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让人脊背发凉的细节 促成了明朝灭亡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王嘉胤、杨六等人在陕西府谷县首举义旗，标志着中华民族又一次跌进了乱世轮回的怪圈，此后数年群雄逐鹿，风云际会，大旱、瘟疫、杀戮也随之降临到风诡云橘的中原大地。许多人会为小冰河时期的大旱、大疫而报以同情，也会为了明廷坚持两线作战而迷惑不解，更会为了朝堂之上的“党争”而愤恨埋怨，最后君王死于*，也只能报以惋惜。

“风起于青萍之末，”起于细枝末节的迹象最难为人察觉，许多问题早在朱元璋那里既表露于外，到明中叶时已深髓于里，这些为明*增添困扰却不致命的问题在星火燎原时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方说：

第一 .*管控的无力。

众所周知，明朝税率极低，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估算，有明一代田赋维持在5.5%——12%之间，但*管控的无力导致了连这点钱也收不上来。早在宣德年间，长三角地区的土地所有者便对*行使的税收政策表达不满，倘若邻家因某些缘由拒绝缴纳，那自己也可以借故拖欠，再待新皇登基或是皇子降生等吉事，便可以大赦天下，减免赋税了。至1430年，仅苏州一府拖欠的赋税总额就相当其三年的赋税总额。明朝后期，*管控的无力已经到了瘫痪的境地，1632年，全国税区有四分之一的县拖欠税款在50%以上，其中134县，无任何税收。

《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中写到，*实行“税收折银”政策后，缴纳赋税时，农民不得不以较低价卖粮食获得白银。如万历四年(1576年)，山东汶上县税收时小麦由原来的每石0.52两下降到0.37两，大麦由原先的每石0.4两下降到0.25两，纳税期一过，粮价恢复到原先水平，商人再将收购的粮食以市场价卖出，获利应在40%左右。

在土地与人口方面，明*坚持“税收定额”制度，既地方*将本地的人口、土地与赋税定格在一个当时合理的区间内，此后不再变更。若干年后，上级会因人口增加而要求重新制定纳税额，索性地方*也不在报备增加的人口、耕地。明后期土地兼并严重，那些增加的人口失去了耕地就会成为流民，届时，*将彻底失去对他们的管控。

明末社会最突出、严重的问题莫过于土地兼并，皇室、贵族大量侵占民田，皇帝代头建立黄庄，与民争利，诸贵族、官僚也不甘落后，通过钦赐、请乞、占夺和价买攫取土地。与此同时，旱、蝗、鼠疫交相出现，崇祯初年北直隶有口1095万，末年仅有口730万，崇祯三年山西有口1024万，末年有口620万……幸存下来的灾民夹缝求存，初时三五成群，后期成百上千人聚结一起，成为流民。

第二.交通阻碍。

漕运一直作为帝国的生命线而存在的，连接着帝国都城与赋税占有一半的两江地区。明代黄河改道频繁，平均约七个月一次决口，无奈之下，为避开黄河运道，又对京杭运河部分改道，但至明亡也未改造成功。有时来自江南的赋税经运河在山东济宁、泰安登陆，再由旱路前往北京，仅此一项就增加押运成本50%，耽搁两个月时间。之后，西北民变，江南的赋税不再前往北京，而是直接运往西北供给官军，但经武昌、襄阳向北经河南再转入潼关的官道也是时时受阻，特别是杨嗣昌死后，这条路完全断绝。

崇祯十一年(1638年)腊月，清军攻破济南，城破之日，死难者慎重，随后大掠近十万人北归，临走前还不忘破坏了济宁、泰安段的运河，彻底切断了南北方之间的粮道。此后，得不到苏、松、常、嘉、湖诸府财政支持的明*只能独自面对西北与东北的两线作战，独木难支，直到六年后，明朝灭亡。

明朝的灭亡不完全是财政破产，实际上是东南富庶之地无法补给西北，交通问题占多数。在李自成与努尔哈赤之前，海外白银流入中国惠及东南而未及西北，当时朝堂上虽党争激烈，但*对民众特别是商人的管控无力均说明，交通阻断可能与党争无直接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