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英烈石嘉植 反对冀南军区为救他个人而出兵
石嘉植，1918年3月20日生于陕西省富平县薛镇乡盘石村一户农民家庭。是兄弟姊妹中惟一的一个读书郎，父母双亲对他寄予无限厚望。在县城高小毕业后，石嘉植于1934年秋考入西安省立一中。
从县城来到省城，16岁的石嘉植心胸豁然敞亮：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救亡呼声，那如火如荼的集会、演讲、游行，使石嘉植热血沸腾，他毫不犹豫地投身革命洪流，成为积极分子。
1936年3月，石嘉植作为发起人之一，和同学共捐献38块银元，创办了一种杂志，取名《心声》。在1936年4月1日出版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一篇题为《战争与和平》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剖析了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区别，指出和平必须采取坚决的斗争来取得，一味退缩忍让只能是国破家亡。愤怒抨击*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大声疾呼那些幻想靠和平手段向日本侵略者乞求“和平”、苟且偷生的糊涂人起来进行抗日斗争。他写道：“现在我们国家已到千钧一发、危不堪言的状态。我们甘心做亡国奴吗？要知和平是我们的天性，战争是我们争和平的利器。法国人常说：‘不*毋宁死’，这是一句我们应当切记的格言。争我们的*非我们团结起来努力去干！决不要象奴隶般地顺从！同胞们！要想同列强站在一个水平线上，那就非同我们的仇敌拼命不可！”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热血少年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这年年底，在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热潮的鼓动下，*、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但是，*顽固派并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警察、特务仍然视学生的抗日救亡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为“非法”，进行镇压和迫害。他们把抗日救亡活动高涨的省立一中诬蔑为“土匪一中”，把放了寒假也不回家热情宣传抗日的学生叫做“土匪学生”。石嘉植和同学们毫不示弱，一面继续宣传抗日，一面针锋相对，骂特务、警察是汉奸、卖国贼。1937年1月的一天，石嘉植和同学们在西安西大街演讲时，和特务发生冲突，从对骂到对打，学生人多，把特务痛打了一顿，迅速撤回位于西门里早慈巷的校内。当天夜里，警察和特务拿着“黑名单”闯进学校抓人，石嘉植在睡梦中被吵闹声惊醒，急忙穿上衣服，从学校北墙翻出校外。怀着满腔悲愤，他连夜徒步赶回100多公里外的富平家乡。
不久，石嘉植决定北上，去那真正抗日的地方。他在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一段后，1937年3月初，长途跋涉，来到了梦绕魂牵的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他加入了中国*。
1937年8月下旬，石嘉植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任文化宣传干事。9月底，一二九师全体官兵抱着“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决心，东渡黄河，挺进太行山，开辟抗日根据地。从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2月，一二九师在正太路南侧多次伏击日军，打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歼灭战，消灭日军3000多人，在晋东南站稳了脚跟。在神头岭战斗中，石嘉植初露锋芒。
