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的限度 宋朝皇帝所受10道束缚究竟是哪些？

我仔细考究过宋代君主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其完备性可谓为历代所不及，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也有其他王朝所无的。两宋三百余年，从未诞生过一个*的君主，倒是著名的权相出现了一大串，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名单：丁谓、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等。宋代可能没有很好地解决权相*的问题，但君权则是受到了有效限制。

那么现在就来分析对宋代君权构成约束的各种力量。

一、天

首先让我们从古代帝王心目中最不可*的神秘力量——“天”说起。

在秦始皇建立帝制之后，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汉代时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才在皇权之上设置了一个更高位阶的“天道”，将“绝对皇权”改造成“相对皇权”。现在受过理性启蒙的人们似乎难以想象古人对于“天”的敬畏了，但在秦后各个王朝，天命、天道确实对人间的君权产生了约束。古代的君主相信上天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并通过灾异向失德的统治者提出警告。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有星孛于井鬼，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余”，这一反常的天象让真宗诚惶诚恐，对宰相说，“朕德薄，致此谪见，大惧灾及吾民。密迩诞辰，宜罢称觞之会，以答天谴。”连生日也不敢过了。

而熙宁年间，王安石为说服宋神宗压制异论，厉行新法，则放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其实就是蛊惑皇帝摆脱天、祖宗成法与舆论的三重束缚。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因为结果很可能导致皇权专制主义的生成。也因此，当宰相富弼听闻王安石向神宗说“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的时候，就坐不住了：“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

后来神宗暂罢新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天命”的敬畏。据《宋史》载，“自熙宁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无生意。东北流民，每风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无完衣。”有一个叫做郑侠的小吏，不忍看流民*，绘成《流民图》，上书宋神宗，请求罢去新法，“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神宗“反复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翌日，诏令“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间欢叫相贺”;“越三日，大雨，远近沾洽”。

君主敬天，所以不敢一意孤行。“天”作为节制人间君权的神秘力量，在宋代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显然是不可忽视的。

二、誓约

另一道对宋朝君主的束缚来自“誓约”，这也是宋代特有的皇权约束机制。“誓约”为开国之君宋太祖所立，这一典故在南宋笔记《避暑漫抄》中记录得比较详细：“艺祖(宋太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也有人怀疑“誓碑”之事为宋人捏造，毕竟那块石碑谁也没有见过。不过证之其他史料，我们还是可以判断，即使“誓碑”存疑，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约”应该是存在无疑的。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宋臣曹勋的自述。靖康末年，徽宗、钦宗两帝被金人所掳，曹勋随徽宗北迁，受徽宗嘱托国事。不久曹勋逃归南方，向高宗进了一道札子，里面就提到：“(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记载：徽宗“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还有人认为，即便真有“誓约”，也意义不大，不过是一份秘密的遗诏而已。“誓约”确是太祖遗诏，但更准确地说，这其实是宋皇室与上天之间的立约，赵宋的君主如果违背“誓约”，则“天必殛之”。在天受到人间敬畏的时代，这样的“誓约”具有比一般的遗诏更大的约束力。事实上，两宋三百多年，除了一二特例，大体上也做到了“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宋神宗想斩杀某漕官，却受宰相蔡確抵制，结果这个皇帝只好发了一句牢骚：“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三、条贯

“誓约”只是宋朝的特别约法，此外还有一系列日常制度与程序要求君主遵循，在宋代，这叫做“条贯”。开国之初，宋太祖便已意识到“条贯”乃是预防后世君主肆意妄为的“妙法”。据宋人马永卿的《元城语录》记载，“太祖即位，尝令后苑作造熏笼。数日不至，太祖责怒。左右对‘以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复依，方下制造，乃进御。以经历诸处，行遣至速须数日’。太祖怒曰：‘谁做这般条贯来约束我？’左右曰：‘可问宰相。’上曰：‘呼赵学究来！’赵相既至。上曰：‘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熏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来条贯，盖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条贯极妙！若无熏笼是甚小事也。”

按照宋代的“条贯”，内廷要一个“熏笼”(点燃熏料驱赶蚊虫的器物)，需经过非常繁复的程序，层层审批，走完这些程序，最快也得几个工作日。其间如果台谏觉得不妥，还可以驳退回去。宋太祖草莽出身，对这样的“条贯”开始时很不耐烦，也想不通：“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熏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但经过宰相赵普的解释，太祖就明白过来了，庙堂不比民间，民间可以用数十钱买一熏笼，皇室的用度取之民脂民膏，当然需有“条贯”约束，否则后世君主挥霍无度，岂不后患无穷？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条贯”，高宗的妃子才会说“宫禁中，妃子、宫女用的胭脂、皂荚多了，宰相都要过问，哪里敢用檀香做椅子？”

