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是什么样的人 放得下才能保得住是何意思

放得下才能保得住！据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贵族

读一部兵书、灭一个王朝、开一代盛世，这个人就是张良。

他是中国最后一个敢以“王者师”身份自居的文人。

很多人说张良是刘邦的谋士，但王安石说，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当此每从容。人言高祖用张良，非也，张良用高祖耳。秦灭韩，张良为韩报仇，故送高祖入关；既灭秦矣，故辞去。

也就是说，张良只不过是躲在幕后，利用刘邦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推翻暴秦，为韩报仇。从这个意义上讲，刘邦和那个掷锥的大力士一样，都是张良的傀儡，是他棋盘上的棋子。

打个比方说，张良是刘邦集团的头脑，刘邦集团是张良的四肢。

对于其他人，刘邦非打即骂，唯独对张良言必称“子房”。“子房”是张良的字，唤人称字，是尊敬的意思，尤其是对于口中从来不断污言秽语的刘邦，相当不易。

这是敬师之礼。

因此，和刘邦手下其他人不同，张良与刘邦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合作关系。甚至，他比刘邦还高一级，是“王者师”的人物。当刘邦做了皇帝后，张良意识到，文人可为“王者师”的时代已经成为美好的过去，至少出身及为人决定了刘邦不可能成为周武王齐桓公之类的人物，遂淡然隐退——那个周尊姜尚，汤尊伊尹，齐奉管仲的“帝王尊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尊师之人及尊师土壤都已不复存在。

“王者师”追求独立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然而，秦以降的“帝制”使中国的精英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奴才，只能匍匐在王权的脚下苟且偷生，成为“帝奴”。

八年的秦汉风云是“王者师”时代的回光返照。然而，无论是项羽，还是张良，都已无回天之术——实际上，他们只是那个时代的遗孤，只知道那个时代的美好，但并不知道该用何种方式才能继承并发扬当年的优秀传统。

仔细梳理，可以发现，八年秦汉风云，实际上就是张良、项羽两个末代贵族的较量——两人的目的都很简单，就是推翻秦国，报国难家仇。刘邦则不同，有一种浑水摸鱼的感觉。张良堪称秦汉风云的幕后总导演。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下，另一个末代贵族项羽*以乌江自刎而谢幕。

随着项羽的故去，张良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知名的传统贵族。

之所以说传统贵族，是因为自秦以降，中国已经没有贵族群体。虽说还有极少数的人具有贵族精神，可毕竟为数极少，称不上是一个族群了。

人类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群体，就其精神意识的素质考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贵族、平民、流氓。其分布呈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贵族处于高端，流氓处于低端，中间庞大的阶层是平民。从平民到贵族没有明显的界线，从平民到流氓也没有明显的界线，但流氓与贵族就天差地别了。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并不在于财富有多少，也不在于权力有多大，而在于具有一种高贵的精神，史书上称之为贵族精神，其有三根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群与国家的责任；三是*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中国的贵族，在秦王朝之前，可以与欧洲的贵族并驾齐驱，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国的古文明并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证明。

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创“专制帝制”时代，中国的贵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秦始皇用商鞅之法推行二十等爵制，人不问出身，只要你地种得好，杀敌杀得多，就可以一级一级往上爬。该杀的杀，该罚的罚，从此高官厚禄地位再高，那只能叫高官而不能叫贵族。

贵族绝对非一朝一夕可培养出来的。秦始皇以降世袭贵族都是以朝代为断线的。比如汉朝姓刘，唐朝姓李，宋朝姓赵，明朝姓朱。可以说，除了被历代帝王作为“标签”使用的曲阜孔家，中国再没有跨朝代的贵族。

因此，秦王朝成为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拐点。

原本，项羽和张良是准备力挽狂澜的两个末代贵族。但可惜他们都太年轻了，项羽尤甚，由于家国亡时只有十来岁，贵族在他心里只能成为一个概念。

张良的出身与项羽相似，都是六国贵族，都是复仇者。

张良的祖父、父亲等先辈在韩国的首都阳翟（今河南禹州）任过五代韩王之相。至张良时代，韩国已逐渐衰落，但韩王待张家还是甚厚的，弱韩为强秦所灭的时候，“良家僮三百人”，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张良出生年代大约是公元前250年，和刘邦相仿，约小上六七岁，却比项羽大上近20岁。

