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百万八路军的武器是从哪里来的？

自产：抗战前五年，军工部仅生产了不足一万支步枪

概括而言，抗战期间，*部队武器的主要来源有四：自产、缴获、收编与拨付。至于何者所占比例最高，目前尚无法判断。

这四种来源中，数据统计较为确切的是自产，但因其大小兵工厂繁多——八路军总部设有军工部，各部队、各根据地也大都设有兵工厂，如120师在1942年有7个兵工厂，太行区有兵工厂4个，晋察冀边区有兵工厂12个——要统计出所有兵工厂在抗战期间的武器生产数量，存在极大的困难。不过，从部分的统计数据中，仍不难管窥当时*部队的整体武器自产能力。

军工部所直辖的兵工厂，是八路军最大的武器自产基地。据其年度总结报告，1940年全年，军工部共生产步枪3360支，另有手榴弹7.4万余枚，子弹12万余颗，燃烧弹200个，地雷95个。1941年，因为日军的扫荡，生产能力骤降，全年只生产步枪1736支，另有炮800门，子弹41万颗，炸弹6万枚，刺刀1.2万把，炮弹4万发，地雷2358颗。1943年，全年共生产步枪400支，掷弹筒350支，屈枪1432支，掷弹筒弹4883个，迫击炮弹4253个，子弹68万余颗，手榴弹4万余颗。

另据刘鼎的统计，截至1943年7月，军工部的生产成绩如下：“五年来，数量上：近万数的步枪和掷弹筒，足够十万发炮弹、几十万发地雷和炸弹，将近百万发步枪子弹和很多匹马力的机器。……质量上：a、步枪、迫击炮弹、无烟药和炸药一般的可与现代大工厂出品一样。B、掷弹筒及掷弹筒弹、步枪子弹经过最后的改进，能够为我们所用。C、其他如手榴弹、地雷和机器等，还是很勉强的。”

主力部队的生产能力，以120师为例——1940年5月，贺龙等人曾向*等人报告，乐观预计，120师的兵工厂，“有材料月可出步枪二百支”，手榴弹厂“两个月后每月可出三千颗”。但实际上，整个1941年，120师的所有兵工厂，只生产了10挺轻机枪，292支步枪，31483颗手榴弹。根据地的生产能力，以晋察冀边区为例——截止1942年2月，共生产步枪1056支，手枪186支，手榴弹308157颗，步枪弹594997颗。

根据上述数据，不难揣度：整个抗战八年，*部队的自产武器，就步枪及掷弹筒而言，至多不过数万支，显然远不足以满足其军队迅速扩大的需要——1944年6月22日，朱德、叶剑英等曾在延安对中外记者披露，*主力部队（不包括地方武装及群众武装）已有四十七万四千人 。

缴获：“ 与日寇作战，弹药消耗很大，而缴获则较少”

自产如此，那么缴获又如何呢？虽然流行的说法是“这个时期是以缴获敌人的武器为主”，但至少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延安高层并没有这样的设想。1937年10月22日，*等人代表*军委，致电*、朱德、*等人，要求“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时，所指示的“主要方法”，不是缴获，而是“自己造枪。”

直至1941年，*军委仍在给各根据地的指示中，一再反复强调对日作战，消耗与缴获的不成比例：“ 在与日寇战斗中，枪械弹药之缴获较少 ，而*不会再发弹药”，“敌后抗战的武器补充日益困难：*已两年未发一颗子弹，将来发给的可能也很少； 与日寇作战，弹药消耗很大，而缴获则较少，这与国内战争大不相同 ”，要求各根据地重视兵工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军委据此指示：“兵工建设应以弹药为主，枪械为副”，要集中力量“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并警告各主力部队及各根据地：“假若……集中力量于制造步枪、机枪、炮等进步武器，则将来一定会吃大亏的。”

