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轰然崩塌 五万胡兵叛军大破六十万唐军
一、借鸡生蛋的隐患
626年冬，东突厥汗国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天灾，牛羊多死，食粮紧张，部族间的矛盾大幅加剧，薛延陀等数个强大部落趁机群反而出，东突厥汗廷三度出兵镇压，结果连遭惨败，本就剩余不多的实力再遭重创，曾经称霸漠北的强大汗国一时间变得虚弱不堪。唐廷见有机可乘，便落井下石，急急出兵夹击，和薛延陀一起瓜分了东突厥的部众和土地，曾经雄踞北亚的东突厥汗国灭亡。
646年，薛延陀汗国中的回纥部*，与薛延陀部争夺统治族地位，薛延陀陷入大规模的分裂内乱之中。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回纥人轻易便击杀了多弥可汗，薛延陀汗国灭亡。就在回纥人即将接管薛延陀的地盘和部族，乘势崛起之时，大唐及时介入，出动大军前去抢夺胜利果实。此时薛延陀汗国中的各部族正因国中大乱而陷入一盘散沙的困境，无力抗拒唐军，其中一些*依附了唐朝，另一些则投靠了旧同僚回纥。刚刚吞并了大量薛延陀残部的回纥急于整合内部，消化新获得的草场和部民，暂时不愿与唐朝为敌；加之游牧民族只重实利，不务虚名，遂带着麾下众部族向唐称藩，整个漠北都在名义上成为大唐的羁縻区。由于北塞已无强邻，唐帝国的北疆自此获得了三十余年的平静。
尽管漠北诸部大多向唐朝表示了口头上的臣服，但对于漠北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那些强大的部族，唐朝却无法真正掌控。尤其是那些依附于回纥的部族，更是有恃无恐，不将唐朝放在眼中，很多甚至还对唐朝怀有敌意，只是口头上并不撕破脸而已。当然，漠北也有一些部族与唐朝走得较近，其中一些甚至要靠大唐的庇护才能免于被其它部落所吞并，唐朝则对这些部落加以利用，以达成自己在草原的利益。在依附于唐朝的漠北部落中，当年被薛延陀颠覆的东突厥的残部是最为重要的一支，唐朝常常要求其出兵助战，充当自己对外扩张的马前卒。突厥铁骑是精锐之师，战斗力比唐军更高，只是因为人数较少，各部族间又缺乏凝聚力，相互牵制，才不得不奉唐号令，履行藩属国从征的义务。
对于唐朝而言，裹挟大量异族士兵加入自己的阵营，与汉军混编做战，在短期内可以说获得了颇佳的效果。在李世民推行府兵制之后，唐军士兵便由一群农民组成，出征前才临时集结，士卒缺乏训练，彼此间毫无配合，因此唐军的战斗力十分平庸。可在与人数虽少，但战斗力较强的部族军结成军事同盟之后，双方的优势互补，唐军的数量优势和唐帝国在财政、物资上的充足，与部族军的精锐勇悍、擅于骑射、以及强大的远程奔袭能力相结合，联军的战斗力大幅提升，唐朝对外的扩张也因而一度比较顺利。
凭恃着较强的国力、财力和数量众多的人口，大唐迫使羁縻区中的众部族奉自己为盟主，再以宗主国的身份号令诸部族从征，将这些异族部落紧紧绑在自己对外扩张的战车之上。对于与唐合作，奉唐为军事同盟盟主一事，诸部族的态度并不相同。一些较为弱小的部落要依附唐朝才能自保生存，只好唯命是从；一些部族虽能自保，但畏惧大唐，只得违心奉命；一些部族实力较强，但内部不和，一盘散沙，虽然士卒精锐，却相互制衡，亦不敢与唐朝相抗；更有一些部落，虽然实力甚强，但其首领或被唐廷以高官厚爵拉拢，不愿冒险*，或者干脆就是大唐扶持起来的傀儡，仅凭自身威望不足以掌控权力，只好选择与唐朝合作；一些部落则因长期胡、汉共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与汉民形成了融合，无法独善其身……总而言之，为了达到裹挟诸部的目的，唐廷往往软硬兼施，对强大者诱之以利，弱小者迫之以武，再辅以收买部族首领、以互市交换出兵等手段，驱策其为己所用。