正是这近20岁的差距，使得贵族精神在张良身上烙下了比较明显的烙印，懂的贵族精神三种高贵的内涵：诚信、道义以及使命感。

但国破家亡时还是太年轻了，没有任何从政经历，也因此并不能真正掌握贵族制度之优越所在，更不知道该如何融进新时代。

年轻的张良曾像项羽一样血气方刚，对暴秦恨之入骨，他最初反秦的计划很简单，就是直接行刺秦始皇。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时张良约20岁，正在淮阳学习礼法，如无意外，入朝为官是迟早的事。但忽然间这个理想就被秦始皇给剪灭了。

年轻气盛的公子哥儿几乎在一瞬间转变成一个超级愤青：遣尽家僮，弟死不葬，变卖家产，四处寻求天下勇士刺杀秦始皇。

众所周知，他找到一个不怕死的大力士在古博浪沙，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原阳县城东郊，扔出重达120斤的大铁锤，击中秦始皇的副车——秦始皇幸免于难，但对此事十分恼怒，下令全国缉捕刺客。

这是公元前218年。

古博浪沙因张良刺秦而闻名遐迩。

一个人，二十岁左右若无血性，将注定没有出息。而到了三十多岁以后仍只有血性而无深思熟虑审时度势的头脑，同样会没有出息。

古博浪沙的一锥已证明张良的血气之勇，接下来是该磨砺他深谋远虑本事的时候了。

刺秦后的张良改姓埋名在据刘邦家乡沛县不远的下邳隐居下来。这一蛰居就是9年。

正是这一段时光，使得末代贵族张良有了学习知识，反思自己的好时机，从而将到死只有血气之勇的项羽抛之脑后。

在这一时期，张良遇到了师父黄石公。这是张良自己对外人说的，没谁证明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当然也没人能证伪。

故事是这样的：一天，张良帮一个很不友好的陌生老人——就是张良说的他后来的师父黄石公——穿上鞋。老人认为孺子可教，便让张良明早到城外的桥下等他。一连四天，张良赶到时，老人都在了，很生气。第五天，张良干脆睡在桥下，终于比老人早了。老人很高兴，送给张良一本书，就是姜尚姜子牙写的《太公兵法》。从此，张良日夜研习兵书，俯仰天下大事，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之士。

后世有人考证，这应当也是张良编的一个故事。一开始，张良是个“愣头青”，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在刺秦失败居下邳的几年中，张良终于有时间耐下心来学习，学会了沉稳与反思，渐渐走向成熟。

总之，不管真假，张良已化阳刚为阴柔，从血气方刚之年转为谋划大局之年龄，为之后成为一代杰出谋士而打好坚实基础。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举兵反秦，天下大乱，各地反秦武装风起云涌。张良也趁机砸锅卖铁聚集了100多人，扯起了反秦大旗。但因自感势单力薄，只好率众往投景驹（自立为楚假王的农民军领袖），途中正好遇上刘邦在下邳留地发展*。两人相见如故，刘邦遇事每每请教张良，张良也知无不言，刘邦则多能领悟，以张良的谋略行事。

作为士人，深通韬略固然重要，但施展谋略的前提则是要有善于纳谏的明主。张良何等聪明，果断地改变了投奔景驹的主意，决定“暂时”跟从刘邦。

之所以说“暂时”，是因张良借力的目的除了抗秦，还有复国。所以之后一再与刘邦分合，直至楚汉结束，都算是“客居”刘邦阵营。

打个比喻，“旧韩国”是张良自小结下的姻亲，虽已身陷囹圄，无望救活，但心中的道义驱使张良必须全力以赴；刘邦则给了张良美好的初恋，让他品尝到了爱情的甜美滋味。

不管如何，最具耐心的刘邦和最有软功夫的张良走到了一起。聪明的大脑开始有了发达的四肢。这是天意捏合的一对最佳拍档。天意将要用这两个人来完成自己的意志。

有不少人疑问，张良为何自己不称王？应该说，张良是有过称王的机遇和野心的，但“旧韩国”及自小受的教育，使之自我定位为“相”，为复国之臣。所以，他一遇到更加强大的项梁，即请项梁封韩王成为韩王，张良自认司徒（相当于丞相），并离开刘邦。