至于在对日作战过程中，*部队的缴获与损失的总体数据，迄今未见统计材料。不过，也有一些具体的战报可供参考。譬如，“太岳纵队”曾参加百团大战之“榆辽战役”，其战报显示，此役，该纵队共缴获敌军步枪21支，迫击炮1门，八音手枪1支，步马枪子弹1240颗；共损失步枪45支，手枪1支，驳壳枪1支，消耗步马枪弹21236颗，驳壳弹1130颗，轻机枪弹14971颗，重机枪弹6727颗，手枪弹1002颗，迫击炮弹58颗。损失的枪支，是缴获的两倍，而损失的弹药，则是缴获的30余倍。

然而，另外一些数据显示，八年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在武器弹药的缴获方面，似乎确实相当可观。譬如，有统计称，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八年间，八路军共缴获步骑手枪20.7万余支，炮955门，机枪1106挺，炮弹1.68万发，步枪手榴弹369.77万余颗。⑦如果承认该数据具有一定的客观性，那么，这些缴获，很可能更多地是来自于对伪军的打击，以及与*“顽军”的摩擦。

此外，前引*军委的指示，反对集中力量制造步枪、机枪、炮等武器，相反，要求各根据地和主力部队的兵工建设，以翻造子弹、生产手榴弹为主要工作。何以如此？129师的一份抗战前四年战斗损耗比较统计表，部分提供了答案。据该统计表：在枪支方面，自1937年至1940年，缴获与损失比，依次是：3/1、8/1、5/1、1/1（强）。而在弹药方面，其缴获与损失比，则依次是：1/3、4/1、1/8、1/4。除1940年因日军扫荡而而导致枪支缴获与损失入不敷出外，其余三年，枪支的缴获，一直远大于损失；而弹药则恰恰相反，除1938年外，其余年份，弹药的缴获，远远跟不上消耗。这大约也正是*军委在1941年前后，要求各兵工厂将主要精力用于翻造子弹的缘故之一。

收编：山西新军起义，一次性带来“好枪约二万五千支”

在抗战初期，收编曾一度是八路军扩军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其相当重要的武器来源。最初是收编民间武装，如在冀鲁豫边区，“首先争取与动员有武装的农民或土匪，改变为脱离生产不脱离地方的游击队。……此种发展方式，尚带勉强性质，所以发展容易巩固难。不过由于他们来时带枪，洗刷或逃亡时‘人走枪在’，‘退人不退枪’，于我武器扩大无损失。”再如“平西抗日游击队”，最初乃是青年党人赵侗所领导，地下党组织打进去后，“党员和青年学生基本上抓住营连两级 ”，最终使得赵侗不得不放弃前往太原投靠国军的念头，而将部队带至八路军根据地进行改编。

不过，民间武装及枪支终究有限。八路军所收编的最大一笔枪支，是在1940年，来自阎锡山所部“新军”——据徐永昌日记，“黄树芬来（山西省党委），述牺盟会此次叛变，去精锐部队约三四万，好枪约二万五千支。” 当时，“八路军自言有官兵二十二万、枪九万五千支、轻重机枪一千五百挺、山炮三十六门（山西造）、平射及迫击炮一百五十门。” 这两万多支枪，所占的比重和重要性，可见一斑。

所谓拨付，指国民*的发给；1938年曾由*拨发了120挺轻机枪和6门机关炮；其余枪支弹药，主要由阎锡山所主持的第二战区拨发，具体数目不详，但不会超出国民*规定的八路军员额；余者，如军费、军衣裤、军帽等用品，1937-1940年间，也都是按既定员额发放，显然不能满足迅速扩军的需要。

傅作义的部队当时与八路军关系密切，有“七路半”的绰号。但傅是否被收买，目前并无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唯国民*的情报部门报告，曾发现苏俄通过蒙古边境“用汽车密送物资至延安”；苏联红军驾驶员依·戈·明卡也回忆称：“1939年或者是1940年，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们接受了运送武器到内蒙的任务。这些武器是送给中国红军的，有机关枪、步枪、子弹、手榴弹以及飞机油。”略言之，零星的档案资料显示，这种秘密的武器弹药援助，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至于其具体数量及流向，则迄今仍是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