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身灭族都不怕 明知不可为亦为之 是大义还是愚蠢？

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为了国家的生存，民族的危亡，将荣华富贵置之度外，以一种不怕杀身灭族的勇敢与激烈，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为国家的富强昌盛贡献了自己的一腔热血。

一、从容赴死的铁血男儿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进行维新变法。经礼部侍郎徐致靖的推荐，两天后，光绪给两江总督刘坤一下诏，命令迅速派人护送谭嗣同来京觐见。但不巧的是，在进京途中，谭嗣同生了重病，一连多日卧床不起。在朝廷的多次电催下，稍好了一点就带病起程，于8月21日到达北京。9月5日，受到光绪帝的召见，君臣相谈，他的独到见解深得光绪帝的欣赏，授予四品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刘光弟等共同参与新政，被时人称为军机四卿。

但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由于光绪帝没有实权，变法又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顽固派先是不断阻挠维新派大臣的任职，直接掌握了重要官职的任免权，又逼迫光绪任命慈禧的头号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控制了京师的局势，后来又计划利用十月光绪去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彻底取消新政。

9月14日和17日，光绪两次给康有为、谭嗣同等下密诏，要他们筹划对策，实在不行就迅速离京。维新人士既无实权大臣的支持，又无军事实力，无奈之下，他们想到了在天津编练新军、曾对新政表示支持的袁世凯，想利用袁世凯的力量抢在顽固派动手前先发动政变。9月18日夜，谭嗣同只身来到袁世凯在北京的住所法华寺，劝说袁世凯杀掉荣禄，保护光绪皇帝。袁世凯表面上慷慨激昂地答应下来，实际上9月20日晚上赶回天津后，马上向荣禄告密。事关重大，荣禄又连夜到北京报告慈禧太后。9月21日，政变发生，光绪被囚，慈禧宣布垂帘训政，发兵搜捕维新派人士。

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闻讯出逃，而谭嗣同却仍然住在浏阳会馆里不走。9月24日，被捕四月28日，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一起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在狱中，谭嗣同神态自若，于墙上挥笔题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刑场上，谭嗣同视死如归，朗声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英勇就义，年仅三十三岁。

在政变前后，谭嗣同本有多次机会可以从断头台边擦身而过，但他都放弃了：

9月5日，当他被任命为四品“军机章京”后，父亲谭继洵(湖北巡抚)曾三次去信对谭嗣同陈说利害，断言变法必败，让他退出变法，以免杀身之祸，但谭嗣同毫不动摇。

9月21日，政变发生后，清*并没有马上派兵搜捕谭嗣同，直到三天之后才到他的居所把他抓走。这三天的时间随时都是机会，但他坚决不走。当梁启超劝他一起出走、再图大业时，他平静地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当日本使馆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时，谭嗣同凛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二、不怕杀身灭族的维新志士

谭嗣同生长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父亲谭继洵做到了清*的巡抚，属于封疆大吏的高官了。谭嗣同少年时期，不仅认真学习儒家的诗书经典，还拜侠客大刀王五为师学习武艺，这使他在与人交往中总是具有一股洒脱与豪气。从十九岁起，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下，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因为不喜欢八股文，直到三十岁考了多次都没有考中。在这期间，跟随父亲远走*、*，足迹遍布黄河两岸、大江南北，目睹了国家政治的腐败、人民生活的困苦，立志要救国救民。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清*签汀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谭嗣同也积极投身维新运动，与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浏阳筹建算学馆，创办新学，提出变法主张，开创了湖南的维新变法之风。1896年，父亲给他出钱捐了一个江苏候补知府(有名无职，需要等候哪个地方的知府调离才能去上任)，他来到南京候任，借此机会出游上海、北京等地，与各地的维新之士广泛交游，共同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梁启超，两人促膝长谈，观点相近，十分投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他还通过梁启超了解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对康有为的学识与见解深为敬佩。

1898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倾向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等人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一起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维新机构。他多次在各种场合发表讲演，号召大家要上下一心，共同出力，一起为国家的改革、为民族的发展贡献力量。为进一步推动维新运动，宣传维新思想，他与唐才常集资创办了《湘报)，这是湖南省的第一份报纸。他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当时国内最富有朝气的一个省份。但是，谭嗣同等人在湖南的激进表现，遭到了湖南顽固*的仇视和抵制，他们大骂南学会“背叛孔孟圣教，破坏伦理道德”，攻击会众是一些“无君无父的乱党”，不讲忠孝，不守规矩。在他们的压力下，南学会被强行解散，《湘报》的主笔也被殴打。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维新派人士动摇了，有些人离开了湖南，有些人则退出了维新的阵营。

面对顽固派的疯狂进攻，谭嗣同毫不畏惧，他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地对同伴说：“大家平时互相劝勉鼓励的话，全在‘杀身灭族’这四个字上面，现在离‘杀身灭族’还早的很，岂能因这些小小的挫折而改变我们的初衷？即使真的到了‘杀身灭族’的程度，也绝不应该畏惧！”“看今天中国的形势，只有闹到新旧两派流血遍地的程度才好，有大痛苦才会有新生，有大变化才会有希望。”他对即将到来的严峻形势不以为意，并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的这种主张，既表明了他坚持变法维新、报效国家的决心，又为后来的自愿杀身成仁埋下了伏笔。

谭嗣同开始投身维新运动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已经都是名闻全国的维新名士了。作为一个后来者，谭嗣同却能够在变法事业中与康、梁齐名，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人物，这与他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是分不开的，与他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顾自身安危、不怕“杀身灭族”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谭嗣同以一腔热血实践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激励着后人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