换一句话说，张良的胸襟也决定了他不会称王。秦汉风云，张良和项羽其实一样，就是报国仇家恨，而不是求取功名。不同的是，项羽阴差阳错成为老大，终没耐住称王的诱惑，却又没有治理天下的本事。

不过，张良也应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做王的料。他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了“辅臣”。

不称王并不代表不能左右风云大势。前面已说，张良堪称是秦汉风云的总导演。那么，接下来就看看他都导了哪些戏，是否称得上刘邦的“王者师”。

话说项梁立了韩王成后，张良“复韩”的目的达到了，即告别“初恋”刘邦，去恢复韩国地盘了。但是，韩王成比不得刘邦，张良的计谋变得左支右拙，复国数月，也只游兵于颍川附近，时而攻取数城，时而又被秦兵夺回，迟迟未能开创大局面。

再说离开张良的刘邦，奉楚怀王命令西进秦都，但是，往西可不好打，毕竟是险关重重，到达旧韩国地界后，想起了张良，遂决定取道颍川进入关中。

就这样，一对“初恋”在颍川相逢了，刘邦需要谋士，张良则需要借助刘邦的力量复国，于是刘邦请韩王成留守阳翟（韩故都，今河南禹州市），而让张良随军南下。

张良开始大展身手：

1，轻取宛城

公元前207年九月，军队抵达南阳郡。南阳郡守退入宛城固守。刘邦灭秦心切，见宛城一时难以攻取，打算绕过宛城继续西进。这是刘邦之前惯行的招数，打得下就打，打不下就绕过去。张良认为不妥，说宛城离秦都已不远，一旦秦都来兵，宛城的秦兵再从后面追杀过来，刘邦军即腹背受敌。不若假装绕过，趁夜返回，将宛城重重围住，以攻心之术，逼降郡守。

南阳郡守见大势已去，又加上刘邦招降条件优厚，遂投降了，继续做南阳郡守。南阳郡的其它城池见太守已降，也纷纷起而效之，望风而降。就这样，刘邦兵不血刃轻取南阳，解除了西进的后顾之忧。

2，智取峣关

拿下南阳后，刘邦率军抵达峣关（今陕西商州西北）。峣关是古代南阳与关中的交通要隘，易守难攻，是通往秦都咸阳的咽喉要塞，也是拱卫咸阳的最后一道关隘，秦有重兵扼守于此。张良采取了与宛城类似却又不同的计策。张良说，峣关的守将是个屠夫的儿子，这种市侩小人，可以通过“威逼利诱”轻取，重兵佯攻，重利劝诱。

刘邦依计而行，峣关守将果然表示愿意献关投降，还说要和刘邦联合进攻咸阳。刘邦大喜，赞叹张良的妙计。不料张良却说，峣关乃秦之门户，不同其他，守将愿降，但其手下兵将未必服从，如果士卒不从，后果将不堪设想。再说屠夫之子，见利忘义，降后再叛，隐患多多。所以要趁其松懈，一举攻克之。

刘邦大喜，遂突然发起攻击，很快攻下峣关，抵达霸上（今西安市东25里）。

3，逼降秦都

小试牛刀后，张良让刘邦继续采纳对付峣关守将的手段，派人去利诱赵高，对他说，你干掉秦二世，咱俩平分关中。这赵高真的就干掉了秦二世，还派人和刘邦交涉，平分秦国。刘邦呵呵一笑，发起佯攻。赵高的美梦成空，被秦国旧族干掉，仅仅做了46天秦王的子婴开城出降。

