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友柏：曾祖蒋介石杀害1000万国人 我要道歉！

蒋介石先生也许永远无法想象自己苦心制订的“反攻大陆计划”会以这种方式来实现他的曾孙蒋友柏今年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名为“常橙”的设计公司。

这是蒋友柏在台北的公司里向《南方人物周刊》透露的。

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看到蒋介石的曾孙出现在上海的时尚圈中。这个说法会让蒋友柏感到相当不舒服，他坚信：“今天做为一个后代，如果还要用前辈帮你种的树来纳，你就没资格姓这个姓。”

蒋家两代长期执政*，不论功过，也和*当下政治人物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连战是蒋友柏大伯蒋孝文的“伴读”;他的堂姐蒋友梅结婚时，代表女方家长的就是连战;不论是蒋友柏生女孩还是出书，连战都亲自站台;每逢蒋经国的忌日，马英九都会去坟前长跪哀思，马的红包也是蒋方良生前惟一肯接受的…… 甚至令宋楚瑜在2000年“总统”选举中落败最重要的“兴票案”(编者按：1999年12月9日，已逐渐露出*面目的李登辉抛出“兴票案”，全力清剿宋楚瑜。受该事件影响，原先民调显示一直处于上风的*地区*候选人宋楚瑜选情急转直下，“清廉形象”崩塌，最终以微弱劣势败北)，都是因为蒋家*专门批出一笔钱来照顾蒋家后人。 蒋友柏却似乎无视这些交往，他的表态是我不蓝不绿，为什么“蒋”这个姓就一定要被归到蓝营;假如可以这样归类，那是不是姓“朱”的，还要坚持反清复明;而姓“郑”的可以坚持说*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国，而是东宁王国。 2004年，他帮助无党籍立委候选人吴祥辉设计竞选产品，而吴素以*色彩和批蒋言论著称。 蒋友柏的解释是：“他想用设计来提升选举文化，这个概念立即吸

历史总是充满了各种吊诡，蒋友柏常说“人在人情在”。在他的成长岁月中，当然有祖荫可蒙，可也有从天上降落凡间、从权力高峰坠入人生低谷的失落感。

1975年，蒋介石先生去世。第二年，他出生。直到12岁匆忙离台之前，所有人对他的曾祖父只有一个称呼蒋公。

蒋友柏

刚去加拿大蒙特利尔读书时，因为语言不通，蒋友柏无法打入“主流团体”。第二年，班上来了一个大陆的同学，两个人立刻成为朋友。然而没过多久，他的朋友就跑过来说奉父亲指示和你蒋友柏断交，因为你是“蒋匪”、“蒋贼”的后代。

往事与现实的对比总是让人唏嘘不止，当年的朋友、部属都可能会背叛你，而曾经不共戴天的敌人今天也可能会把酒言欢。曾经身处最高峰的蒋友柏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体会到了人世间的无奈

“2001年我回到*到现在，除了那些一看就知道是属于那种‘我无法与他沟通的人’之外，我再也没有听过有人称我曾祖父为‘蒋公’;就连那一些当年靠高喊‘蒋总统万岁’、‘三*义统一中国’等通关密语而升官占位，后来转型当媒体政论名嘴的爱国爱党中坚分子，大部分的时候，我听到他们称呼我曾祖父与祖父的名号也只是‘老蒋’与‘小蒋’。‘经国先生’这个称呼偶尔有出现过，但‘蒋公’我是真的没再听过了。但是，自从部落格(博客)开张以来，来自*的网友，在他们的留言里却几乎都尊称我曾祖父为‘蒋公’，而且还称他为中国近代史与*一样伟大的‘伟人’;所以当我20年后再次听到‘蒋公’这个称呼，是来自一群当年曾喊他为‘蒋匪’、‘蒋贼’的人的后代嘴里时，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这个世界想让我发疯。”

蒋友柏也有让人发疯的时候，他直言“两蒋也有做错的时候”、“连战输不起”、“陈水扁‘总统’应该被树立塑像”……

他有很多绿色的朋友，蓝营的人甚至会骂他要好好学习“四维八德”，要对得起祖宗。母亲因为他批评连战而请辞*中常委。

在此之前，在并不情愿的情况下他踏入了**党部，在他母亲的强烈要求下，他以“生意人”身份开讲选举策略。

针对*提出的“他，马的，就是爱*”文宣，蒋友柏评价是“点子不错，手法很差”，他有三十几个可以让*“品牌”翻转的策略，“但你们要出钱来买我的创意”。

本钱才能做事。我是下午两点钟下班的商人 他看*人喜欢穿名牌，连一件T恤都要名牌，其实这是一种无聊的想法。一般人会想“穿什么样的衣服才能代表自己”，而蒋友柏认为“当你在意外表时，穿什么都没用”。 创业之初，蒋友柏兄弟的“橙果”就吸引了*人眼球蒋氏兄弟“不从政从商”、做的又是流行的“设计”，又加上当时有一个国际级的设计大师Michael Young加入，这样的多国籍铁三角的组合，俨然使得“橙果”一成立就好像是一个国际级的设计公司，其实这家公司注册资本才500万新台币。

