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后半生成为“歌德派”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是民国学术史上一位巨子。以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和理想情怀，挥动如椽巨笔，纵横捭阖，酣畅淋漓，给民国学术的天空，留下了几多“正能量”。郭沫若的胆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可窥一斑。
晚清民国，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知识分子身上流淌着士大夫的情怀，学术和政治一致百虑，殊途同归，游走在政学两界，可谓常态。总的趋势，学者和政治分途。因为，大势已去，所以，后辈学者，就不如前两代学者，那么挥洒自如。尊重社会分工，让学术的归学术，让政治的归政治，是所望焉！
百年中国史家，大体上，存在三种状态。积极参与政治，政治化大于学术化，邹鲁、郭沫若，可以说走得这种路子；单纯做学问，关切政治，吕思勉、陈寅恪、钱穆，可以说很有典型性；第三种，最有意思，介入政治，但，保持独立的人格，胡适、蒋廷黻两位先生，很有代表性。
笔者看来，中国新史学的两位开山，梁启超和王国维，曾经深度介入政治，但，都保持了士大夫的独立人格。梁任公是一位“政治迷”，晚清民国的政治史上，写下浓笔重彩。王国维先生在大历史的转型时代，保持自己的操守，忠于旧朝，甚至于1927年投昆明湖“殉清”。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的出现，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有着深刻的时代际遇和因缘。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应运而生。大体而言，史学五老，既是革命家，也是学者，革命家和学者，两种职业，合二为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史料学派，形成双峰对峙的生态格局。唐德刚先生，曾经指出：马克主义史学家，有着绝大的是非观念，诚哉斯言！因为，这一派史学家，是带着地图的旅人，对于历史的大势，有着明晰的判断。比如古史分期、农民起义，历代史家视为糊涂账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绝不放过，快刀斩乱麻，给出自己的解释。
笔者看来，历史学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对大历史，给予合适的解说。如果存在过度解释，就有可能出现主题先行，以论代史的情形，失之于空疏。范文澜先生曾经问学于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群经概论》、《文心雕龙注》，体现着老先生乾嘉学派根底。但，这位老夫子，不满足于国学，与时俱进，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难道是偶然的吗？郭沫若与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三位先生，合称“甲骨四堂”，早有定评。侯外庐翻译《资本论》，吕振羽对农村社会的理解和把握，都是真功夫。
几番风雨，几度春秋。历史的纤绳荡悠悠。回到乾嘉学派，已经成为潮流。张维华先生在1981年，很有感慨：目前史学界有一个偏向，好研究小题目，忽视大问题，不求融会贯通。思想退出，学问凸显，到头来连小问题都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过去史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不少后生竟然没有听说过。不亦悲哉！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已经结束三十五年了，但是，思维方式和社会土壤，并没有根本的改观。
此情此景，很让人感伤！
吴晗写朱元璋时，心理面是要把朱元璋写成蒋介石的，但是，1949年之后，朱元璋被定义为农民起义领袖，吴晗就要忙着改写朱元璋了。郭沫若先生听*说‘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1959年2月，郭沫若写出《蔡文姬》，开宗明义，替曹操翻案。
郭沫若先生后半生，面对全能政治的生态，闪转腾挪，空间实在有限，与世俯仰，载沉载浮，成为“歌德派”，既有屈尊纡贵的无奈，又有制度层面的理路，堪称转型时代，独一无二的典型。历史的隐衷，已然随着当事人的离世，化为一缕云烟。
1953年4月，郭沫若为成都杜甫草堂撰联：世人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郭沫若对诗圣的评价，很中肯。1962年6月，郭沫若发表《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纪念杜甫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李白逝世一千二百周年：“我们要向杜甫学习，也要向李白学习，最好把李白与杜甫结合起来。李白与杜甫的结合，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正是由于郭沫若的推崇，杜甫成为世界文化名人。郭沫若先生对杜甫有着如此深情厚谊，堪称杜甫的异代知音啊！
九年以后出现了令人遗憾的事情，郭沫若先生于1971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著《李白与杜甫》，一反常态，条分缕析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终身”。郭沫若氏，将阶级斗争贯穿在这本著作的始终，这样一来，不仅杜甫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杜甫《三吏》、《三别》，思想性、艺术性都是成问题的，鄙陋不堪。郭沫若先生，对待杜甫，不仅有失厚道，还要踏上一只脚，让杜甫永世不得翻身。这时候，带着地图，就已经完全变成了有色眼镜。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才情横溢的学者，日后竟然匍匐在政治的脚下，令人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