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错误犯两次 两宋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

两宋灭亡的契机，从表面上看，有极为相似之处。北宋之亡，起源于北宋*念念不忘收复燕云十六州，于是趁着辽国衰落，与新兴的金国结为同盟，共同灭金。怎料想前门驱狼，后门进虎。金国在占据了辽国故地后大举南下，俘虏了徽钦二帝，占据了中原地区。而一百年后，蒙古在金国背后兴起，南宋*竟然再一次与蒙古结盟，共同灭金。此后凡四十年间，兵连祸结，最后在蒙古强大的军事打击下，南宋终于灭亡。

有道是：“聪明的人不犯两次同样的错误。”从这个标准来看，宋朝君臣显然不很聪明。于是有论者说两宋实在过于执著于收复失地，而看不清真正的战略利益所在，如果当时不是联金联蒙，而是援辽援金，则宋祚自可保存。

在下以为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却并不全面。

两宋的灭亡，虽然看似相同，但也只是表象而已，其实还是大不一样的。

不错，北宋的确念念不忘燕云十六州，南宋的确念念不忘北方故土。但是其败亡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不能与夙敌够捐弃前嫌，共御外侮，而是对自己的实力估计错误，再加上不敢发动群众，不敢主动出击所致。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相当奇特的王朝。一方面，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比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她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对外懦弱无能的王朝。北宋自太祖以下就实行强干弱枝抑制武将的政策。直接后果就是将不知兵，兵不能战。空养着百万大军到了打仗的时候却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宋朝不得不采取花钱买和平的方针，对辽夏金输送岁币乞求平安。

这种状况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汉人的朝廷一向以“天下共主”自居。只有万方来朝，哪有向蛮夷进贡的道理。就算是大分裂的南北朝，大家也是两面分治，没有谁向谁交保护费的问题。然而事实又是这样的无情，对于北方的蛮夷来说，宋的地位只不过比藩属高一点。这对于宋朝的君主来说，自然是极大的讽刺。所以到了辽、金穷途末路的时候，宋朝的任务不单是收复失地，更重要的是要恢复中华上国的地位。两次都做出同样的选择也就可以理解了。

然而要与强者合作，自身也必须要有强者的实力。北宋末年，文恬武嬉。朝廷养着的禁军竟然连马都不能骑。本来攻击被金军打得无还手之力的辽军不过是个摘桃子的行动。不料北宋军队竟然连摘个桃子都会被打得头破血流，要靠金军来给他们擦屁股。这自然会引起金国的鄙视，进一步引起金国的侵略之心。

要说北宋军队完全没有战斗力也是不对的。宋人不擅野战，却擅长守城。金军的南下行动一开始并不顺利，很快就顿兵于开封的坚城之下。如果不是到最后宋朝君臣脑子发昏，竟然让神棍郭京搞什么“六丁六甲”，自动放弃开封的城防，则金人也未必就有那么容易得手。如果开封久攻不下，那么最差也就是另一次澶渊之盟的局面。

从这一点来看，辽国的灭亡并不直接导致北宋的灭亡。而以北宋军队的野战能力援辽抗金，恐怕不但帮不了辽国，反而会拖辽国的后腿。这可以比照意大利军队在二战中的表现。意军的战斗力低下，每每都要拖德军后腿。在北非和巴尔干的失败都要靠德军擦屁股。而意军在巴尔干的失败打乱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整个部署，让德军不能按原计划在冬天来到之间结束战斗。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北宋君臣其实不但不知彼，对自己的实力其实也毫无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最符合北宋利益的战略不是联金灭辽，而是闭关自守，积聚实力。在自身没有实力的情况下贸然攻击辽国，而事后又不做补救，把国运寄托在象郭京这样的骗子身上，自然是自取灭亡。

南宋的情况则大为不同。首先，北宋所念念不忘的燕云虽然是耻辱，但是和二帝被虏，丧失半壁河山相比，自有天壤之别。可以说，只要金国和南宋存在一天，这个矛盾就没有调和的可能性。南宋可以暂时性的和金国讲和，但一旦有机会消灭金国，南宋当然不会放走任何机会。

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其实大大超过北宋军队。北宋军队经过宋太祖以降的一系列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政策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南宋军队的班底却主要来自南渡之初中兴诸将自行招募的私人军队。宋高宗的整编固然是为了削平军中主将的*，防止武将夺权，但是面对咄咄逼人的金国，南宋事实上不可能实行北宋式的文官领军政策。南宋的军队更加接近明朝实行的监军制度。虽然仍然是叠床架屋的领导，但是比让完全不知兵的文人如韩琦，或靠拍马的太监如童贯领兵还是要有战斗力的多。