在新、旧《唐书》中，常能看到周边藩属、邻国随唐从征的记载，比如薛延陀在639年时就曾主动提出要配合唐军征伐高昌。647年时，王玄策仅以匹马入吐蕃，便拉出一支吐蕃兵和尼泊尔兵攻入印度，大掠而还。在史书中，通常将这些现象解读为大唐国势强盛，周边诸国心怀敬畏，有些主动献媚讨好，有些则是不敢不从，*出兵助攻，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中原史官们自高自大的一面之词。大唐在号召诸国、诸部从征时，以自身武力威慑强迫只是次要手段，大部分部族也根本不会卖唐朝的账，军事同盟之所以能够建立，主要还是因为双方具有共同的实际利益。
当对手实力较弱时，大唐以宗主国的身份纠集众藩属出兵，通过侵略战争进行领土扩张，并与诸藩属一道瓜分其国内的财帛和人丁，以赤裸裸的利益做为联接纽带，保障军事联盟的稳定性，其模式类似于原始人合作进行捕猎。对于这种能够捞取大量好处的机会，诸部族自然欣然从命，薛延陀主动请缨从征西域便是出于此心（李世民断然拒绝了夷男可汗的请战，也是出于现实的利益考量。仅凭既有的力量，联军便足以攻取小小高昌，自然不愿意有人在西域分一杯羹，更担心薛延陀会通过此役而将*范围扩张到西域，进而壮大）。而王玄策之所以能够从屡次痛击大唐的敌国吐蕃那里借到兵，也不是因为什么吐蕃人要讨好唐朝，真实原因其实是吐蕃人也希望趁机攻掠印度，攫取人丁和财帛。最终蕃军和尼泊尔军掳夺了大批奴隶和财物回国，而进攻的主持者唐朝却只得到了印度人的憎恨，得失之间，其实颇为值得玩味。
既然大唐征发诸部的根本手段是以共同获取利益为饵，那就势必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当面对不同的进攻对象时，诸部的意愿常常大有不同。在出征富饶且利于骑兵奔袭的西域（如高昌、龟兹，或是西突厥分裂后的某个部落）时，诸藩属往往积极响应，甚至主动求战；可当出征的对象是贫瘠却又较为顽强的对手时，很多部族就不愿前往。638年时，吐蕃在攻入唐境，烧杀掳掠一番后，安然撤兵回国，李世民却无力报复，反倒不得不送出文成公主，借和亲的手段来加以怀柔，举措十分软弱，其原因之一就是仅靠汉军无力进攻对方，而吐蕃贫瘠、强悍、地形易守难攻，诸部族军多不愿从征，因而无法对其进行武装打击。高句丽的情况与吐蕃差不多，做战顽强又贫瘠少财，路途遥远且天寒地冻，因此诸部都不愿前往，对铁勒诸部的强行征发还引发了大反叛，迫使唐军在第二次远征高句丽的关键时候将北线军队撤回镇压，这也正是第二次征辽无功而返且损兵折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之后，唐帝国在对辽东作战时，可倚赖的藩属就只有辽宁、吉林一带的靺鞨部族军了。
显而易见，大唐所采用的这种“借鸡生蛋”的军事合作模式并不稳定，存有极大的隐患。由于自身的战力不足，唐廷对部族军普遍缺乏威慑，无法自如控制，只能利用各部族间的矛盾加以挑拨分化，或诱之以利。然而以战斗力较弱却数量较多的军队，去控制少量异族精兵做战，出乱子只是时间问题，一时的对外胜利也只不过是稍瞬即逝的沙上楼阁、镜花水月。从本质上看，做为一群缺乏凝聚力的混合军队，在打顺风仗时，往往能在取胜后大肆劫掠的鼓舞下奋勇做战；但一遇到稍强的对手，战局陷入僵持甚至不利状态后，就会迅速土崩瓦解，争先逃窜。这是战争的规律，从古至今临时啸聚起来的流寇们莫不如此，以藩属军为主战力的唐朝联军自然也不能外。大唐从630至660三十年间趁着周边诸国内乱而大幅扩张，却在之后半个多世纪中频频惨败，丧师失地，而且常常出现近乎全军覆没的惨况，这些其实早就因唐军的这种做战模式而注定了。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唐初期的军事扩张皆仰赖对藩属军的成功利用，但这也恰恰成为唐朝之后对外扩张的桎梏。唐帝国有了可依赖的对象，自然就不思进取，不肯再花力气去发展自身汉军的实力，等到众藩属看清大唐的外强中干，自身又羽翼渐丰之后，便拒绝再替大唐卖命，唐帝国在遇到强敌时自然就不能抵挡，这也正是唐朝对高句丽的几次倾国远征都铩羽而归，之后又败于小小新罗之手，在660年之后更饱受吐蕃欺压的原因所在。