可以说，如果不是张良的计策保证了军事上的顺利，刘邦不会比项羽早进关中亡秦。

4，一救刘邦

大秦居然是我的了，刘邦屁颠屁颠进了咸阳城，进了咸阳宫，哇塞，这么大，美女这么多，来来，先来让老子爽一把。从这一刻起，刘邦就认为自己是关中王了，在咸阳宫里醉死梦生，不见任何人，这可急坏了张良，赶紧说服樊哙，直接闯入宫中，对正在爽歪歪的刘邦当头棒喝：“项羽正星夜赶来，你是想做第二个秦二世么？！”

刘邦立马清醒过来，提上裤子就走，同时下令即刻查封所有的府库财物，全军退出咸阳，还军灞上。同时听从张良的计策，宣布废除秦朝苛法，并“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赢得三秦民心。

可以说，如果不是张良，刘邦是连鸿门宴都去不了，就给项羽攻下咸阳咔嚓了。

5，二救刘邦

鸿门宴的故事都知道了，如果没有张良，刘邦依旧会被项羽KO。张良在这次生死攸关的斗争中，以其大智大勇，既巧妙地帮助刘邦安全脱离虎口，又使项羽内部埋下了君臣相隙的祸根。

6，讨汉中郡

暴秦已灭，韩王成也得到了韩国旧地，又到了张良和刘邦说再见的时候了。

虽然被项羽分封到偏僻荒凉的巴蜀（先秦时期，重庆部分为巴郡，四川成都部分为蜀郡），心里很不爽，但“初恋”别离，刘邦还是很大方，赠与张良大量金银财宝。张良一转手将刘邦给的金银财宝都给了项伯，托他帮刘邦又讨来汉中郡。这样，刘邦建都南郑（今陕西南郑县东北），占据了秦岭以南巴、蜀、汉中三郡之地。

张良为刘邦讨得的这汉中一郡成了最后胜利的起点，也成为大汉民族的起点——汉王、汉朝、汉族皆由此而起。

7，麻痹项羽

“初恋”别离，依依不舍，张良送刘邦到褒中（今陕西汉中市褒城镇）。此处群山环抱，沿途都是悬崖峭壁，只有栈道凌空高架，以度行人。张良观察地势，建议刘邦过去后，全部烧毁栈道，表示无东顾之意，以消除项羽的猜忌，同时也可防备他人的袭击。这样，就可以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再展宏图了。

半年前“明烧栈道”，诸王麻痹；半年后，韩信就“暗度陈仓”，复得富饶、形胜的三秦之地。张良韩信，一个“明烧”，一个“暗渡”，珠联璧合，成为历史上的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也使得刘邦积累了足以与项羽对峙的资本。

8，三救刘邦

项羽知道刘邦搞定三秦后，怒不可遏，立马就要杀将过去。张良早已预料到这一点，上书项羽说：“汉王名不符实，欲得关中；如约既止，不敢再东进。”同时，张良还把齐王田荣谋叛之事转告项羽，说什么“齐国正打算联手赵国灭楚，项王不可不防啊。”

项羽本就瞧不起刘邦，再说齐国确实在眼皮底下，刘邦在西边闹点事，离自己还远，便没管刘邦，去灭田荣了。这为刘邦赢得了宝贵的休养生息时间。

9，下邑之谋

天意该刘邦张良这对“初恋”再结合。随着天下再次大乱，没有掌控天下本事的项羽变得乖戾嚣张，竟然杀死了韩王成，使张良相韩的幻梦彻底破灭，最终通过种种关卡，来到刘邦身边，此后便朝夕相随左右。明代李贽曾评论此事说：项羽此举，“为汉驱一好军师。”

的确，项羽杀韩王成客观上帮了刘邦的大忙。

公元前205年春，刘邦先占彭城后被项羽打败，狼狈逃至下邑，心灰意冷。正是在这个时候，张良给刘邦制定了决定后来楚汉胜败的“下邑之谋”：

“九江王黥布，是楚国的猛将，与项王有隔阂；彭越与齐王田荣正在梁地反抗楚军，这两人立即可用。汉王的将领只有韩信可以委托大事，独挡一面。大王如果能用好这三个人，那么楚可破也。”