从统治阶层来说，南宋的当国者比北宋的要有进取心的多。宋高宗虽然在后期实行削弱武将兵权的行动，并签订《绍兴和议》，但是在前期还是主动进攻的。而宋高宗以下，主战派一直都是国家的主流。开禧北伐虽然失败，却也反映了南宋并不甘心作金国附庸的心态。

那么，南宋的问题在哪里呢？

南宋的第一个问题出在消极防御上。南宋对北方的防线主要沿淮海，湖广，至川陕一线分兵防守。这是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则是以长江为依托，沿江布防。第三道则是沿五岭。这三道防线中的第一道一直是主战场。一旦这道防线被人突破，就退守第二道防线。如果第二道防线也被突破，这时候，皇帝一般就要逃到海上去避一避风头了。第三道防线的作用不大，如果不学郑成功收复*，就只好在崖山等着别人来收拾了。

头两道防线都被金人突破过。1129年10月，金军在完颜宗弼(即俗称的金兀术)率领下长驱直入，攻入江浙。宋高宗对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先从杭州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再从明州逃到海上。幸亏金军海军不行，才让高宗勉强保住了老命。

不过金军的这次行动属于孤军深入，江南各地到处爆发了汉人的反抗。宗弼见再待下去就要“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于是在大肆掳掠5个多月之后北返。在北返途中遭到韩世忠的阻击，损失不小。此后，金军最多也就突击到第二条防线为止。

这个防御体系，在后来对蒙古的战争中也相当行之有效。不但抵抗了蒙古近四十年，而且还让蒙哥汗丧命在钓鱼城下。

从表面上来看，南宋的这个防御体系似乎是完美的。可是，这样的一个体系恰恰是导致南宋最终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任何一个防御体系的最终目标都不应该是为了防御而防御，而应当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存自己，壮大实力，为将来的反攻作准备。

但是通观南宋的整个战史，只好说是消极防御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占了上风。而消极防御，对于防守一方来说是最消耗实力的。举例来说，“端平入洛”事件之后，窝阔台派去对付南宋的主将是皇子阔出和阔端。1235年，两人分统东、西两路军侵入宋境。从1235年至1241年，双方在江淮和四川反复拉锯，各有胜负。南宋军队的战斗力虽然不强，但是面对的也不是蒙古的主力。经常上演的情况是蒙古进攻，宋军退避以空间换时间。虽然初期连失州县，但是蒙古兵力不足，往往不能固守，只好抄掠之后退兵，于是宋军尾随收复已成一片废墟的失地。蒙古的主要目的是削弱宋朝的长期作战能力，因此所过之处杀的鸡犬不留。例如1239年秋，蒙古大将达海入蜀，进攻东川地区，击溃扼守万州的宋军，顺流而下攻破夔州(奉节)，径趋三峡。南宋急调长江中、下游军队至上游抵抗，达海撤军。1241年秋，达海又率军攻蜀，进至成都，宋守将开城降，四川制置使陈隆之被俘。蒙古军取成都后，四出抄掠，连破西川地区二十余城，“搜杀不遗，僵尸遍野”。这种*政策使得南宋军民对其恨之入骨，各地抵抗非常坚决。蒙古在正面战场上虽然始终不能有大的突破，却把南宋的几个防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绞肉机”，大量消耗了南宋的人力物力，迫使南宋顾此失彼，疲于奔命。

在这种情况下，南宋完全没有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自然到最后会输掉战争。这在近代也是有翻版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也是一天到晚演出这类以空间换时间的闹剧。如果不是*开辟敌后根据地，南京*变为第二个南宋的可能性也是不小的。

平心而论，南宋虽然撕毁盟约，但是撕毁盟约的时间却是恰到好处。战争虽然打响，蒙古在前期并没有把攻宋作为主要战略。蒙古当时的战略重点仍然在西方。对于宋朝，在挫败了南宋的三路大军后，蒙古只是留下牵制性的兵力在宋蒙边境骚扰，主力则继续专注于在中亚和欧洲的经营。当时花剌子模虽然已经被攻破，甚至札兰丁已经于1231年被杀之后，波斯地区仍然动荡不安。蒙古花了近20年时间才将其初步平定。在这种情况下，窝阔台决定组织再一次西征，征讨钦察、斡罗思等国，命各支宗室出长子统率军队，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也派长子从征。出征军由术赤的儿子拔都担任统帅，以速不台为主将。出征的军队总数十多万人。这次远征直打到匈牙利京城佩斯城下，仅仅由于窝阔台于1241年冬天死去，远征诸将忙着回蒙古争夺汗位，远征行动才停止。