1938年2月下旬的一天，驻山西潞城的日军第一八师团的一个辎重大队沿公路向北开进，配合敌军九路围攻，夜间在神头岭北麓一个山村宿营。为了摸清这股敌人的实力，团首长命令由文化宣传干事改任情报干事的石嘉植，带一个班进村进行“剖腹侦察”。夜半时分，石嘉植带领战士们摸到村口，见一个日军哨兵正抱着枪来回游动。石嘉植让战士们就地隐蔽，他手握一把刺刀，只身悄悄运动到一个碾盘旁边，蹲伏在黑影里。当那个哨兵刚从碾盘边走过去，他一跃而起，奋力一刀刺穿敌兵的胸背，这个哨兵还未来得及喊一声，就扑倒在地，见了阎王。石嘉植率领战士们进到村中，摸清了卡车、骡马大车的数量。临撤出时，他带领战士扑进村边敌人睡觉的一间草房，用枪托、刺刀对准熟睡的敌军一顿狠刺猛砸，当即消灭十几个日军。一个敌军官伤重未死，摸到手枪开了一枪，被石嘉植跳上炕头又补了几刀。
枪声惊动了大批敌人，村里顿时一片人喊马叫。石嘉植急令战士们穿戴上敌军的大衣、棉帽，背起缴获的枪支弹药撤离。刚跑出村子南头，日军已尾随追来。石嘉植乘敌人不辨真伪之际，命令战士就地卧倒，返身向敌人投出几颗手榴弹，接着又用刚缴获的歪把子轻机枪猛烈射击，把敌人打倒一片。在团部派出的一个连兵力的接应掩护下，石嘉植带着一个班无一伤亡撤回驻地。战斗结束后，冀南军区授予石嘉植“威震敌胆”奖状，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还特意让石嘉植等穿着缴获的日本军服，拿着缴获的枪支照了一张照片。全国解放后，这张照片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并收入了画册。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了有效地牵制敌人兵力，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一二九师召开了石拐会议，决定全师派出41个连队分散到各地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石嘉植跟随陈再道、刘志坚率领的东进纵队开辟冀南平原的游击战争，担任了冀南军区敌工部行动科科长。
行动科主要担负对付日军、伪军、汉奸的策反工作，铲除罪大恶极的铁杆汉奸，并管理教育日军战俘。在石嘉植的努力下，被冀南军区俘虏的日军士兵有不少参加了觉醒同盟和反战同盟，成为与中国人民并肩抗日的战友。几十年后，这些白发苍苍的日本朋友还多次在回忆录中提到石嘉植的名字。
1940年冬天，冀南军区为了冲破敌军*，打通和冀中的通道，分化瓦解伪军并及时掌握敌军动态，决定成立一支以德州到石家庄铁路沿线为活动重点的地下武装，命名为“德石敌工队”，任命石嘉植为队长。
石嘉植通过地方党组织的关系，首先和在景县龙华火车站当工人的地下党员张芝涛接上头，以张的“内弟”的名份在他家落脚，很快学会了本地话，办理了“良民证”，接着以作“收购纱线”生意为掩护，走村串乡，开展活动，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吸收申月川、于青藐、丁庆文、岳立章等十几名爱国青年，正式成立了德石敌工队。
石嘉植领着敌工队员，在两年多时间里，活动于景县、衡水、枣强、德州一带，进行了大小几十次活动和战斗。杀鬼子，除汉奸，窃情报，烧军火，扰得日伪军坐卧不宁。
1941年初春的一天深夜，在火车站做工的敌工队员岳立章报告了一个紧急情况：凌晨两点，将有一列军车由衡水开往青兰。石嘉植吃了一惊，急忙叫上张芝涛摸黑飞跑到10多公里外青兰附近的陈加官村，通知驻在那里的县大队转移。县大队前脚刚走，300多名日军组成的快速部队后脚扑来。
事后，石嘉植怀疑汉奸张荣和杨二洪向日军告密。这两个汉奸一方面帮日军大干坏事，一方面又和县大队侦察员拉关系，想脚踩两只船。出事前一天，县大队的侦察员曾让张荣想办法搞子弹，搞到后送往陈加官村，子弹没送来，日军却来了。石嘉植翻了翻汉奸的“生死簿”，见上面记的这两个家伙干的坏事多，好事少，看出他们干坏事是真，干好事是假，决定除掉这两害。他先通过邮政代办所搞到杨二洪家乡的地址，接着导演了一场敌工队和县大队联合演出的“除奸戏”。
这一天，在侦察员多次催促下，汉奸张荣向孙德厢村送来了80发步枪子弹，受到八路军“王连长”的热情欢迎和款待。晚上喝酒吃饭时，“王连长”把口袋里的钱、钢笔等掏出来放到桌上，吩咐再去买点酒肉，接着佯装醉倒，被扶走休息。