更致命的是，当握刀的手缺乏力度以后，很容易就遭到反噬。大唐由威风凛凛四面扩张，突然变得狼狈万分四处挨打，一方面是因为之前的胜利全靠趁周边诸国内乱而投机取巧；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随着府兵制的逐渐崩解，唐朝自身本就平庸的军事力量进一步下降，而诸藩属则渐渐坐大，此消彼长之下，诸藩属渐渐脱离了控制。手中的刀非但不肯再为己所用，反倒砍向了自身，大唐陷入窘迫处境自然半点也不足为奇了。
二、国之将亡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由于唐军战力低弱，远非安禄山麾下胡兵对手，因此接连大败，叛军一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李隆基以名将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前往洛阳抵御叛军。封常清急急拼凑了六万兵马，但比起安史叛军，这些人可谓名符其实的乌合之众，一交手便惨遭铁骑蹂躏，大败；退至葵园又战，大败；退至洛阳上东门再战，大败；叛军攻入东都，与唐军在都亭驿巷战，唐军大败，退守宣仁门；叛军乘胜进攻，唐军又大败。六场大败之后，封常清实在撑不住了，率残部向西落荒而逃。在此役中，唐军的表现极为不佳，堪称是一败如水，据《旧唐书-忠义传》记载：“及兵交之后，（唐军）被铁骑唐突，飞矢如雨，皆魂慑色沮，望贼奔散……”
叛军于755年十二月攻占洛阳，旋即便抵达京师屏障潼关，哥舒翰统二十万唐军出关相抗，结果大败亏输，唐军士卒尸横遍野，掉进黄河淹死的就有几万人，绝望的号哭声惊天动地，最终仅余八千，几乎全军尽没，燕军旋即轻取潼关，大唐名将哥舒翰投敌，安禄山乘胜兵进长安，刚刚惨败的唐军毫无阻挡之能，四散奔逃。眼见大势已去，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带着后宫佳丽和少数亲信重臣偷偷逃往成都。第二天早朝时，眼见龙椅上空空荡荡，文武百官和全城百姓才明白，自己已经被敬爱的君王给抛弃了，于是也纷纷作鸟兽散，京城顿时大乱，五军崩解，秩序荡然无存，京城百姓冲入皇城，焚烧皇宫，劫掠财宝，甚至还有骑驴上殿者，大唐皇家的威严丧失殆尽，景象之凄惶，宛如末世。（“驾发，百姓乱入宫禁，取左藏大盈库物，既而焚之，自旦及午，火势渐盛，亦有乘驴上紫宸、兴庆殿者。”——《旧唐书》卷115）
在逃亡路上，太子李亨策划了马嵬兵变，于756年七月在郭子仪等军头的拥立下强行继位，夺了老爹的皇位。不久后安庆绪杀父而代，燕军发生大规模内讧，史思明率半数兵马自立。本已胆寒的唐肃宗看到如此良机，精神大振，遂封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令其把握机会，乘隙大举反攻。郭子仪统唐军主力进击，虽然时机把握得不错，但由于唐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连内乱正酣，人心惶惶，已然四分五裂的叛军一部都打不过，结果惨败于兴平，士卒死伤枕籍，局面自此更为不利，郭子仪自请贬职三级，最后被降为左仆射。与此同时，大唐的经济命脉江淮地区的局势也同时恶化，之前全靠睢阳（今河南商丘）和南阳两座坚城挡住南下江淮的叛军，得以不让对方切断唐王朝的钱粮来源，但南阳在守了一年多后仍然等不到援军，城中“人相食”，“饿死者相枕藉”，于757年夏陷落，睢阳则于十月陷落。其它方向上，灵昌陷落，太守许叔冀败退彭城；陕郡被叛军攻陷；重镇上党虽然没丢，但守城的梁柱，大将程千里被叛军名将蔡希德俘虏……总而言之，此时的整体形势对唐廷极其不利，大唐已然濒临彻底崩盘的绝境。