其实在整个宋蒙交战的四十多年里，宋朝一直都有机会反击。而蒙古也一直都专注于北方事务，除了西征，后来又有争夺汗位的内战，以及第一次讨伐日本的失败。而每一次，南宋都错失良机。

蒙古后来搞了个大迂回战略。这个策略套一句某个臭名昭著的公式就是“欲征服南宋必先征服大理，欲征服大理必先征服吐蕃”。当然，蒙古并没有一个成文的计划。这个策略的实施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240年至1252年。攻宋的统帅阔端被分封到凉州(今甘肃，青海的一部分)。由他主持的对*的征服。第二阶段则是1252年到1257年由忽必烈主持的对大理和交趾的征服。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

这个策略，其实南宋也是可以搞的。南宋其时尽有荆川两淮，完全具备实行诸葛亮的《隆中对》的地理条件。由于南宋在四川秦岭一带的防守严密，元军不得不经营*绕路。但是反过来，如果南宋从四川出兵攻取西北相对要容易的多。而从南宋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攻金还是攻元，最佳的出兵路线并不是陆上，而是海上。南宋的海军强大。曾经有把金军舰队堵在港里包饺子的纪录。然而南宋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派遣陆军乘船在渤海湾或辽东登陆，抄金国或蒙元老巢的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南宋只知道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端平入洛”之后就成了缩头乌龟，再也不敢主动进攻，只好说南宋无人了。

南宋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不敢发动群众。不论是对金还是对蒙，南宋在敌后都不缺乏自发反抗的义军。但是南宋是怎样对待这些义军的呢？在表面上，南宋自然做出一副高姿态，招徕各地的义军。但实际上一旦义军来归，则必然不是束之高阁，就是投闲置散，甚至还有必置于死地而后快的。

例如辛弃疾二十一岁参加耿京领导的抗金起义军，任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表南归，高宗召见，授承务郎，转江阴签判，他不顾官职低微，进《九议》、《美芹十论》等奏疏，具体分析南北政治军事形势，提出加强实力、适时进兵、恢复中原、统一中国的大计，却均未被采纳。此后，担任司农寺主簿，知滁州、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湖北转运副使、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等等，最后被诬落职，一直投闲置散，先后在信州上饶、铅山两地闲居近二十年。直到晚年才被起用任知绍兴府兼浙江安抚使、知镇江府。在镇江任上，他特别重视伐金的准备工作，但为权相韩侂胄所忌落职。一生抱负未得伸展，终因忧愤而卒。

再如山东的红袄军本是抗金的义军。被南宋收编之后却处处受到猜忌。首领李全在前线作战生死未明，后方却在计议如何杀害其一家老小，最后把李全的妻子杨妙真逼反。跟着李全一起投降了蒙古。本来还属于拉锯地区的山东就此逐步倒向蒙古一边。

象辛弃疾、李全、杨妙真本该是南宋收复故土的先锋，最后却都为南宋所忌所害，这种情况下，天下热血志士岂不齿冷？谁还要给南宋卖命？

这种情况，在后来的历次抗击外族入侵中也是表露无遗。例如在抗日战争中，*并不是不抗日。而是抗日的方法不对头。例如太原失陷后阎锡山曾经表示坚决不退出山西，誓言与山西共存亡。但是这种气节写在纸面上固然很漂亮，但是一旦群众组织起来也要与山西共存亡时，阎锡山就不得不考虑这些群众组织是否会动摇他的统治了。最保险的方法当然是解散群众组织。但是这样也就势必打击了群众的抗日热情，甚至把自己和群众敌对起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历次外族入侵中，外族的人数极少却能够取得极大成功的原因之一。而每次能够在危急关头成功抗击外族的英雄如岳飞等等都是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支持的结果。但是如岳飞这种深得民心的人物也恰恰是皇帝的忌讳。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扮演的正是皇帝和岳飞的角色。

即没有正确的战略，又只知道消极防守，还不敢发动群众，对群众抗击敌寇的热情恨之入骨，怕的要死，这样的一个南宋*不管是联金还是联蒙最后都是要灭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