被挽留住宿的张荣心存鬼诈，偷偷翻看桌上的杂物，发现其中有一张杨二洪写的信，谈到日军的兵力装备以及准备利用回家机会当面禀报等语，认为是向日军邀功领赏的好机会，惊喜异常，急忙把信藏到腰带里。第二天回去后，交给了日军军曹小田。
果然，没过几天，杨二洪接到敌工队员写来的“母病速归”的信，不知有诈，便以此向小田请假。这一来证实了张荣密报的确凿，小田一怒之下，拔枪把杨二洪打死。
张荣除掉了竞争对手，非常得意，丝毫没想到自己也正顺着石嘉植布置的圈套往死路里钻。
过了一段时间，县大队侦察员让张荣尽快给八路军伤员搞一批西药。张荣应约来到广川后村找八路军医院的“孙主任”要药单。见到了受伤躺在炕上的八路军“营长”、“政委”，约定买到药后直接送到这里。
当晚，驻龙华镇的日军警备队中队长藤野率20名日军、70多名伪军在张荣引导下向八路军伤病员奔袭，没想到刚走到李屯村便遭到八路军独立团的伏击，30余人丧命。汉奸张荣被暴怒的日军乱刀捅死，落了个可耻的下场。
实际上，那些王连长、孙主任、政委、营长都是敌工队员和县大队队员扮演的，只有设伏歼敌的独立团是石嘉植专门请来的。他仿照《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故事，生动地导演了一出智除二奸的好戏。
石嘉植领导下的敌工队对汉奸伪军采取“又拉又打，以拉为主”的策略，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斗争，基本控制住了德石铁路德州到衡水一线的伪军。在这个基础上，他设法认识了德州城里伪满洲国《大北报》代销点的赵百川，帮助把代销点扩大为分销社，赵任社长，张芝涛任记者，石嘉植任记者兼外务主任。他们打着“日中亲善”的旗号，利用“请示”、“审批稿件”的机会，进出驻德州的日军山口旅团司令部，在这个鲁北重镇敌人心脏里，楔了一颗钉子。
1942年3月中旬，石嘉植接到冀南军区敌工部“把情报工作做到敌军前边去”的指示，他召集队员围绕这个中心落实任务。凭着机智和大胆，他决定自己带头去窃取山口司令办公室的文件。
根据石嘉植的细心观察，山口司令办公室的墙角下有一块一尺见方的水泥盖板，从里面伸出一根暖气管子，判断下边有条地沟通到外边，加上曾遭遇山口偶然离开办公室时也不锁柜子的情况，看出它外边虽岗哨森严，内部却比较松懈。关键是搞到文件柜的钥匙。石嘉植把搞钥匙的任务交给了山口司令部特高课的马清新。
马清新是石嘉植做了很多工作争取过来的爱国青年。几天后他就拿来了块按着钥匙印子的红胶泥。石嘉植找小炉匠按钥匙印子做了3把厚薄不同的钥匙。
这天夜里，石嘉植带着和龙、梁臣、张芝涛等5个敌工队员，躲过敌人的岗哨和探照灯，在烧锅炉的吕八哥的接应下，*进入司令部院子里的锅炉房，脱掉棉衣，依次钻进地沟，在黑暗潮湿狭窄的沟道摸黑爬行了几十丈，来到山口办公室的下边。侧耳静听了一会儿，确认上边无人，才用力托起水泥盖板，挪到一边，钻出洞口。石嘉植用钥匙试探着打开了铁锁，把柜门用带来的黑单子布蒙上，钻在里面打开手电，一份份翻看文件，挑出最有用的诸如调动兵力的命令、各据点兵力武器统计、及一份预定在4月29日庆祝日本天皇“寿辰”时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计划揣进怀里，其他的按原样小心翼翼地归置好，然后把柜门锁上。
石嘉植让敌工队员们一个个下到地沟后，用一块毛茸茸的狗皮把地面齐齐拂拭了一遍，确认没有留下痕迹，才最后一个下到沟里，把盖板恢复到原样。
这几份文件对八路军及抗日武装的活动和反“扫荡”斗争极有帮助。石嘉植把它们用一块旧木板钉到一辆马车的下边，让张芝涛的妻子装扮成清明节上坟的模样，送到了30公里外的贾道村情报站。
1943年3月下旬的一天，石嘉植在德州街上碰见了擅自离队的敌工部日语干事谭贵忠。在石嘉植的批评教育下，谭表示愿意回部队。石嘉植正准备回军区汇报请示工作，便和谭一路同行。两人走到景县境内龙华镇附近时，遇到日军宪兵队设卡盘查，由于谭贵忠惊惶失措，引起敌人怀疑，两人同时被捕。
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谭贵忠承认了自己是八路军的逃兵。与此同时，一个受过石嘉植教育后放回的汉奸向日军密报石嘉植的真实身份。日军宪兵队长西泽和高级特务佐藤大喜过望，他们以为抓住了石嘉植，就找到了八路军冀南军区的情报库，所以千方百计要叫石嘉植开口。
