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孙中山“让位”袁世凯 南京*“腰杆不硬”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将政权拱手让出，是关系辛亥革命成败的重大事件。革命党人的软弱妥协、袁世凯采用又拉又打的两面派手段、帝国主义国家对袁世凯的大力支持，这三者是“让位”的重要原因。应该说，“让位”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归咎于孙中山个人的失策是不公允的。

谁也没有料到，中华民国临时*于1912年4月1日刚刚诞生，任临时大总统才3个月的孙中山却被解除了职务，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的创始人孙中山让位于清王朝旧臣、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这是关系辛亥革命成败的重大事件。

南京*的腰杆不硬

19世纪末，清王朝像一艘千疮百孔、日渐下沉的破船，随时都将被革命的怒涛所吞没。

清王朝的末日，终于来到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楚望台的枪声一响，革命的烽火很快燃遍全国，形成燎原之势。统治中国268年的清*在熊熊烈火中迅速地倒塌下去，“中华民国”在一片欣喜若狂的欢呼声中诞生。

可是，透过表面上那派热烈景象，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一下，不难发现，在它背后却存在着严重的危机。革命刚开始取得胜利，革命营垒内部便已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现象。当时，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十分软弱无力，它的核心力量——同盟会政治理论上非常幼稚，组织上也松散庞杂;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都缺乏深刻的本质认识;他们同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的严重脱离，使他们在异常强大的反动*面前感到自身缺乏力量;而地主阶级反动*以及反对派的力量却非常强大，虚伪狡猾、拥有实权的袁世凯成了反动*的核心力量。孙中山的“让位”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下酿成的。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哥罗拉多州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工作。他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自己当前的主要工作，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他希望通过外交活动，断绝清*的后援，来一个釜底抽薪。结果，他没有立即回国。这一着棋孙中山没有走好，他没有及时给革命党人以具体领导，也没有考虑革命政权如何建设。他在国外时，就已经听到一种舆论，即如果争取到袁世凯拥护共和制度，可以让袁出任民国总统。孙中山原来对袁世凯的印象并不怎么好，觉得此人“狡猾善变”，不太靠得住。但他又希望避免流血，尽早实现革命目标，只要推翻清*，废除帝制，即使是袁世凯出来当总统，也未尝不可。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归来，面对着第一次各省都督代表会议通过的“若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样的决议，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主张“让位”的空气仍然笼罩着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身边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黄兴、汪精卫、胡汉民等人，都表示赞成让位。汪精卫曾行刺摄政王被捕而没有砍头，袁世凯在暗中进行了一些活动，所以汪精卫从清朝*出来后，立即主张“南北议和”，并派人到武汉说服黎元洪和黄兴拥戴袁世凯为大总统。汪精卫甚至讽刺孙中山说：“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的职位吗？”革命党人的二号人物、担任临时*陆军总长的黄兴，对袁既有顾虑，又存幻想。黄兴说，袁世凯是一个奸猾狡诈、胆大妄为的人，如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可以帮助我们推翻清朝;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朝出力搞垮太平天国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朝，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几年，可以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好吗？

黄兴的这种看法，在当时革命党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也完全符合当时孙中山的思想实际。孙中山认为清*统治的结束就是革命的成功，而随着革命的成功就会到来一个政治*和工商业繁荣的好时代。他只求民国的招牌早早挂起，革命的形势早早结束，好让他在“安定的秩序”下完成自己的实业救国理想。

综上所述，应该说，“让位”是包括孙中山本人在内的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意见。“让位”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归咎于孙中山个人的失策是不公允的。

孙中山是很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他后来终于认识到把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他沉痛地写道：“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宋庆龄也曾问过孙中山，他为什么在南京要辞去总统职位，孙中山告诉宋庆龄说，我没有革命军队，也没有革命的*。孙中山很后悔，没有把他认为最爱国、最可靠的中国海员组织起来。

