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酷吏张汤：将法律当成整治他人的工具

公元前二世纪的某一天，在西汉都城长安，一个男孩连同他正在做的一场游戏，被历史永远地记录下来。男孩的游戏是审理一起盗窃案，一只被拴住的老鼠是贼，一块被撕咬过的干肉是赃证。按照汉代堂审规则，经过一番起诉、具书保证、讯问、笔录、宣读和判决等复杂程序，并使用了那时特有的酷刑逼供，最终人证物证俱全，判处鼠贼磔刑(分尸)立即执行。这个男孩就是童年张汤，因家里丢失干肉挨了父亲的打，于是“掘窟得盗鼠及余肉”，为自己申冤报仇。这份沾满老鼠鲜血的“判决书”随后“上报”，他的身为长安丞的父亲“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在“大惊”之余，竟“遂使书狱”，让他书写决狱文书以示奖掖。

转眼到了公元前130年(元光五年)，汉武帝后宫暴发陈皇后巫蛊案，“上遂穷治之”。此案承办人正是张汤，此时他已身为御史，奉武帝钦命查案。最终，陈皇后以“惑于巫蛊，不可以承天命”被罢退长门宫;帮陈皇后“祠祭祝诅” 蛊害卫夫人的女子楚服等人，以“大逆无道”被枭首于市。张汤还拿出儿时掘穴得鼠和虐刑逼讯的“酷”劲，“深竟党与”，此案有罪和株连者共计三百余人被杀，一时血流成河。与童年那次游戏相比，这次同样沾满鲜血的战果，为他博来的则是帝王的青睐：“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

从当年一介“酷少”，成长为一代酷吏，张汤的一生仿佛注定要“冷酷到底”。而身逢铁血时代，相伴强悍的武帝，又使张汤备受重用，步步高升：

巫蛊案后，张汤受命与中大夫赵禹共同修订法律，“论定诸律令。”赵禹也是武帝时代著名酷吏之一，两“酷”相加，二人合作相当愉快。按照武帝意欲从严律治、“务在深文”的立法原则，他们搜检汉兴以来几十年废弃不用的秦代苛法，“发扬光大”，还制定《沈命法》和《见知故纵法》，规定“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以及“见知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而所盗临部主有罪并连坐也”，从而加重对地方官员的督责。两位酷吏都被武帝加官晋爵：“赵禹迁为中尉，徙为少府，而张汤为廷尉。”他们的“成果”，却是导致此后一系列恶法的出台，“用法益刻，盖自此始。”

西汉元狩年间，接连出现了淮南王、衡山王和江都王*的政治事件。时已位列九卿、掌管全国刑狱的廷尉张汤，更是大显身手，对这三起大案每案“皆穷根本”，三王家族近戚、左右官属有罪无罪都被株连，大量无辜的人被杀。其中仅淮南王刘安谋反一案被杀者就有数千人之众。刘安的谋士伍被多次不赞成谋反，以吴楚之乱教训劝谏刘安，并在最后关头告发刘安，已获得武帝原谅，却终因张汤的一句话被杀。朝臣严助长于辞赋深得武帝欣赏，只因与爱好风雅的刘安有文墨之交，也被张汤以“交私诸侯”、“弗诛，后不可治”为由处死。踏着这条鲜血染成的“红地毯”，张汤最终登上御史大夫高位，列次朝堂三公。

酷吏打的都是冠冕堂皇的旗号，但在张汤苛急酷烈的从政形象后面，却也有巧佞的心机和媚上的嘴脸。据《史记·酷吏列传》载，在武帝继位前，刚刚出道在长安当地方官的张汤，看准了太子的两位娘舅：田蚡和田胜。当时田胜在长安落难，“汤倾身为之”。武帝继位，田氏外戚封侯，周阳侯田胜因感恩而“大与汤交，遍见汤贵人”，使张汤得以由一名刀笔小吏进入上流社会视野。其后，田胜又与他的哥哥武安侯田蚡联手，征调张汤入朝，“补御史，使案”，才有了他在“巫蛊案”中的表现机会。借此案一举成名后，为获得更多表现机会，张汤便经常以一些疑难案件“上请”。在皇上面前，他为自己巧妙设计了一副奇特的憨相：皇上批评他，他就说“我真蠢！其实属下某某早就劝告过我。”皇上表扬他，他也说：“多亏听了某某的主张，这都归功于他们！”武帝觉得这人还挺实诚、蛮可爱。

张汤攀着法律职业之路迅速蹿升，但与其儿时一脉相承之处则在于，法律仍是他手中儿戏。很快，他又发明了几种新的玩法——

玩法之一：玩“AB剧”。张汤在自己的手下，布置了一严一宽的A、B两套监史班子。每请示一案，看皇上的意图：“上意所欲罪”，就交给A班办案，其结果自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上意所欲释”，就交给B班办理，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玩法之二：扮御前“鹰犬”。汉武帝大举兴兵伐匈奴，又兼各地灾荒，国中财用紧张，便采取收回造币权大量造币，征收盐铁税等政策充实国库。张汤积极配合有关诏令立法出台，对于官家与民争利引发的民变骚动，一律“痛绳以罪”，为苛政“保驾护航”。

玩法之三：发明“春秋决狱”。武帝一朝一改汉初至文景二帝奉行的道家理念，转而独尊儒术，张汤对此极力逢迎。他招请儒生介入办案，用《尚书》、《春秋》经义牵强附会，使法律标准更加混乱，裁量更加随意，法制史上“论心定罪”恶潮从此蔓延。

张汤倚仗皇威弄权渎法，害了很多人，自己的仕途也终于四面楚歌，危机爆发：

张汤表面道貌岸然，却早在作长安小吏时就搞“权力寻租”，与富商田甲、鱼翁叔等“交私”。张汤成为皇帝身边重臣后，又将一些重要经济情报私告商人田信，田信“居物致富，与汤分之”。后因张汤意欲弹劾丞相青翟，此事遂被相府内朱买臣、王朝、边通“三长史”揭出。武帝曾就此当面盘问张汤，被他以巧言骗过;

张汤阁僚中有个叫李文的御史中丞，因夙有旧隙，时常与张汤作对。张汤就串通一个叫鲁谒居的属吏捏造罪名，制造冤案，最终“做”掉了这个死对头。武帝当时就对这起冤案有疑，被张汤用假话混过。后来张汤因盐铁税案排挤赵王，引起赵王反扑，又将此事告发。在较多证据面前，张汤又拒不承认。武帝联想起博士狄山曾当朝大骂张汤是“诈忠”，料定自己到底是被这个信任已久的“忠臣”给骗了，一怒将其下狱。不久，张汤就在狱中自杀。

《史记·酷吏列传》载：“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又说，张汤的老母坚持认为张汤是“被污恶言而死”，死得冤，不愿对他厚葬。武帝感叹“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于是杀了揭发张汤的“三长吏”，并重用了张汤的儿子张安世。但有人据此认为张汤生前廉洁，死得冤枉，又未免证据不足：张汤弄法一世，在处理罪赃上不会没有一两手反侦查手段;何况他还面临徇私枉法等多罪指证，自己也认为申辩无望了。至于其身后所蒙种种厚待，只能算作武帝对这位鹰犬爱臣的“君臣情谊”吧。

两千多年后，张汤墓在西北政法大学基建工地出土，这样的“巧合”，冥冥中似有深长意味。这个以断案儿戏“入门”，又终生以法律为儿戏的汉代首席大法官，应被世代法律人引为永远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