“下邑之谋”虽然不是全面的战略规划，但它构成了刘邦关于楚汉战场战略的重要内容。接下来的四年，刘邦基本忠实的执行了这一计策：

1）通过自己正面与项羽对峙，彭越背后打游击骚扰的战术，拖延住项羽；

2）离间原本和项羽关系近的英布等南方诸侯王，瓦解项羽的力量；

3）韩信一路向北，再向东，降服各路诸侯，集聚足够雄厚的决斗资本。

10，制止分封

公元前204年冬，项羽围刘邦于荥阳，汉军粮草匮乏，渐渐难撑，张良授命外出督粮。正是这个时候，刘邦差点采取了一个昏招。

这天早上，二流谋士郦食其献计说：“昔日商汤伐夏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秦王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灭其*，使之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之后，六国君臣、百姓必皆感戴陛下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便能南向称霸，楚人只得敛衽而朝！”

啥意思？一句话，刻印封王，回复秦末旧六国，则六国君臣、百姓必拥戴刘邦。

这种话刘邦居然也信，拍手称赞，速命人刻制印玺，使郦食其巡行各地分封。

在这关键时候，张良外出归来，拜见刘邦，刘邦还得意地向张良说“围困即日可解”。张良真是有点恼了，说这真是自寻死路：

第一，商汤灭夏后分封夏后代，是基于可控为前提的，现在你能控制项羽并于必要时致其死地吗？

第二，周武王分封商纣王的后代，前提是在杀了商纣王后，你现在得到项羽的头颅了吗？

第三，无论商周，都表彰前朝忠臣比干、箕子等，目的是鞭策本朝臣民，是为本朝臣民树立榜样的，现在是你需要表彰忠贤的时候吗？

第四，武王散发的粮食钱财都是敌国的积蓄，你现在连粮草都没有，拿什么去救济贫困？

第五，把兵车改为乘车，倒置兵器以示不用，现在鏖战正急，不是自寻死路吗？

第六，过去马放南山，牛息林荫，是因为天下已太平。现今激战不休，怎能偃武修文？

第七，如果你把土地都分封给了六国后人，则将士谋臣各归其主，谁还跟你刘邦夺天下？

第八，如果你是六国之后，是向强大的楚国臣服，还是向被围困的你称臣？

第九，你不认为封土赐爵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奖励手段，是赏赐给战争中的有功之臣，用以鼓励天下将士追随你的吗？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还靠什么激励将士从而取得胜利呢？

1700年之后，明朝著名思想家李贽情不自禁地赞叹之为“快论”。

张良可从来没一下子说这么多话过，他被刘邦的这一奇葩策略气昏了。实际上，对于刘邦这般聪明的人，只说最后一两条就够了，立即下令销毁已经刻制完成的六国印玺，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战略错误。

不能不承认，张良已成为洞察秋毫的谋略家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

由此也可见，张良也已从“复国梦”中醒来，较之昔日请立韩王，处心积虑地“复韩”的思想，已经飞跃，认识且接受了强秦灭六国的历史洪流趋势。

11，穷追项羽

公元前202年，兵困马乏粮草不济的项羽和刘邦终于坐下来划下了楚河汉界，约定罢兵。

刘邦这次是想玩真的。但张良说，不能真玩啊，要当做缓兵之计。此时不消灭项羽，待项羽明白过来兵足将广之后，被灭的就是你刘邦了！刘邦觉得很对，遂撕毁协议，起兵再战。

此时的张良，早已不再是一个不计后果、只图逞一时之快的刺客，也已经不再是那个一心求复韩国的张良。他借刘邦之力，完成了复仇大业。现在，他要继续借助刘邦之力，剔除暴秦留下的最后一丝孽障。

在评价“张项之争”时，著名历史学者鲍鹏山说：樊哙在鸿门宴上指责项羽是“亡秦之续”，这个狗屠出身的家伙果真是一刀见血。从作风上看，项羽确实是秦的逻辑延续：一样的暴亢，一样的强梁，一样的迷信军事而轻视政治，迷信人力而藐视时势，迷信权力而轻视民心。