三、乞兵回纥
此时长安已然沦陷数年，一个国家的首都是皇权最重要的象征，被逐出首都的唐廷本就颜面扫地，如果不能迅速平定*，让威信进一步下滑，那一旦让各地的节度使们感到*已然式微，产生趁机自立的念头，那大唐的统治很可能会在短期内彻底崩塌。眼见大唐已经走到了亡国边缘，唐军此时的实际统帅，名将郭子仪在确定大唐根本无力剿灭叛军之后，于八月劝说唐肃宗不惜代价乞兵于回纥汗国，借兵平叛。
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为了换取回纥人出兵，唐肃宗许下了一份极高的报酬：“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换言之，在收复长安后，土地和老幼归大唐所有，而城中所有的财物（包括每个百姓家中的私产），都已经被唐廷出让给了回纥人，对方可以恣意劫掠，而城中所有的青年男女也要任由其掳掠回国为奴。
回纥既得重酬，欣然出兵，据《新唐书》卷246记载：“贼皆奚，素畏回纥，既合，惊且嚣。王分精兵与嗣业合击之，守忠等大败，引而东，通儒弃妻子奔陕郡。王师入长安”。《旧唐书-回纥传》则记载：“贼埋精骑于大营东，将袭我军之背。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指回纥驰救之，匹马不归，因收西京。”由于叛军“素畏回纥”，见唐军中竟有回纥人襄助，本就心惊胆寒，加上针对唐军制订的战略部署被回纥人打乱，顿时惊慌失措，联军遂在长安城外大败安庆绪麾下叛军，收复长安。
757年十月十八日壬戊，联军不战而下洛阳。就在大唐军队进入洛阳的时候，那些苦于叛军骚扰，日夜企盼唐军到来的百姓们才惊诧地发现，自己竟然已经被热爱的祖国所出卖。按照大唐与回纥人的协议，此次回纥军可以在以东都洛阳为圆心，半径两百里的区域内进行合法的奸淫掳掠，十余万唐军则对这些暴行视若不见，不闻不问。
那些后来信仰回教的*士兵们并没有放过这个掘地三尺的大好机会，他们怀着对汉人和大唐的鄙夷，在洛阳城中大掠三日。就在回纥人还“意犹未厌”之时，残存的洛阳“父老”们又敛集了罗锦一万匹送入回纥营中，回纥人的暴行这才渐渐停止。由于此次回纥人初入大唐，尚存与唐朝结好之意，因此在施暴时尚有节制，只是如约抢财物，掠青年男女，而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洛阳城中的老迈婴幼大率无恙，被洗劫之后的洛阳也并未彻底残破，这与下一次回纥人再入东京时那惨绝人寰的灾难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四、五万叛军大破六十万唐军
在回纥人（唐军也起到了辅助作用）歼灭了安庆绪部叛军的十几万精锐部队后，大唐的军事压力剧减，而叛军则实力大损，况且叛军兵卒们得知回纥居然出兵援助大唐，无不裂胆，很多中间*，甚至亲叛军的*也开始向唐廷倾斜，大唐在政治和军事上获得了双重优势，形势大为改观。
然而此时回纥人已然归国，唐军集团重又陷入羸弱不堪的状态，叛军遂能够再次逞威。758年九月，郭子仪和契丹族名将李光弼统军二十余万围困安庆绪于邺城，之后唐军兵力又陆续增至六十万，然而此时的唐军都是些乌合之众，以十倍兵力围攻小小邺城四个多月竟不能克，表现异常太过拙劣。郭子仪最后连掘开漳水河堤，迫其改道灌城的办法都用上了，也不知道下游多少百姓因此妙策而遭灾破家，邺城最终水深数尺，又断了粮，唐军却仍不能克。一直拖到759年二月末，史思明统精兵五万援安庆绪，唐军步骑六十万列阵于邺城北部拒之，双方间爆发了大规模的野战。（“三月，壬申，官军步骑六十万陈于安阳河北，思明自将津兵五万敌之”——《资治通鉴》）