媒体的夸耀加上Michael Young的脸面和经验，公司在前半年很是风光，无论什么公司，蒋友柏的一个电话就可以让“具有决策权的高层”谈设计、谈合作、谈合约，而且也真的签下一些著名公司的设计合约。但是，光签了合约，却交不出客户认为有价值的成果，是拿不到真金白银的。蒋友柏开始头大，因为他开始夹在“付钱的客户”和伟大的“艺术设计指导”之间 “付钱的客户”在没有办法交工的时候会狠狠地K他，他永远是那一个得去面对客户抱怨的人;而另一方面，回到公司后，得到的答案永远是“客户不懂所以才要我们的设计服务”，公司提出的设计概念又永远是一套“纽约”式的、一套“伦敦”式的，这两个城市又永远互争“设计”与“艺术”的诠释权。 “更糟糕的是，这两套欧美式的设计，永远没有办法在‘*式’的工厂里，顺利地把产品设计从图样转化到模具再转化到大量生产，这样的结果就是永远都收不到客户的付款费用。” 在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后，蒋友柏开始采取主动，把整个公司的经营主导权重新拿回：既然认清理想客户只是不可多求的好梦，为了公司的生存，那就什么样的客户都接。“美”、“艺术”、“得设计大奖”不是标准，“客户的获利”以及“能让客户的品牌与产品增加附加价值和提升卖相”，才是衡量设计投资报酬率的唯一检验标准。

外表的风光并不能掩饰公司内部营运的失败。在很长的时间里，公司的财务完全不能平衡。蒋友柏的手下拿着财务报表建议必须开掉Michael Young这位设计大佬，这让蒋友柏立刻抓狂。公司创办时，他连续打了6个月的国际长途电话，才从英国请来这位大师。 挥泪斩Michael之后的2006年底，手下又很严肃地来说必须大幅地砍掉一半的员工人数，否则公司剩下的营运资金撑不了3个月，假如再加上农历过年的年终奖金的话，橙果已经是濒临倒闭了。

从50人直接砍到22人，提出裁员方案的人都把自己列入应当被裁的名单当中。蒋友柏经历了经商以来最大的危机。他暴怒，大发脾气，曾经的朋友兼手下被他骂得狗血喷头，但是冷静下来他不得不采纳了对方的建议裁员、不发年终奖。 如何让公司摆脱困境，蒋友柏想了很多办法，最后不得不想到要“走合并这条路”。但正在和对方谈判价格的过程中，奇迹出现了。2007年公司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而且业绩大幅提升，一举走出困境。 现在的蒋友柏要求手下不单要有好的创意，更要有理性的数字观念。他手下的设计人才中4成是有MBA背景的。 他要求公司的设计不只是要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更要有帮客户赚钱的执行力，于是他接单之前要先看客户的财报，从报表上知道公司的获利情况、客户结构和经营方向，然后再决定如何应对。大学时学金融的他甚至在公司里创立了一套timesheet system(工时系统)，能精确算出哪个产品在哪一分钟赚钱或赔钱，为什么赚或赔。 *知名财经作家张殿文对蒋友柏有着近距离的观察，他说：“过去5年我曾经采访过*科技界的领导者，张忠谋的缜密、曹与城的谋略、郭台铭的霸气、许文龙的柔软度、施振荣的远见，皆非蒋友柏所能及，但以他30年经历的人生落差，对环境变动的理解、历史循环的定见、商业逻辑的判断，一出手就是一个产业可以力图跳跃的方向，这是最令我兴奋之处。” 本刊对他的采访约在中午，当指针指向下午两点时，蒋友柏站起身，“抱歉，各位，我要下班回家看小孩了。”