《史记•项羽本纪》以“鸿门宴”为界，明显地分出前后两个不同的部分。鸿门宴是历史的转折点，也是项羽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此前的灭秦，复仇者项羽如狂飙突起、冤鬼索债，几乎是无坚不摧，无敌不克。他指挥倜傥，游刃有余，如火如荼。消灭暴秦，简直如同风扫残云。

但在鸿门宴后，项羽则处处捉襟见肘，时时被动挨打，心力交瘁。并不是前期的项羽冰雪聪明，后期的项羽愚蠢笨拙，而是他的对手变了！对付名誉扫地恶贯满盈的暴秦，项羽的军事天才绰绰有余；而对付一个貌似弱小实则生机勃勃的刘邦集团，他的政治才干就不敷支出了。张良，这把绵软的剃刀，在剃度了暴秦之后，并没有完成他的历史使命：还有一个同样至刚至强至暴至亢的对手，需要他来解决。

现在是时候了。

12，虚抚韩彭

就在刘邦苦战项羽之时，韩信已羽翼丰满，要求封王了。刘邦当然很生气，但张良认识到，韩信的向背已成为楚汉之战的关键所在，说服刘邦封韩信为齐王，封彭越为梁王，并代表刘邦亲往齐地分封韩信，安抚其心，成功地解决了汉内部的权位矛盾，赢得了楚汉天平上关键的一个筹码——应该说，此时封韩信，只是顺水人情，因为刘邦不封，韩信亦可独立称王了。

对此，东汉苟悦曾有一句极为中肯的评价：“取非其有（指齐地本非刘邦所有）以予于人，行虚惠、而获实福。”

稳住韩信后，楚汉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韩信先用“十面埋伏”之计兵围项羽于垓下，继而又用“四面楚歌”之计瓦解了楚军士气，终于打败项羽，迫其自刎。至此，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结。

所以，张良虽未效命疆场，可是他所提出的计谋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比攻杀战场的将军高明万倍。在评价“汉初三杰”时，刘邦将张良置于首位：“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

宋朝著名文臣真德修亦赞叹说：子房为汉谋臣，虽未尝一日居辅相之位，而其功实为三杰之冠，故高帝首称之。

然而，随着末代贵族项羽的去世，末代贵族张良也意识到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应该说，在他制止刘邦的荒唐分封策略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首先，“帝制”就决定了“帝师”不再存在。其次，刘邦和张良确实关系很好，但从刘邦对张良的尊敬，也看出两人并不是一路人。

翻阅史书，可以发现，两人的关系，可用“相敬如宾”形容。然而，关键就是这个“宾”字，说明两人不是同路人——一对无法成为夫妻的恋人。

虽然张良无兵无权，甚至没有任何职位。但从心底讲，做了皇帝的刘邦还是很惧畏张良的，也可以用“又爱又怕”之词形容。

他不知道该怎样“褒奖”张良，所以让张“在齐地自择三万户”。

当然，凭张良的功绩，足以得万户侯。

但从“齐地”两字亦看出刘邦并不诚心，至少另有所虑。此时，齐地还是韩信的地盘，居然让张良去齐地领三万户封地，什么意思？你刘邦不知道张良是韩国人，他孜孜不倦的目标就是“复韩”？

这说明，刘邦不仅对韩信，骨子里对张良也有些信不大过。当然，也或许是太信任张良了，希望让他去制约韩信。

能洞察天下人的张良，岂能不了解日夜相伴的“初恋”？项羽已死，我张良的历史使命也就完结了。你刘邦取了天下，我张良报了仇。两人各得其所，皆大欢喜，此时分手，恰到好处。

张良已生去意，但仍不好驳了刘邦的面子，亦想曲谏刘邦，不要学残暴的项羽。于是说：我最早和你相识于留地，对那座小城难以忘怀，你真要封就封我个留侯吧。

张良辞封的理由就是这么简单：我张良祖祖辈辈是韩国旧臣，暴秦灭韩后，我散尽万贯家财，一心为故国复仇。现在目标已经达到，很开心了。况且，国破家亡后，我已经沦为布衣，布衣得封万户、位列侯，已经很满足了。我的心愿已了，从此愿远离尘世，追随师父黄石公修仙养道了。

