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寸金莲的血泪史 中国古代缠足历史
对于现代人来说,中国古代妇女缠足至今都是一个 "历史之谜 ",人们仍难理解为何要缠足。那么缠足,何时产生?又为何流传千年?
缠足自上至下流行
司马迁的《史记》称:"临淄女子,弹弦,呫缠"。其中呫缠可能指缠足,或许仅限于少数风月场所中的女性所特有。唐朝白居易的诗中有一句"小头鞋履窄衣裳",可能描写的是缠足女性。杜牧诗中"细尺裁量约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则刻画妇女用布带缠足的情况。
但是,五代以前,缠足并不流行。湖南马王堆古墓出土的汉代妇女是天足,五代时,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侍女也都是天足。缠足得以流行,南唐皇帝李煜的"推广"功不可没。《道山新闻》记载说:"后主宫嫔窒息娘,纤细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
上有所好,下必仿之。通过缠足,姑娘的体态似乎更加轻盈,如弱柳扶风,备受皇帝赞赏与宠幸。为了争宠,后妃们竞相模仿,缠足便在皇宫内流行起来。
皇宫内流行的缠足,被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家眷所模仿,进而蔓延到普通阶层。从文字记载和地下发掘物来看,在北宋已有相当一部分妇女缠足,到了南宋得到普及。《辍耕录》云:"元丰(宋神宗年号)以前犹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
另外,从福州黄升墓中出土了6双女鞋,其中一双穿在死者的脚上,5双为随葬品。平均长度为13.3至14厘米,宽度为4.4至5厘米,死者脚上还裹着210厘米的裹脚布。这已经是较为标准的缠足,与明清两代的缠足已十分接近了。
缠足在古代受到普遍欢迎,连苏轼、辛弃疾这样的大文豪都有歌咏和欣赏缠足的篇章。苏轼的《菩萨蛮?咏足词》便是专门为咏缠足而作:"涂香莫惜连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需从掌上看。
许许多多男人对缠足入了迷,沉醉其间不能自拔。元末着名诗人杨维桢用纤足妓女的鞋子"载盏行酒,谓之‘金莲杯’"。清代诗人袁枚在《答人求妾书》中说:"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
缠足恶俗,攸关国体
现代女子均为天足,缠足现象已然绝迹。流传千余年的习俗,如何消亡的?清朝末年,*僵化,政治腐败,在与海外殖民者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民不聊生,起义不断,可谓内忧外患,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社会精英从夜郎自大到虚心寻找与国外差距。
在寻找差距的过程中,一些官吏,为了逃避战败的责任和处罚,将与外敌战败的原因归为缠足,认为小脚是中国"野蛮"和"落后"的主要象征之一,是"国耻"。1896年,康有为在奏折中说:"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
据考证,缠足由美转丑,传教士是始作俑者。他们通过兴办教会学校和成立"不缠足会"来推广不缠足之举。传教士将缠足行为归入一个非科学的、不文明的范畴,促使那些自认为"现代"而"文明"的人们划清与缠足的界限。
传教士把缠足看作是应在医疗领域中予以观察的行为,试图直接建立起缠足与"疾病"表现症候之间的关联性,从而确立起了一种评价缠足的"卫生话语"。当时的医生陈微尘说:缠足女性由于缺乏运动,"气先不足已成定论,加以足帛之层层压迫,使血管受挤,血行至足,纡徐无力。一人每日之血液,本应环行全身一周,若在足部发生障碍,则其周流必生迟滞之弊"。
当时像《万国公报》这样的教会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评缠足是导致女性健康衰弱的祸首,有的认为缠足应为中国疯癫和灾荒的频繁发生负责。这种舆论迅速在知识界传播开来,成为主流声音。一种典型的演化是将缠足与弱种退化相联系。张之洞讥缠足使"母气不足",袁世凯则说缠足"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
进入晚清后期,缠足与国弱民穷的关联性就不是"隐相关系",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了。一位四川地方官的表述更加直白:"女子缠足,就会把一国的男子、天下的事情弄弱了。另一种演化是将缠足作为束缚妇女的一种手段,于是呼吁放足以解放妇女。如果说放足之后男女就人格平等,实际上等于拿脚的形状来衡量妇女的人格,仍带有贬低妇女的倾向。
假如"女为悦己者容"的社会体现了男尊女卑,从小脚美改为健康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不平等"特性。还有一种是,在前两种演化的基础上,将缠足上升到"国体"的高度加以批判。1912年3月13日,孙中山称:缠足"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
到了1933年底,一些外国人在张家口一带乡村拍摄妇女缠足照片,当地驻军经北平军分会向上呈报至最高层,认为"缠足恶俗,系我国曾经通令严禁在案……该外人未经我*批准,割取前清时代所遗留之片断恶俗,遽尔作恶意宣传,更属不当。且攸关国体",故应予严禁。
后由蒋介石亲自下令:"未经当地*允许,一概不准外人拍照。并呈准国府,交由文官处通令全国各省市*一体查办。
放足以扫除积弊
1898年8月13日,光绪帝颁发诏书:"令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诱士庶,光绪十五年所生女子至今十岁者,无得裹足"。
缠足女子所穿鞋履
1902年清廷颁布了劝戒缠足上谕:"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晋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清廷的上谕不仅减少了社会上的阻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转变了部分地方大员的趋向,使之成为不缠足思潮的鼓吹者和不缠足运动的参与者。
官方的重视和推行,戒缠足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当时影响较大的《女子世界》就有《痛女子穿耳缠足之害》、《戒缠足诗十首》、《放足歌》等专稿。还出现了专门反对缠足的妇女刊物:《天足女报》、《天足会报》、《天足会年报》等。
到1904年,"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所缺者惟浙闽与陕甘而已"。辛亥革命之后,把废除缠足列为将来"扫除积弊"的重要工作。1928年5月,南京**批准由内政部颁发禁止男子蓄发辫和妇女缠足的禁令,规定:
"未满十五岁之幼女,已缠足者应立即解放,未缠者禁止再缠,劝导期满而仍未解放者,罚其家长一元以上十元以下之罚金,并再限令一个月内解放;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之妇女缠足者,应在解放期内一律解放,期满而未解放者,罚其家长或本人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罚金,仍限令两个月内解放;期满而仍未解放者,加倍处罚,并由女检查员强制解放之。
到1944年5月,内政部再次颁布《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其中禁止妇女缠足仍是主要条款。
这场由官方主导的持久的禁缠足运动,经过种种意识形态的强化,人们对于小脚的偏好得以改变。缠足,在人们的认知中逐渐由美好变成邪恶,从而缠足习俗日益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