1976年出生的他娶了一个曾出演偶像剧的模特老婆，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儿女双全，曾经泡妞无数的蒋友柏现在很乖地两点下班收工回家。 只是，他会早上6点上班，而且晚上等妻儿上床后，他还会打开电脑进行投资银行业务。 他带儿子去过中正纪念堂(现**纪念馆)，却笑称是带儿子去喂鸽子(广场有大量鸽子)。他也常买一杯咖啡，到中正纪念堂台阶坐下，“有时坐两三个小时去想祖先当年的故事”。 他说：“我不喜欢人家称我是‘蒋家第四代’，我喜欢当我自己的‘蒋家第一代’。为了我自己和我的下一代，我宁愿抛弃那‘第四代’残留的政治贵族利益，从零开始去开创属于我自己的新天地。” 摄影师在给他拍照的时候，我向他求证了一个细节，有媒体说现在*的两蒋公仔是他设计的。嘻嘻哈哈的蒋友柏突然间严肃起来：“他们是我的先人，我怎么可能这样做！” 这一刻，我们相信，蒋氏的血液不只在他身体流动。

他还曾与民进党秘书长林佳龙聊过，可以提供20种胜选的文宣方案，比“三·一九”枪击案还要逼真，且更正面，但一样要出价才可以。

他坦言，蓝营的人看他是绿色的人，绿营因为他的身份，认定他是蓝的，但他只是一个生意人，不论哪*，对他而言都是一样。

毕竟，除了他是蒋氏后人以外，更重要的身份是一家设计公司的负责人。

在他看来这只是生意上的合作，无关站台。 但是他也要向妈妈解释：我没有借用“蒋”这个姓来接生意，同样也不会因为这个姓而去推掉生意。 有一次他与一位坚定的*信仰者聊天，对方和他说：“友柏，“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去60年了，时间也已经抚平了大部分的伤痕，对于那个事件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而言，也都已经慢慢能够接受了，还欠缺的只是一个诚心的道歉，假如你能做那件事情当然对他们的情绪会很有帮助;但是假如你真的要做什么事去弥补你曾祖父所犯的错的话，最需要你帮忙的是那一批跟着你曾祖父避难到*，回不了家，在*孤身一人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的那一些老兵们。”并介绍他去看一个相关的网站。 看着当年追随自己先辈来台的老兵的凄惨故事，蒋友柏在电脑前“一直待到第二天的早上”，陪伴他的是“泪水”。 他追问：“这是历史的悲剧，就像上帝创造一颗他自己都搬不动的石头一样，我那五星上将的曾祖父在那个历史当口也无能为力，我作为后代除了表达一丝歉意，我又能做什么？我曾祖父把他们从大陆带到*，答应他们‘反攻大陆’，但是我曾祖父与祖父相继过世之后，这个‘回家’的梦也只能用‘开放返乡探亲’来弥补，而唤不回的是这一群人花在‘空等待’上的青春;如今，他们的灵魂飘不回去他们的原乡，又感觉到被这块‘新故乡’的土地排斥而无法落土为安，那一个一个的孤单的灵魂还继续飘浮在*的上空。我曾祖父、祖父的‘暂厝’，好像是他们自己事先就安排好的，这样他们两个才能在*的半空中陪伴他们，一起飘浮。” 在加拿大读书时，老师教历史不像*那样会灌输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是要让学生在一个大历史的角度去想问题，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中，如果南军获胜，那今天美国经济会是什么样子？”

今天的蒋友柏看*政治经常会有“宏论”面世，很多蓝营的死忠支持者会骂他把一切都当成生意来做，只是一个“小生意人”。他也会去“义卖‘国’旗”，但因为那是母亲让他那样去做而已。回顾“两蒋”历史，他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痛苦而清醒的视角 “除非你把自己的心给锁死，否则就算是你把眼睛遮起来、耳朵掩起来，在这个Web 2.0的时代，你不主动去寻找这些信息，这些信息也会在你无意识中映入你的眼帘;假如你对“二二八”事件在经过那么多人的研究后，还有存疑，那就先不谈“二二八”;但就已经被公开了的那么多的我曾祖父亲笔批示的‘死刑可也’的档案;还有一个与我们族群无关的外国人，夏威夷大学R.J. Rummel教授写的‘Death By Government’里的那份20世纪全世界十大*杀人的资料里，我曾祖父于1921年到1948年所带领的国民*总共杀害约1000万中国人，排名第四;你当然可以说这个统计数字不公正、不准确，那就算打一折，也有100万;你当然也可以说那是那个时代的背景因素，有它不得不然的原因(我自己个人也深深地相信这个论点);但是当时的*就是杀了那么多人，虽然杀人并不是我曾祖父亲手扣的扳机，但毕竟他在当时代表的是那个执行的*。” “在我祖父执政时代里的1984年，发生在美国的江南案，一个美籍华人因为他写了一本《蒋经国传》而在自家车库被暗杀，他的遗孀崔蓉芝在美国控告我们‘*’;当时的军事情报局长汪希苓，也因为来自美国*的压力而被我‘国’的司法单位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前一阵子才开放给民众参观的‘**景美园区’，我从新闻报导里清楚地看到‘汪希苓牢房特区’不但有套房、会客室与书房，甚至还有厨房，据说他的家人还可以随时前往与他同住。假如汪希苓当时的这个暗杀行为完全与国民*无关，那为什么他在*里可以享受这个特权？而当时的‘*’为什么又要给崔蓉芝145万美元人道补偿金以求在美国法庭上的和解？除了这个江南案，几乎就在同一段时间，还发生了尚未侦破的陈文成命案与林宅血案，还有让日后的辩护律师群上台主政的轰动一时的美丽岛事件。”