刘邦“乃封良为留侯”。

张良都要修仙去了，为什么还要向刘邦重提留地？他大概是想借此提醒刘邦，多念些旧情吧。

贵族范十足。

不过，后世司马光认为张良“杜门不出”，学道求仙，完全是明哲保身。这一说法影响非常之大，但却值得商榷。

司马光之说忽略了“淮阴诛夷，萧何系狱”是在“张良谢病辟谷”之后。张良“杜门不出”之时，韩信正从齐王徙封楚王，衣锦还乡；萧何也正值得意之时。所以，司马光的说法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

实际上张良虽然智深，但是他的退隐式的自我处置方式，也不能仅仅理解为明哲保身式的逃避，因为他开始的目的就是为国报仇，既然目的已经实现，那就自然可以退身出局，功名利禄原本就不是他的目标，这是他与萧何，尤其是韩信等根本不同的地方。

正是这种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了做法的不同，同时也最终造成了结局的不同。“汉初三杰”中，最后韩信以谋反罪名被杀，萧何也被治罪下狱，惟有张良一生平平安安。

张良用事实告诫世人：

放得下才能保得住！

只要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来，肯定不会遭遇因为追求功名利禄而导致难堪结局！

然而，做到这一点太难了，如若张良非贵族出身，我想也是很难免俗的。对于常人来说，主动放弃功名利禄真的太难了。

张良悲情凄凉隐退，另一个深层因素，是源于他自身的悲剧命运。

有人说张良激流勇对是因怕“功高震主”，但张良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障，又能震到谁呢？张良既不像韩信那样手握重兵，也不像萧何那样在关中和朝廷有巨大的根基。在刘邦集团，张良是韩王故人，是个外人，没有自己的*网，丝毫不能威胁到刘邦。

因此，张良的隐退，还是因为自己与刘邦那种奇妙的“宾主”关系。

前面已说，随着年龄及阅历的增长，张良意识到历史的洪流已经发生巨变，秦虽暴虐，但“分久必合”却是天下大势。即使揭竿而起推翻秦朝，走向统一的时代潮流也不可逆转。因此，张良“复韩”的政治理想就只能成为空想。

“相韩”已成空梦，张良或许有过“相汉”的念头，但是他所忠心的，还是心底的故国。同时，他也太了解刘邦了，所以在最后把这一念头也压在了心底，当刘邦问他谁可为相时，他推荐了萧何。

这一刻，刘邦心中是否想过让张良为相？不得而知。反正，后来至刘邦病危，吕后也没能从刘邦口中问出张良的名字。或许，他知道，天下定后，张良的心已绝尘而去——或许，他和张良都想将“初恋”做为最美好的状态放之心底。

吕后问刘邦：“萧何死后，由谁来接替他呢？”刘邦说曹参。

吕后问曹参之后是谁，刘邦说：“王陵可以在曹参之后接任，但王陵智谋不足，可以由陈平辅佐。陈平虽有智谋，但不能决断大事。”

吕后又追问以后怎么办，刘邦轻叹说：“不用操那么多心了，你也活不到那时候。”

吕后不甘心，刘邦死后，她想方设法逼张良出来做事，但都没有成功。

张良没有做汉之官职，是因为刘邦知道他的目的本就不是做官，不是为名利——刘邦当然也知道张良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却不能给他。

张良从“帝王师”退而为“帝王宾”，继续和刘邦保持着既亲密又疏远的特殊关系。他和刘邦都是明白人。

刘邦死后，张良即搬离长安，在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东南的黄袍山修建了“良山道观”及“伐桂书院”，隐居于此，教当地孩子读书习字。

北宋时期诗人黄庭坚7岁随父游黄袍山，在参观“良山道观”和“伐桂书院”时，赋诗一首：

牧童骑牛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是啊，中国历史上王侯将相多了去了，又有几个人能比得了张良的名气？！

约公元前186年，张良病逝，谥号文成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