一些，更轻松一些，也更开心一些。李白如果真去了那里，古夜郎国没准就变成桃花源一样的传奇。
我跟李白一样地受幻想。甚至幻想，假若李白不曾遇赦放还，真的风餐露宿走到夜郎，一路上没准会为许多无名山水写出有名的诗篇，这些山水也就名扬四海，成为新的名山大川了。假若李白真到达目的地，在古夜郎国的废墟上安营扎寨，刀耕火种，与当地的土著喝酒，肯定很投缘，以酒量决胜负的话，他绝对可以当上酋长。夜郎的人民一定喜欢他这样的性情中人。相反，大唐帝国的那些大小官吏，真去夜郎，说不定还不受待见。
李白祖籍陇西（今甘肃一带），出生于中亚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坦的托克马克城附近），五岁后随父迁居蜀州，在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度过少年时代，二十五岁后就出岷山，沿着长江漂流，几年后在江陵娶妻，成为湖北安陆的女婿。婚姻并未拴住他的心，他头脑里尽惦念着长安，直到在首都混不下去了，才又过州走府，漫游五湖四海。李白绝对属于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流浪汉，不管是西域还是中原，河北还是江南，荆楚还是吴越，都曾留下李白或深或浅的脚印。
大唐帝国的版图，如果还有什么地方李白不曾去过，恐怕就算夜郎了。这个地方，他差点就去了——不管是否情愿。夜郎是他人生中的一种可能性（哪怕是悲剧的可能性），虽然没有兑现，也使他的命运更富有戏剧性。一种惊险的戏剧性。仅仅这个没有实现的旅程，就使他有那么多感慨，假若他真去了夜郎，或许能写出更多新风格，新境界的作品，或许能活出一个全新的李白？
这么一想，我就觉得自己的想法挺残酷的。和命运一样残酷。为了读到新鲜的诗篇，居然暗地里期望诗人遇到更多的磨难，并因之而触发更多的灵感。我没有像杜甫那样感同身受地怜恤多灾多难的李白，为他免于流放而庆幸、而祝贺，却希望他的阅历别留下任何空白，希望他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诗人之上的诗人）。为了欣赏海燕的奋飞与悲鸣，我就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李白为未去夜郎而庆幸，我却为他未去成夜郎而遗憾，这是否属于太热爱看悲剧，太热爱看热闹的看客心理？不，那只能说是我太爱看李白的诗，太爱看诗人在作品中的各种造型（包括痛苦的造型），以至忘了那扭曲的造型是以巨大痛苦为代价才形成的。
李白，你没去成夜郎，就让我替你去吧。如果同时还能能替你写诗，替你写出有可能写出而最终未能写出的诗，去一趟还是值得的。诗人容易有这种尝试的心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去夜郎，谁去夜郎？”诗人即使去地狱里走一回，像但丁那样，也不会白去，返回时也将带来一支经历了千锤百炼的神曲。神曲，就是这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