“条贯”，换成今天的说法，即法条、法律。历朝立法，至宋代时最为完备，用南宋学者陈亮的话来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与陈亮同时代的叶适也说：“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

而且，宋代也是一个强调天子亦必须服从于法的朝代，君臣之间有所谓“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的共识，假如天子徇私枉法、偏袒私臣，就会受到士大夫集团的激烈反对，他们会搬出“天子与天下共守法”的法理来跟皇上争辩：“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可见，至少在理论上，宋代的皇权绝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它的上面，还有天，还有法，皇权也受法约束。

四、道理

对宋代皇权构成限制的还有“道理”。其渊源还是来自宋太祖。《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记载，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三月，明州州学教授郑耕道进对，向宋孝宗说起了一个典故：“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对曰：‘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屡称善。夫知‘道理为大’，则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孝宗听后说：“固不当任私意。”

开国皇帝认同“道理最大”，意味着同时承认权力不是最大、皇权不是最大，皇帝的话并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永远正确”的，也不是不可违背的。正因为君臣间达成了“道理最大”的共识，所以宋臣不认为臣要绝对服从于君：“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也正因为“天下惟道理最大”，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

那么“道理”由谁来评判与阐释？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当然并非由君主自己来阐释。确切地说，“道理”并不是掌握在哪一个人手里，而是蕴含在人心、天理(自然法)与世代相承的传统中，并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群体发现、阐述出来;或者通过“公议”彰显出来，用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告诉宋宁宗的话来说，“臣闻天下有不可泯没之理，根本于人心、万世犹一日者，公议是也。”

五、祖宗法

“誓约”、“条贯”、“道理”三者的权威，均为开国皇帝太祖所确立，因而它们也构成了宋代“祖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宋朝的祖宗法不仅仅是“誓约”、“条贯”与“道理”，所以有必要将它单列出来。

宋代可以说是最重“祖宗家法”的一个朝代，每有新君即位，几乎都要强调一遍对“成规”的忠诚，如真宗即皇帝位，下诏说：“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仁宗即位诏说：“夙侍圣颜，备承宝训，凡百机务，尽有成规，谨当奉行，不敢失坠。”英宗即位诏说，“夙奉圣颜，备闻圣训，在于庶政，悉有成规，惟谨奉行，罔敢废失。”故而，我们有必要再将“祖宗法”单列出来——毫无疑问，“祖宗法”对在位君主构成了有力的束缚。宋真宗想给他“深所倚信”的内臣刘承规讨个节度使的名衔，宰相王旦便是以“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无，不可听也”为由，断然拒绝了真宗的要求的。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祖宗之法”，未必都是前任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一个包含了一系列习惯法、惯例、故典，并且经儒家治理理想塑造过的制度体系，因为以“祖宗”的名义保存下来，其权威大于现任君主的权力，当现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王安石鼓吹“祖宗不足法”，其危险性就在于他试图解开套在皇帝头上的“紧箍儿”。

六、史官

顾炎武《日知录》说：“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尚矣。”这一古老的“史官”传统与“起居注”制度，也是君主不敢不敬畏的力量。皇帝的一言一行、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起居注官记录在案，而且起居注官怎么记，皇帝是管不着的。吕公著曾告诫宋神宗：“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当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恶不可不去。”因此，如果君主在乎身后的历史声名，行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据明代笔记《读书镜》，“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者。久之。内侍王继恩问其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我所以不乐也。’”

当然，要让君主对历史心存敬畏，史官的独立性非常重要。在宋朝，保持史官的独立性是士大夫的一项共识。北宋人刘无言在太学读书时，阅读《史记》，看到书中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句，便跟同窗夸口说：“明日考试，我必用此句。”第二天太学考试，出的策论题是“论《神宗实录》”，与军事毫无半点关系。但这难不倒刘无言，他答道：“秉笔权，犹将也，虽君命有所不受。”结果他的策论获得第一名的评分。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刘无言的急智，而是宋人关于历史书写的认识：史官具有独立的“秉笔权”，不受君命所左右。

按照宋代史官的传统与惯例，君主与大臣议事的任何场合，都需要有史官在场。这跟现代政治中的电视直播有着类似的功能，都是政治透明度的体现，只不过一个是即时公开，一个是留给历史与后人。宋哲宗时，“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即这个大臣想跟皇帝秘密商议事情，要摒退左右与史官。但起居舍人吕陶坚决抵制，他说，“君臣议事，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闻，是所言私也。”哲宗最后只好下诏，确立了今后议事时史官必须与闻的原则。

