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安事变时*先扣押蒋介石后来又放了

*究竟为什么冒险扣蒋，又转而决定放蒋，说法甚多，海外一种比较盛行的说法就是把*说成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蒋后方才发现自己之幼稚、鲁莽，因而悔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要算是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12月14日“日记”中记述的*的一段谈话了。据蒋说，当日晨*泪流满面而来，半晌无语，自行退去。正午又来，再流泪称：

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如太简默，如余以身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

按照蒋介石的这一说法，*自事变之次日，即13日就已经读过蒋介石的日记和重要文件，发现蒋早在秘密准备抗日，因而开始悔悟，决心全力保护蒋介石并千方百计要将蒋安全送回南京。于是，更衍生出一些极端的说法，说*一再向蒋介石、宋子文等表白自己与杨虎城不同;*当时主和，杨虎城主战;*竭力保蒋安全，杨虎城坚持扣蒋甚至试图对蒋不利，等等。

此种说法虽有*20世纪50年代发表之《西安事变忏悔录》等可为参照，但因蒋、张两文均系事后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且有由人捉刀之嫌，其可靠性颇足怀疑。而且，纵使真有蒋介石准备抗日之日记及相关之文件存在，其对*思想触动如何，亦值得考虑。因为，还在1935年10月中旬，南京*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即派熊斌分别向西北*高层军政要员“宣述参部对日计划”，1936年7月中旬，*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有表示一旦到“最后关头”一定抗日的报告，这些*早就一清二楚，他如何会读了蒋准备抗日的日记突然间感动得泪流满面？

其实，说*自事变第二天就因为看到蒋介石的日记等转而深感悔悟，相信自己在抗日问题上错怪了蒋，以致与杨在和战及对蒋问题上态度冲突，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第一手的文献史料所记述的情况也是完全矛盾的。至于一些研究者坚持说，*在12月14日至18日之间“心理惶惑”、犹豫动摇，而因17日*等来到西安，态度“又突趋强硬”，更是离事实甚远。根据第一手的文献史料，可以肯定地说，*绝不是那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鲁莽到完全不计后果的人，同样，他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也不曾对自己的行为有过悔悟自责、痛不欲生的情况。

*自始至终都很清楚，其扣蒋行动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做了最坏的打算，这既包括积极准备为自卫而战，也包括准备不得已时对蒋“取最后手段”，直至“自杀”，或“入山为匪”。

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我们在这里不妨将*从12日事变爆发之初至20日双方代表开始在西安进行谈判之间的各种信函和电报，在和战与对蒋处置问题上的言论，做一概要的排列。这些公开或内部发表的重要言论，都是当时有关*思想行为的最真实的记录，相信要比那些事后整理过的和几十年后的回忆更加可信和可靠。

12日晨，在*第一次向**通报事变消息的电报中，他就明确宣称，他之决心与蒋破裂，纯粹是因为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因而他从一开始就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同*军作战。

同日，*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故“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

13日下午5时，*对原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训话，严厉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强调“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14日晚8时，*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谈话，*一面严厉批评蒋介石“自误误国”，要求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强硬地宣称：“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

15日，*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强调：“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自造内乱”。而此一事变“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之觉悟如何。如大众彻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即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国之理”。

16日，*进一步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讲演，说明自己与蒋介石“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自己之所以下决心捉蒋，就是因为蒋介石如今已经与袁世凯、张宗昌没有区别，“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同时张电告冯玉祥：“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但抗日主张及行动未能实现以前，要送蒋回京，“势难遵办”。

17日，*与杨虎城联名复电程潜等，强调“只求主张贯彻，决不稍为身谋”。至于放蒋，除非蒋承认西安方面政治主张，否则，“在抗日主张及行动未实现以前，尚难办到”。不仅如此，*第一次公开表示赞同“容共之论”，并且开始同意*代表*的提议，当内战爆发，西安被围时，对蒋“行最后手段”。

18日，*复电孔祥熙、何应钦等，提出：除非*确有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否则“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张甚至直接警告何应钦：“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

19日，*致电蒋鼎文及孔祥熙等，对*军继续进攻反应更加强烈，再度警告说：“弟等发动此种惊天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早已置诸度外。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

20日，张、杨联合发表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更是下定破釜沉舟之决心，准备与南京开战，故一面揭露蒋介石南京*以抗日为名行欺骗之实，一面号召两军将士准备决一死战。书称，绥远抗战，*只派出两个师，阎锡山要求调20万大军援绥，*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在绥远的抗战中，中国飞机半架也没有，据*说是天气太冷，而西安事变发生后，*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轰炸，再不管天气冷不冷了。“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而西安事变的行动就是因为再不能听任那些“变相汉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欺骗”、“敷衍”才不得不武力制止之。任何人敢以武力压迫，“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

在以上所列各种电报和讲话之中，显然看不出*有任何退缩的表示。仅以*14日晚在广播电台的强硬表示与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所记张14日中午痛不欲生的悔悟谈话相比较，就不难让人对蒋介石事后的说法产生严重的疑问。

事情很清楚，在14日晚上*的公开讲演中，我们不仅完全看不到蒋介石后来所说的那种悔悟的表示，而且就是在对*始终强调的绝对保证蒋介石个人安全的问题上，其态度也是不那么确定的。*在讲演中含蓄地表示，无论是对整个事变之解决，或是最关键的处置蒋的问题，他都主张“一切办法，决诸公论”。

至于对可能到来的战争，*这时的态度更是再明白不过了。那就是，假若南京方面“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张将不惜视之为“全国之公敌”而与其“誓死周旋”。换言之，张将不再承认其为正统，而必欲将此全国公敌推倒之。试问，说*在14日中午对蒋痛哭流涕，悔悟自新，当晚又对全国民众慷慨激昂地公开宣告，决心与敢于褫夺其权力的南京*“誓死周旋”，甚至准备将蒋之命运“决诸公论”，这是否能让人信服呢？

再对照张、杨20日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其为达到事变目的，不惜以战争为抗日“清道”的态度，与其14日之态度事实上不是如出一辙吗？有什么理由说，*曾经因读蒋介石的日记或文件改变过自己的主张？又有什么根据说，*曾经在事变过程中有过明显的动摇和悔悟？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正如*自己所说，他所争的是政治主张。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曾“再三再三地考虑”，正是因为他坚信此举对国家民族有利，他才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因此，他既不是鲁莽行事，也不会轻易放弃。主张实现，捐七尺之躯亦在所不惜;若主张不能实现，纵使因此爆发内战，对蒋“行最后手段”，战败“自杀”、“入山为匪”，也义无反顾。那种认为*在事变过程中并无固定的政治主张，因而事变后因情势与想象不同而左右摇摆，也是说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