唐军此次几乎拼凑了旗下的全部兵力，试图倚多为胜，抵消自己野战能力较差的劣势。然而绵羊再多也不是虎狼的对手，史思明率精骑突入唐军阵列，唐军损失甚大，很快便难以支撑。就在此时，大风突起，更加剧了唐军的溃败，九节度中实际的首领郭子仪（另一个威望与他齐名的是李光弼）见大势已去，便扔下友军，引本部不战而逃。郭子仪所部的朔方军是唐军中最精锐者，本为全军殿后坐镇，他这个主将率先统军溃逃，更是加速了全军崩塌的进程。正在前方激战的军卒见后军已去，立时毫无战志，整个唐军的阵势迅速崩盘，叛军乘势掩杀，唐军士卒尸横满地，兵马折损大半，好不容易敛集来的粮草辎重也尽数丢弃，万匹战马仅余三千，十万甲杖全失，尽为叛军所得，战后“安庆绪收子仪等营中粮，得六七万石”。
在此役中，史思明统五万兵马大破六十万唐军，创下了中国历史上又一幕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战后，郭子仪率部仓惶逃回洛阳，李光弼和其他八位节度使也各率残部溃归本镇。在溃逃路上，大唐败军把威风都宣泄在了老百姓头上，侵掠扰民，无恶不作，地方官吏无法制止，混乱的局势十多天后才结束。（“邓，诸节度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
在大溃败中，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礼所部军纪严明，能够“整勒部伍，全军以归”。其实在当时的唐军将帅中，以契丹人李光弼最为善战，治军也最为严明，他在整个安史之乱中也居功最大，远过名不副实的郭子仪，只不过身为异族，不似郭子仪般被后世中原史官大加吹捧，这才在声名上坠于郭子仪之下罢了。
在《新唐书》中，出于讳言失败、丑化叛军的动机，史官们竭力歪曲此次战败的事实，试图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当激战时突然刮起大风，还说什么因为风大，所以“王师南溃，贼亦走，辎械满野”，可却无法解释，混战于一处的两军同时遇到大风，同时转身而逃，为何叛军在大风过后仍然强大，而唯有唐军分崩溃散，最终被史思明彻底击溃。笔者认为，在河南地界上，风级再大也有限，影响严重的区域决不会太大。唐军六十万人列开阵势，至少也要覆盖数十公里的区域，又有什么大风能选择性地将这六十万甲兵吹散，却独独对叛军网开一面呢？要知道，大风可没有私心，是不会像唐朝史官那样厚此薄彼地。
尽管此战的内情已经被削删得干干净净，但我们仅凭最基本的逻辑和常识，便能够推测出大致的情况。在交战时大风突起，这事儿倒确实有可能发生过，但这最多只是一个溃败的加速器，绝不会是唐军战败的主因，将惨败的责任全都推脱给天气，不过只是史官们为了大唐遮羞，掩饰唐军的战斗力极度低下而作的诿过之词而已。六十万唐军看着吓人，其实不过是些纸老虎，这从其几个月连邺城这种小城都攻不下便可看出。这支由众多心思各异者仓促拼凑而成的庸碌之军，战斗力极低，士气也极差，于是当精锐的叛军铁骑突入阵中后，实与虎入羊群无异。而就在唐军还在苦苦支撑时，大风突起，纪律严整的叛军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很快便能集结起来，再次发动攻势；而对于军纪涣散，本就已被打得焦头烂额、心惊胆战的唐军来说，这场大风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郭子仪的后军率先扔下友军溃逃，各怀异心的各支唐军便纷纷抢着逃命，于是一场彻底的大溃败就此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