七、权力结构

如果说“史官”是一种消极的约束力量——因为史官并没有预政的权力，假如皇帝对历史声名全不在乎，史官除了秉笔直书，是拿皇帝没办法的——那么，宋代的权力结构便是牵制皇权的积极力量——君主专制的企图是跟这一权力结构相背反的，因而专制的君权是难以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展开的。现在我们有必要来仔细考察这个权力结构。

毫无疑问，宋室君主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最顶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时也是名义上的权力源，所有的诏书都必须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但请注意，这里我们使用了一个限定词：“名义上”，因为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临天下”，但应当“统而不治”，所谓“无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面而已”，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君主只是作为主权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而存在，并不需要具体执政;国家的治理权由一个可以问责、更替的*(宰相机构)执掌。用现代政治学概念来说，这叫做“虚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权归人主，政出中书”。

宋代的实际权力运作当然离理想的“虚君共和”尚有很远的距离，但“虚君”显然是宋代士大夫的重叠共识。北宋人曾肇说，“帝王号令，务要简大。若夫立法轻重，委曲关防，皆有司之职，非帝王之务。”同时代的罗从彦也说，君主“除礼乐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细务，责成左右”。南宋的大理学家陆九渊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另一位大理学家朱熹也认为，“人君之身端本示仪于上，使天下之人则而效之”，实际的治理则“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朱熹的朋友兼论敌陈亮也提出，“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即便是君主本人，也不敢公然与士大夫的治理共识唱反调，强势的宋太宗也不能不承认，“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宋真宗亦自言“朕未尝专断”;宋仁宗更是“虚君”的典范，“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当时有人评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有谏官甚至看不惯皇帝的“无为”，质问仁宗：“今政事无大小，皆决于中书、枢密，陛下一无可否，岂为人主之道哉？”仁宗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所以宋人自认为，“汉唐以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如果君主意欲揽权，则会被视为“越俎代庖”、侵占*的正当权力，因而免不了要遭受群臣*：“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

君主下面的宰相机构(包括中书门下、枢密院，时称“二府”)，则是“与天子共治天下”、掌握着实际治理权的执政团队。宋代宰执的法定权力很大，“天子以万机之得失，百官之进退，*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近而号令之臧否，远而蛮夷之叛服，大而阴阳之愆和，小而钱谷之衍耗，凡百官有其事，事有其名，一皆委任而责成于宰相。故宰相于天下事无所不统，不以一职名官。”虽然朝廷的诏书都是以皇帝的名义颁发，但，按照法定的程序，诏书的起草、审核与颁布，都必须经过宰相机构，并由宰相副署，“凡制敕所出，必自宰相”;“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

负责草诏的职官是隶属于宰相机构的中书舍人。宋代的诏书大致有两种，一是宰执进呈、君主认可的意见，一是君主直接的授意，不管是哪一种旨意，通常都由中书舍人起草。如果中书舍人觉得旨意不合法度，可以拒绝草诏，将旨意送回去，叫做“封还词头”。“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这是中书舍人的合法权力。依照惯例，中书舍人若“封还词头”，而皇帝又固执地非要下诏不可，那么可以由次舍人草诏，但次舍人同样可以“封还词头”。理论上，只要中书舍人达成“拒不草诏”的一致意见，便可以将一道不适宜的诏书“扼杀于萌芽状态”。

诏书草成，宰执署印认可，即为朝廷敕令，但且慢，诏书还必须通过宰相机构的另一个分支——门下省给事中(元丰改制前为封驳司)的审核。给事中具有封驳之权，“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即将诏书驳回去。南宋初，有个叫做王继先的御医，因为治好了高宗之病，高宗想封他为“武功大夫”，旨下，被给事中富直柔封驳，因为这种破例的人事任命不合宋代的“伎术官法”。高宗说，“这是特例，继先诊视之功实非他人比，可特令书牍行下，仍谕以朕意。”富直柔不屈不挠，再次封驳。最后高宗不得不“屈意从之，所有已降指挥可更不施行”。

诏书通过中书舍人与给事中两道关卡的审查，并经宰相副署之后，才可以成为正式的政令，交给宰相机构的分支——尚书省执行。这时候，如果还发现诏书有失当之处，该怎么办？还有台谏，台谏拥有论列政令得失、乃至追改诏书的权力。

