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和亲后第三年呼韩邪单于去世 再嫁新任单于
蒋方指出，昭君出塞，嫁去匈奴，实现了汉匈之间的和亲友好，这是人们熟知的事实。但是，这一次和亲的不凡意义，却很少有人提及。王昭君是汉元帝的掖庭待诏，而不是通常充当和亲女的皇室宗亲，故汉元帝是以“赐”的名义将昭君嫁给了匈奴单于呼韩邪。
近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月边关万古情——昭君与昭君文化》一书，作者是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蒋方。她长期从事于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著述可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蒋方称，文学与历史的交织融合造就了一个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的王昭君，但人们往往不能分清，哪一位是历史上真正的王昭君。“虽然史料缺乏，无法确凿考证，但要走进王昭君，首先应厘清历史真相，尽可能地去还原与接近一个真实的昭君。”
明仇英画昭君图
汉元帝以“准妻子”嫁单于，更显和亲诚意
蒋方指出，昭君出塞，嫁去匈奴，实现了汉匈之间的和亲友好，这是人们熟知的事实。但是，这一次和亲的不凡意义，却很少有人提及。王昭君是汉元帝的掖庭待诏，而不是通常充当和亲女的皇室宗亲，故汉元帝是以“赐”的名义将昭君嫁给了匈奴单于呼韩邪。
“此前汉朝嫁与匈奴的女子，都是皇帝的下辈人，嫁为阏氏后，依照汉朝礼节，皇帝就是单于的岳父，而单于就是汉朝皇帝的女婿。汉匈名义上结盟为兄弟，实质却是汉朝皇帝占着辈份的优势而居于单于之上。”但是汉元帝刘奭却没有遵行旧规。蒋方称，所谓掖庭待诏，就是在后宫等候皇帝召幸的女子。当汉元帝将王昭君赐予呼韩邪单于为妻，就是将自己后宫里待选的“准妻子”送给对方，视单于为平辈，给予单于以兄弟的尊重。正是汉元帝所表现的这种平等的手足之情而令呼韩邪单于非常感动，当即上书表示愿意为汉朝守卫边疆，从东边的上谷起，直至西边的敦煌以外，誓保汉朝的千里边境平安无事。
蒋方指出，在今天的某些文艺作品中，昭君被冠以“公主”之称而呼元帝为“父皇”，这是想当然的戏说。“历史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资源，不是不可以展开想象，故戏说也是一种创作的路数。但是无论何样的戏说，历史人物的伦理关系是不可以破坏的，这会造成人们对史实的误解，也使戏说失去凭借历史的意义。”
清费以耕摹明唐寅昭君图
昭君“自请出塞”，努力改变自身命运
元帝决定从后宫挑选女子嫁给匈奴单于，王昭君是如何成为“这一个”的？蒋方说，学界对昭君出塞和亲，一直就有“赐婚”与“自请”两种说法。“尽管史料无载，难以考证和坐实，但是我们可以在史料的基础上综合事理与人情来做分析，来做推断，以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史实。”
蒋方说，“自请”说并非空穴来风。“自请”说原出自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虽然范晔的描述非常剧情化，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但不至于歪曲事实，凭空发挥。”经过史料的搜检，蒋方在东汉荀悦的《汉纪》中发现了“自请”的记载，推测这可能是范晔《后汉书》中描写的一种来源。“虽然目前所发现的《汉纪》版本只是“自请”的孤证，但遥体人情，综合事理，我仍然认为‘自请’的可能性最大。”
蒋方称，学界中，“自请”说是主流，而关于“自请”的动机却有不同说法。“有两种观点影响较大：一者认为昭君愿做和平使者，一者认为昭君追求爱情，我则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拔高历史人物之嫌。”
蒋方分析，昭君身处华贵冰冷的宫庭，既无皇帝的恩宠，又目睹人事的无情，既思念家乡父老，又倦怠宫廷的冷漠，这位来自楚地的女子，骨子里有着楚人特有的刚强和执拗，她一定会不甘沉沦，而希望奋起一搏。
“昭君‘自请’，既改变了个人的命运，又改善了两个民族的关系，并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可以说，没有‘自请’，就没有流传后世的昭君。”
昭君的存在意义，远大于实际作为
“在匈奴，王昭君的存在意义，远远大于实际的作为。”蒋方表示，昭君出塞后对于汉匈交流的贡献，学界颇多热议，但是毕竟史料匮乏，她更愿意用存在的意义来看待昭君在匈奴的交流作用。
匈奴单于的妻子称为阏氏。王昭君则是呼韩邪的诸位阏氏中拥有“宁胡”名号的阏氏。这称号表明，“昭君和亲本身即有符号意义，代表两族合睦，边境安宁，表达了汉族人和匈奴人的共同心愿。”
昭君和亲后的第三年，呼韩邪死，昭君成了新任单于复株累若鞮单于的妻子。蒋方指出，自昭君第二任丈夫复株累若鞮单于开始，此后匈奴单于的称号都加上了“若鞮”二字，意即汉语中的“孝”。蒋方分析，“孝”本是汉人的伦理道德观念，现在匈奴取“孝”用于单于称号，表达了对于汉人文化观念的向慕。汉匈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情感往往是种催化剂。“单于称号的改变恰恰发生在这两任单于之间，王昭君恰恰就是这两任单于共同的妻子，可以推想，她的存在就是单于在称号中增加‘若鞮’之名的机缘。”
昭君出塞热议千年
“王昭君是著名的历史人物，更是中国文学传播接受史上的著名人物，由此构成了一种文化的现象。”蒋方指出，同为和亲政治中的著名女性，无论是汉代的乌孙公主刘细君，还是唐代的文成公主，她们的遭遇同样引起民众的同情，唤起文人的感慨，她们也是古人著文议论或诗词题咏的对象，但是，无论是题咏的数量还是关切的深度，都无法与王昭君相比。
“以昭君为题的文学创作，不仅数量多，涉及到的文学体裁多，参与创作的人数多，覆盖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虽然作者的地位不同，职业不同，但对昭君却有着共同的关注。显然，在古代社会里，“昭君出塞”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蒋方指出，在长达二千余年的时间里，无论是身处社会底层的百姓，还是自诩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昭君出塞”这一话题总能激发人们的兴趣，引发人们的思考。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昭君之所以被持续不断地受到关注，让人们津津乐道，是因为她的遭遇汇聚了诸多的价值取向而成为一个可以不断探讨的话题。”蒋方说。
“自汉末魏晋以来，这些因昭君而感动的人们，既是读者，又是作者，或有名，或佚名，都以各种方式将自己对于社会、对于生活、对于现实、对于历史的种种认识和种种思考揉进了‘昭君出塞’的话题之中。”蒋方分析，“昭君”二字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名而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载体。“人们在历史的昭君之外，又塑造了一位文学的昭君，也成就了一位文化的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