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汉代接受“*”的是哪个单位

汉武帝登上皇帝宝座后，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十分具有轰动效应，他广发诏令：号召天下郡国，向朝廷举荐贤良之士，凡是品行端正、有文字功底或特殊才能的读书人，只要你有好的治国方略，能够指出朝廷政策的得与失，或者有其他人不具备的特殊才能，新皇上都会重用你，“待以不次之位”。

为此，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公车署”，也称“公车处”，意思是这些人才在长安参观游览，可以免费乘坐“公车”。换成现代汉语，“公车处”就是配有专车的“特殊人才引进处”。实际上，公车处除了负责人才引进方面的工作外，还肩负着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接待百姓“*”。

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了有关信访的制度或者规定，也有专门负责这个工作的官员和机构。这都是统治者为了表示亲民爱民而建立的形象工程，据《大戴记·保傅》、《淮南子·主术篇》等古籍记载，尧在位时，于庭前设“进善旌”，听取天下百姓的建议，后又立“诽谤之木”，“使天下得攻其过”；舜“置敢谏之鼓”，“使天下得尽其言”。

舜时，还首置龙为纳言。进善旌、诽谤木、敢谏之鼓是中国信访制度的源头，纳言也可谓中国最早的信访官职。

以后各朝各代都有类似机构，只是在名称和具体职责分工方面有所变化，比如，西周时期，周王朝设立了路鼓和肺石制度。《周礼·夏官·大仆》中说：“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大仆）掌其政，以待达穷者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

此外，周朝还设置“肺石”，以使民有不平，得击三石鸣冤。《周礼·秋官·大司寇》记载：“以肺石远（达）穷民，凡远近恂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这里的“士”就是专职的信访官员。

最显着的变化就是有了专门的职能机构和管理者。汉代的信访机构叫作公车署，其一把手叫作公车司马令，其副手为公车司马丞，他们的职责之一是接待和安排上书或请求面见皇帝陈言的吏民，也是兼管信访事务的官员。

《汉官仪》云：“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所征召皆总领之，令秩六百石。”不过，汉朝仍旧沿袭了“周鼓上言变事”的制度，要求官吏须提供方便，不得随意阻断刁难，若不及时向上转达，满半月以上将受惩罚。在西汉时代，又设有诣阙上书制度。

它是汉代提起诉讼的一种方式，指案件受害人或其他受到冤屈的人到京师向*的司法机关提出诉讼，是一种典型的越诉行为。此外，汉代吏民上书信访的形式还有御驾前“庶行上书”、“因嬖人奏之”等，而御驾前“庶行上书”，大概是后代“邀车驾”或“告御状”这种信访形式之源头。

西汉文帝时，出了一位着名的公车司马令，此人名叫张释之，和贾谊同志是河南老乡，贾谊为洛阳人，张释之乃是南阳人。张释之为官清廉、公正，但是仕途不怎么顺，他在骑郎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十年，毫无升迁的希望。

几近绝望之时，伯乐袁盎出现了，他向文帝举荐张释之，这样他得以位列九卿，做了公车司马令。

虽然，公车司马令并不是什么显赫的职位，但是却与张释之的专业和特长相当对口。张释之是当时着名的法学家，他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如果皇帝以个人意志随意修改或废止法律，“是法不信于民也”。时人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当然这是后话）。

在外人看来，公车司马也就是一个传达室，可是这个传达室显然不同于一般传达室。它是皇家设在皇宫南面的一扇门，叫司马门。公车司马令就负责看守这扇门，巡视周边环境治安是否良好，有百姓来*、告御状的，以及四方贡献、被征召者，都给接待一下，该上报的上报，不该上报的就给挡回去。

看似不起眼，实际上公车司马的权力并不小。比如有一次，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启和梁王同乘一辆马车，进宫向文帝请安。当他们路过司马门时，理应下车。可二人年轻气盛，又觉得自己身份高贵，就横冲直撞地闯进去了。

当时，正在值班的张释之不干了，他追上去就将二人拦了下来，愣是不放行。不仅如此，回到办公室当即写了一份奏章，弹劾太子刘启和梁王。

这件事情最后居然惊动了皇太后，最后是太后下了道特赦令，才宽恕了太子的愚蠢行为。好在文帝还算个好皇帝，并没有责怪张释之，反倒认为他尽忠职守，是个恪守规矩、刚直不阿的人，于是提拔为中大夫，后来又任命为中郎将，直至当上了汉帝国的廷尉，即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

由张释之的升迁可以看出，公车司马作为专管信访的机构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至少在汉初是受到足够重视的，否则它的工作人员也不可能受到**的青睐。之后，以公车署作为*信访接转机构的制度，一直沿袭到魏晋南北朝，只不过隶属关系有所变化。

如三国魏时，公车署归皇宫警卫司令（卫尉）领导，东晋和南朝宋、梁的公车署，归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门下省领导。总体上看，公车署一直是除行政、司法乃至监察系统以外，君主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的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