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也有农民工 民国城市存在的农民工问题

民国的农民工也有两大特色：第一，大多数人完全丢弃了土地，一旦进城就不再回乡，不但他们自己进城，连老婆孩子也要接到城里去;第二，虽然老婆孩子都跟着进了城，这些农民工却并不在城里买房。

1935年，一个在上海打拼的青年回到江苏宜兴的农村老家，他“看到生长于斯的故乡和童年回忆中的景象大有不同”。

不久，这位署名“企之”的青年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描述故乡所发生的变化。年轻人都出去做工了，村庄变得像坟墓一样死寂。留守在故乡的村民比以前更穷了，以前只是穷得花不起钱，现在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以前乡里有开明绅士修桥铺路，现在没有人再做这些善事，桥没人修了，路没人铺了，乡间的公共设施更加破败了。

很明显，民国的乡村跟今天的乡村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关心乡村事务的人越来越少，乡村生活越来越缺乏生机;不同的地方是，现在的留守农民并不挨饿，而民国的留守农民首先要考虑吃饭问题。

民国时期的农民工跟今天也不一样。

今天的农民工有两大特色：首先，大多数人并没有抛弃土地，农闲时进城务工，农忙时仍然要回去抢种抢收;其次，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城里买房，好让孩子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

民国的农民工也有两大特色：第一，大多数人完全丢弃了土地，一旦进城就不再回乡，不但他们自己进城，连老婆孩子也要接到城里去;第二，虽然老婆孩子都跟着进了城，这些农民工却并不在城里买房。

不买房，他们住哪里呢？住厂里的宿舍，住寺庙的闲房，等条件好一些后，他们会租房，或者自己搭建简易的窝棚，为一家老小打造一个最基本的遮风挡雨的小窝。

日本鬼子侵华之前，曾经派出大量特务在东北与华北的各大城市做秘密调查。调查华北城市人口的特务发现了一个规律：清朝末年时农民只在冬闲和春天青黄不接时进城找活儿干，农活儿一忙还会回去，所以城里的人口一年中会突增突减(春冬暴增，夏秋锐减);到了民国，像天津、北京这些城市的人口就只见增多而不见减少了，为什么呢？因为广大农民工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一去就不回头，拼了老命也要在城里落脚，绝不留恋老家那几亩薄地。

民国的农民工之所以如此义无反顾，主要是因为农村已经没有了活路，兵匪土匪太多，苛捐杂税太多，再加上洋米洋面倾销中国，中国的传统农业已经破产，与其在农村老家慢慢饿死，不如带着妻小在城里混口饭吃。用骆驼祥子的话说：“只要卖力气，这里还有数不清的钱，吃不尽穿不完的万样好东西。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

可是这些在城里找饭吃的农民，无论如何都不敢奢望在城里买房，因为他们务工的收入勉强只够糊口，绝不可能攒下买房的钱。有没有在城里买房的农村人？当然有，可那都是乡下的土财主，而不是身无分文的普通农民工。

说农民工“身无分文”有些夸张，准确的说法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身无余财”。他们跟城里的贫穷市民一样收入低下，辛辛苦苦挣下的工钱勉强只够让家人填饱肚皮，绝不可能攒钱置业。

上世纪30年代，全面抗战打响以前，蒋介石主持的*政校派出几百名青年学员去各大城市调查基层生活，最后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住宅问题的调查报告集，容我抄录几段，与读者诸君共享：

如《南京市之住宅问题》中记载：“南京市劳工阶级大部分居住于草棚之内，即俗称为棚户。”

《汉口市之住宅问题》中有云：“本市棚户建筑12756所，居住17865户，共78150人。这些棚户建筑多用茅草、黄泥、竹子、洋铁皮建造，系各地乡民聚居之所。”

《上海市棚户区之现状》里则说：“上海劳工约百万之众，泰半栖息于棚户，分处中山路、其美路、大木桥、普善路、浦东一带，风雨不蔽，祝融为灾，局促肮脏，瘟疫时发。”

从1912年到1949年，从北京(北平)、上海、天津，到南京、广州、汉口，几乎每一座大城市都有十几万乃至上百万的农民工常年定居，但这些农民工统统不是购房者，他们在垃圾堆旁边搭建窝棚，在火车站前面搭建窝棚，在臭水沟旁边搭建窝棚，结果是每一座大城市里都能看到触目惊心的、一眼望不到边的贫民窟。

所以，民国时期，无论多挑剔的城里人，都不会埋怨“农民进城抬高了房价”，至多只是埋怨“农民的棚屋有碍市容和卫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