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为什么不救*？

西安事变后，*亲送蒋介石回京而被扣，东北军因而失去统帅。在蒋介石的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下，东北军内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迅速激化，致使这支军阀集团发生蜕变。

首先，东北军内部派系纷争的表面化。曾任杨虎城秘书的米暂沉认为：“东北军表面上是统一的，实际上内部是不一致的，既有地域的界限，又有新老和学系的派别。自从*被扣后，东北军内部群龙无首，平时内部的许多矛盾趋于尖锐而表面化。”此论断可谓切中要害。东北军在奉军时期就有元老派与少壮派、陆大与士官派、东北与外省籍等派系之分，这种派系之分一直延续到东北军时期。西安事变后，这种派系之争突出表现为元老派与少壮派之间的对立。

*被扣后，*军大兵压境，内战一触即发。面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元老派与少壮派都激烈主战，这时双方意见一致。但在*致信西安方面主张和平解决后，元老派与少壮派开始出现分歧，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主张先撤兵再谋营救*，少壮派则仍坚持先释放*再考虑从前线撤兵的问题。

1937年1月19日，少壮派向*代表团提出：只要蒋介石不放*，就同南京决一死战，并表示对东北军高级将领主张和平解决十分不满。在元老派方面，他们虽然倾向主和，但亦始终努力争取*的*。

经过几番交涉，蒋介石于1937年1月19日致函杨虎城时明确表示：*回陕是“不可能之要求”。同日，*在致杨虎城的信中亦明确强调：“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是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

但直至1月底，西安方面仍然专注于*的*问题。这时张语气更为严厉地表示：“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

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决策的元老派仍然作最后努力，要求给予*名义，最终迫使蒋表示：“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后，中(蒋介石自称，蒋名中正笔者注)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

但少壮派并不赞同元老派的主和做法，1月29日，东北军40多名高级军官在渭南开会讨论“战和”问题。在少壮派代表应德田的鼓动下，在场的东北军军官形成了以武力争取**的决议。*经磋商后亦决定与张杨同进退。但“渭南决议”与元老派的主张完全相反，并且，这时“三位一体”面临的军事形势已极为不利。

于是，在1月31日有杨虎城、*参加的“三位一体”最高军事会议上，东北军元老派王以哲等仍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则认为“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于是会议作出“先撤兵再营救*”的决定，从而否定了“渭南决议”。这引起了少壮派军官的不满，为了维护他们的主张，他们于2月2日枪杀了王以哲等人，是为“二二事件”。这一事件激起了元老派的复仇情绪。得悉事件后，与王以哲关系密切的缪澄流、刘多荃由渭南前线回师报仇，少壮派*离开西安。派系之争的表面化反映了东北军已经公开分裂。

其次，高级将领的离心。东北军是以*为核心的封建性浓厚的军阀集团，它延续了奉军时期“兵为将有”的私军特点。在东北军内部，每支军队又以其将领为核心形成小集团，因而在其军队中，将领都有着相当的独立性。这是军阀治军理念向下贯彻过程中的自然延伸，俨然在一支军阀集团中存在着诸多的小军阀。因而高级将领们往往以军队作为自己升迁的工具，而抛弃东北军的整体利益。以一五师为例，时人即认为：“他们主要的思想，就是个人的升官发财，此外部落式的封建思想很浓厚，对于三*义无认识，对于政治无坚决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