当然，理论上君主也可以绕过中书舍人草诏、给事中审核等法定程序，也不用宰相副署，直接下诏，称为“手诏”、“内降”、“内批”。但是，这类私旨在法理上并不具备合法性，所谓“不由凤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也;宰相机构是可以拒不执行的，“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北宋初，因为找不到宰相副署，太祖连个任命状都颁发不了。仁宗朝时，宰相杜衍对皇帝私自发下的“手诏”，一概不予放行，“每积至十数，则连封而面还之”，皇帝也拿他没办法，只好称赞他“助我多矣”。不过到了北宋末年，由于徽宗热衷于“御笔行事”，“斜封墨敕盛行”。这是政局败坏、国之将亡的征兆了。当政治转为清明时，君主的“御笔行事”又会大大收敛，如南宋初，高宗重申了“政出中书”的法度：“凡批降御笔处分，虽出朕意，必经由三省、密院。”

综上所述，可以说，在政治正常时期，在宋代权力结构中，君权出现了象征化的倾向，而宰执则掌握着实际上的国家治理权。那么问题又来了：谁来制衡强大的相权？台谏——没错，就是台谏。用朱熹的话来说，“有一好台谏，知他(宰相)不好人，自然住不得”，即设置独立的台谏对宰相权力进行监察与审查，但凡“诏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赏逾制、诛求无节、冤滥未伸，并仰谏官奏论，宪臣弹举”。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简单的“宋代权力结构图”了——

这是一个分权结构。君主端拱在上，处于超然地位;然后“举一国之权而悉付之宰相”;然后设立平行于宰执的台谏，以制衡宰相之权。这个权力结构的理想形态，就如南宋的陈亮所言：“军国大事，三省议定，面奏获旨。差除即以熟状进入，获可始下中书造命，门下审读。有未当者，在中书则舍人封驳之，在门下则给事封驳之。始过尚书奉行。有未当者，侍从论思之，台谏劾举之。此所以立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八、经筵

“经筵”是一项侍读制度，意在通过对君主的教化，让君主接受儒家价值观的熏陶，自觉遵循君道。进而言之，“经筵”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政教分立”的隐形结构，即政权与治统归于君主，而道统与教化权归于儒家。宋代的士大夫有着“教化君主”的抱负，所以才说“君德成就责经筵”。程颐为经筵官时，对哲宗小皇帝也是抗颜教训的：一日讲罢未退，上(哲宗)偶起，凭槛戏折柳枝。(程颐)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掷枝于地，不乐而罢。虽然“不乐”，但也不能不接受程颐的教训。

九、国是

“国是”为宋代特有的制度安排，指君主与士大夫集团共同商定、制订的“基本国策”，南宋初的宰相李纲说，“古语有之云：‘愿与诸君共定国是’。夫国是定，然后设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谋，下无趋向之惑，天下事不难举也。”“国是”一旦确定下来，对皇帝、对廷臣都有约束力，皇帝想单独更改“国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北宋神宗朝以“变法”为“国是”，则变法派能以“国是已定”为由，阻止神宗皇帝起用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南宋高宗确立“和议”为“国是”，孝宗虽有心抗金，却终难有作为。

十、公议

朱熹曾质问有专权倾向的宋宁宗：陛下所作所为能“尽允于公议乎”？“公议”，显然也是一道限制皇权的绳索。在朱熹看来，君主不可专断，即使君主作出的裁断是正确的、“悉当于理”，这样做“亦非为治之体”。为治之本乃是服从于“公议”。《尚书》中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的说法，意思是说，君主应专行赏罚、独揽威权。听起来有些君主*之意。但苏轼对这句话作出了新的解释：“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如此，则威福将安归乎？”这么一解释，便有几分“*政治”的意味了。君主如果服从于“公议”，自然谈不上君权*，而且同时，也避免了威柄为左右一二权臣所擅。

赵宋君主未必都能做到“舍己而从众”，不过宋代确实比较尊重“公议”的力量，宋人自己都说，“本朝治天下，尚法令、议论。”如果君主行事不合法度，立即就会受到“公议”的围攻。真宗朝时，皇帝在与宰相李沆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朝廷命令尤宜谨重，每出一令，舆人不免谤议，或稍抑之，又塞言路。”李沆说：“人之多言固可畏也。”这是在提醒皇帝要敬畏人言、公议。而王安石宣扬“人言不足恤”，用意则与此相反。

好了，我们已经考察了宋代君主身上的十道束缚——天、誓约、条贯、道理、祖宗法、史官、共治政体、经筵、国是与公议。重重束缚之下，宋代君主想如秦始皇那样“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所谓“二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叙事，以及“儒家是专制帮凶”的传统文化批判，都是建立在“启蒙想象”而非“历史真实”之上的言说。当然这也是需要修正的。

(本文节选自我的长文《宋代君主受到的约束》，曾刊发于2013年《文化纵横》杂志第2期。发表时标题改为《皇权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