袁世凯的阴险狡诈

革命党人面临的对手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此人的社会政治经验远比那些年轻而天真的革命党人丰富得多。袁世凯原是北洋军阀的首领。辛亥革命时，他受命为清*的内阁总理大臣，掌握军政大权，成为中外反动派所倚重的实力人物。袁世凯在耍弄阴谋诡计方面是颇为能干的。武昌起义的隆隆炮声，把这个身着布衣、头戴笠帽、假意在老家河南彰德小溪边垂钓的袁世凯惊动了。他一手提着钓竿，一面在苦苦思索着对付革命的办法。他知道清朝的垮台已无法拯救，而革命火焰也无法用武力来扑灭。于是，他便采取又打又拉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他用一只拳头来打倒清朝*，而用另一只拳头来对付临时*。他用来打倒清朝*的武器是“革命”，他用来打倒革命*派的武器是“统一”。“议和”，就是袁世凯施展又打又拉的产物。1912年8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孙中山与袁世凯进行了13次会谈，每次都从下午继续到深夜。对于孙中山提出的每一项主张，袁几乎无不表示同意。其中有些问题，如“耕者有其田”，纯粹是为了骗取孙中山的信任，而随声附和的。

袁世凯口头上虽然一再表示效忠共和，暗中策划的却是如何尽快恢复旧的社会秩序，区别只在于以他的统治代替清朝的统治。革命党人谈论的那些振兴实业、政党内阁、议会政治等等，同袁世凯所想的完全是南辕北辙。

对于袁世凯的阴险奸诈，金冲及先生在《民初同盟会人的几种社会政治方案》一文中作了如下的描述：

袁世凯深深懂得：什么时候需要克制，甚至可以换出一副面容来同革命派周旋;什么时候可以突然翻脸，冷不防地断然下手。他也完全懂得：在他的准备过程中，对革命党人的所作所为，哪些是可以暂时容忍的，如让孙中山去提倡10年内建20万里铁路，甚至让*一时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哪些是不能退让的，如*南迁以及让*人担任陆军总长或直隶都督等;还有哪些是必须尽快削弱或铲除的，如利用财政等各种手段，逼迫南方裁军，逼迫黄兴辞去南京留守等。在革命党人中，认真考虑过革命后如何保持革命政权的人是不多的。宋教仁可算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宋教仁因力主组织强大政党和夺取议会中多数席位这两件大事而深为袁世凯所忌恨。袁表面上装得毫不在乎。一旦他准备好了，立刻就毫不留情地下手，派人暗杀宋教仁，下令罢免*在南方的三都督，并且公然以嘲弄和恫吓的口吻说：“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不久，袁对各地的革命党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搜捕和*。

鲁迅先生鉴于这种惨痛的教训，深刻地指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以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扶上总统的宝位上去。”(《〈杀错了人〉异议》)

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

“让位”是由各种复杂因素所造成的，帝国主义对袁的支持则是其决定因素。当时大多数革命党人并不认识帝国主义真面目，以为中国的积弱只是因为清*的昏庸腐败，只要把它推翻了，中国就会逐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以西方为榜样的，可能会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所以革命起来后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们在对外宣言中，宣布承认清*与帝国主义间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偿付赔款和外债，企图以此来换取帝国主义对革命的同情和对革命*的承认，只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中国的根本问题便可解决。这当然是革命党人的一厢情愿！

帝国主义看中的却是袁世凯，把他作为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对袁竭力支持，而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英、美、德、日各国军舰驶进长江，耀武扬威，俄国军队集结于我东北北部，日本军队在我国东北南部、内蒙东部蠢蠢欲动;外交上，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孙中山的南京临时*;舆论上，帝国主义报纸颠倒黑白，对革命派横加指责;财政上，帝国主义加紧对南京*实行经济*，海关税收分文不给，致使南京临时*财政十分困难。

1911年12月20日举行的“南北议和”的过程，也就是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席位的过程。这个“议和”一开始就是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约同德、日、俄、美五国代表密商后、由英驻汉口总领事传话，向各省都督代表提出来的。帝国主义不仅在整个议和过程中为袁世凯密谋策划，而且公开告诉革命党人，只有让袁世凯当选大总统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革命党人自然只有赶紧让袁世凯出来做总统，以便尽快结束“战乱”。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将政权拱手让出，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孙中山在“让位”的过程中对袁世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斗争，虽然不是无益的，但所采取的防范袁世凯危害民国的措施，则无济于事。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又在中国开始建立起来，“中华民国”成了一块空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