当先辈渐渐开始褪去“神”的外衣，蒋友柏对历史也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你以为我知道这些事情后很高兴吗？当我看这些资料的时候，做为一个后代子孙，我心中也是充满着不愿意面对事实的否认与直觉上的排斥;当我看过这些事实的报导，逐渐地在自己心中做出‘两蒋也有做错事’这个结论时，这已经狠狠地推翻了我从小被教导的根深蒂固的价值;从自己在心中做出这样的结论，到能够坦然地与他人谈论这样的话题，这中间，我花了很长的一段‘内心挣扎与困扰的岁月’。事实就是在那里，一味地否认并不会就使这些事件从历史记录里消失。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只有以健康的心态正面地面对这些历史事实，并尽量做出补偿;即使我个人因为无能为力而只能以口头方式表达来自隔代的歉意。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自己也一直在找，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明确告诉我，我祖父在他晚年为何会做出一连串‘解禁’的决策(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党禁)，如果他真的是‘*’，为什么会在最后放弃‘权威*’的舞台？却做了一连串的动作，并直接与间接地促成了今天**制度的可能。 “我只是很单纯地觉得两蒋是人而不是神，只要是‘人’，就会犯错;我们不需要用‘一代伟人、民族救星’这样的‘神格化’赞词去神化他们;我作为一个他们的后代子孙也恳求曾经受过伤害的人，没有必要再用‘*杀人魔王’这样的词去宣泄对他们的恨意。他们跟你我一样，都只是凡人，只要把他们继续留在神坛上，就会伤害一批当时的受难者后代的心;另一方面，只要去对他们做鞭尸(即使只是言语上的)，那也会对一批当时效忠他们的人及其后代带来心痛的感觉;这充满矛盾，但这却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历史事实。”

他甚至会说“50年后，我们的子孙很可能会为这位被现在的部分民众批评为贪腐的‘总统’盖一个*纪念碑”。因为陈水扁是“历史上华人世界里第一个没有办法保护家人免于被诉的‘国家’在位*”。 当然在他看来，绿营也不是什么好角色。*固然存在党产问题，民进党又何尝不是呢民进党的党产却是那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无形的“人民对专制戒严时代的恐惧”，和他们“冲撞威权*后得到的一张没有填上数字和日期的支票”。“*的党产要不追讨回来的话，永远也洗刷不掉黑金的阴影。而假如我们不把民进党的这张支票，拿回来充公或撕掉的话，那我们将永远生活在每逢选举就嘶声呐喊的无奈与恐惧中。”

蒋友青(左一)和母亲蒋方智怡(左二)及蒋友柏(右二)

开设计公司的蒋友柏把营销理念也引入到了对*政治的批评当中“我最近几年的观察，民进党与*不习惯也不懂得用正面的方式来操作竞选策略，每次到了选举，这两个党用的都是负面的策略;他们没办法带给选民“hope”(希望)，却很会操作“fear”(恐惧);绿营总是不断地提醒民众以前*时代做的一些错事，*政权如何在*战败、如何在*实施*、二二八、白色恐怖、美丽岛事件，一连串抗争、牺牲追求*的历史过程，不断地重复向选民提醒那一段岁月，勾起他们不愉快的回忆，再把这一段不愉快的回忆跟*画上等号。而蓝营的选举策略也是一样，不断地提醒他们的选民，说什么民进党选赢了就会“去蒋”、“去中国化”、把外省人赶走、把军方眷村和公务员的福利取消……，两党全部都是操作“fear”的策略来恐吓选民把票投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