石嘉植被钉上脚镣手铐，灌辣椒水，用钉着钉子的木板打，用烧红的枪通条烫，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仍只字未吐。
日军知道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员，一个宁折不弯的硬汉子。于是由硬攻改为软化。他们为石嘉植取掉脚镣手铐，石嘉植抓起木凳把西泽砸倒；他们设宴为石嘉植“压惊”，宴会成了石嘉植宣传抗日的讲坛；他们半夜送来一个花枝招展的姑娘，石嘉植拾起地下的砖头把姑娘赶走。面对石嘉植，敌人黔驴技穷。
得知石嘉植被捕的消息，冀南军区首长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心情非常沉重。经过研究分析，在采取“内线”营救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打算出动一个正规团强攻龙华，救出石嘉植。石嘉植得知情况后，非常不安，立即通过“内线”向情报站送了一张纸条，检讨自己因疏忽大意给抗日斗争带来的损失，坚决反对出兵强攻，以避免造成战友伤亡，同时表示自己要冷静下来，改变策略，最后为抗日再尽一点力量的决心。
石嘉植从“内线”得知，被敌人用作“美人计”的那个姑娘是日军“扫荡”时掠来的农家女子，在宪兵队备受日军的奸污凌辱。另外，在伪军大队部还关押着15名老百姓，于是决定将计就计，接受当伪军大队长的任命，想方设法把他们救出火坑。他向日军要来纸、笔，假称要认真回忆一下，详细把冀南军区和敌工队的情况写出来，同时表示想和那个姑娘成亲，让日军给钱，准备结婚用品。石嘉植把钱交给姑娘时，嘱咐她买鞋、袜、衣料、胭脂、香粉，一定要有去有回。姑娘遵嘱照办，满脸喜气地出出进进。日军以为天下英雄难过美人关，对石嘉植的“投诚”深信不疑，对姑娘的行踪也放松了警惕。
几天后，石嘉植见时机已经成熟。便给姑娘写了一张路条，让她混出城门，去找故城县抗日*。他嘱咐说：“要放大胆，不要怕，万一有鬼子和伪军拦路，你就说我让你结婚前回去告诉爹娘的！”
送走了姑娘，石嘉植心里放下一块石头。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抚着满身的伤痕，感慨万千。他觉得自己为实现少年时代立下的“抛头洒血诚快事，战场白骨艳如花”的誓言而献出生命，是死得其所，是无尚光荣的。
第二天早晨，汉奸队长徐奎占来了，问石嘉植有什么“训示”。石嘉植开口就命令把关押的15名老百姓立即放了。徐奎占吃了一惊，楞着不动。石嘉植写了一张签名放人的纸条扔给他：“我知道这15个人都是良民，是我命令放的，没有你的事！”徐奎占坚持要向西泽报告。石嘉植训斥道：“我正要找太君报告你拐走了我太太呢！”徐奎占以为姑娘睡在床上，把床上隆起的被筒一揭，是个空被筒，一下子吓楞了。石嘉植说：“昨天晚上我太太说你叫她有事，走了后到现在没回来，不是你拐走了是谁？你按我的命令把抓来的人放了，我太太的事我再也不提。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徐奎占苦丧着脸拿着石嘉植的“手令”去放人了。石嘉植叫住他，让他把老百姓放了后，再把队伍集合起来，他要训话。
不一会儿，40多名伪军来到面前。石嘉植庄重沉稳，高声喊道：“弟兄们，同胞们！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说几句心里话、良心话。日本鬼子在咱中国、在咱冀南干了多少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坏事，大家都明明白白。我奉劝你们一句，要做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公，不要做千人戳、万人骂、猪狗不如的铁杆汉奸，为中国人长点骨气，为祖宗八辈积点阴德！”
石嘉植的话犹未尽，佐藤和西泽带着一队日本兵冲了过来，十几把刺刀凶残地向他捅去。满身鲜血的英雄呼喊着抗日口号，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石嘉植就义时，年方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