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想借贪污腐败罪名诛杀袁世凯为何未成？

袁世凯最为后人所诟病的是他称帝。袁氏此举让世人心灵震撼不已，感到古老中国要跳出帝制的圈子颇为不易。其实，除去称帝，袁世凯亲历的反腐也值得人深思。

袁氏做了83天皇帝，就不得已宣布取消帝制。细思袁氏此举，超过古代帝王不少。毕竟是受过新事物熏染的政客。历史上不少皇帝，反对声此起彼伏，却没有一个辞职的，只有刀架在脖子上以后，装出“禅让”的样子，极不情愿的“让贤”。而一些立场坚定的皇帝则肆无忌惮敛财、杀人，任大地流血漂橹，任生灵横遭涂炭，等人家用暴力掀翻皇椅才止住手。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论及帝制运动时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

这是浓缩、概括的话语，指袁世凯称帝复杂的轨迹。《袁世凯评传》把促成袁世凯称帝者约略分成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袁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二为清朝的旧官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三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四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希望黎得以继任总统;五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用这段话为唐先生那句简括之言作个脚注，也许不为不当。

袁氏称帝，原因虽然复杂，症结点恐怕还是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中所分析的，即袁世凯“无心依法行事，放弃实权，实行真正的内阁制”。

至于反腐那些事情，在剖析袁氏的文字中，占有的份额并不大。虽然此事不比称帝重大，但与稳定相关，任何朝代，任何*的社会都要做。不惟如此，从中也可以看出不同政治人物的措施。袁世凯在清朝和民国都曾与惩贪有所纠缠，官场的光怪陆离，不由让人对官场的反腐俯首深思。

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去世。因为光绪帝无嗣，以载沣长子溥仪入嗣继承皇位，是为宣统帝，载沣同时被授为监国摄政理朝政。此时的袁世凯位处军机大臣，收买了不少朝廷重臣，比如奕劻。据说，载沣一直想诛杀袁世凯，一是为其兄光绪帝报仇，另一方面，作为摄政王，必须清除袁世凯这个障碍，自己才可能大权在握。然而，杀人虽易，但理由必须得当。究竟给袁世凯戴一顶什么罪行帽子，载沣花了些精力。

原本想以贪污腐败的罪名杀掉袁世凯，但觉得不可行。不论古今，杀掉一名经济上存在严重问题的官员，必然要牵连出众多贪官，像奕劻这样的元老重臣是躲不过的。让人不能不思的是，载沣的目标不是奕劻等臣子，岂可以因为一个袁世凯而毁了国家的栋梁？另外张之洞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奕劻问道：“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这些都是实际问题，必须事前考虑清楚。想来想去，载沣将袁世凯贬回老家养“足疾”去了。

有人说，载沣没有杀掉袁世凯乃一大失误。我们姑且不说袁世凯是不是贪污受贿，假如清朝没了袁世凯，是否会建设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只以政客反腐论，投鼠忌器是必然的心态，反腐常常被扭曲的心态所扭曲。

民国建立，袁世凯成为第一任大总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的袁氏，在治贪方面虽然没有载沣投鼠忌器的困扰，却有碎器震鼠、杀一儆百的“姿态病”。按当时《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官吏不论大小，违法贪赃逾五百元，便可判处死刑。京兆尹王治馨，就是因为一桩五百元(数字常有不同)的贪污案而被袁饬令枪决。据说都肃政史查实证据后，上报总统袁世凯。三日内，从总统批准到大理寺审判、宣判、枪毙执行，王治馨已命丧黄泉。

龚育之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曰，王治馨曾就宋教仁遇刺一案代表总理赵秉钧向在北京的中国*人解释。王氏有言，应桂馨曾与赵秉钧商量暗除宋教仁一事。“总理谓此事体大，我不敢主张，须问过总统。总理随即对总统言，总统谓人之主张各不同，安可因主张不同，便谋害人，此事绝对不可，故总理亦绝对拒之，可见杀宋一事，总统决不知，总理亦决不知。”又道，“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是言一出，舆论大哗。袁世凯暴跳如雷，说：“措辞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

惩治王治馨，不单是个做姿态的问题，还有政治瓜葛。此类旧账新账一齐算的思路，对反腐力度绝对是自我讽刺。为敲山震虎，杀几个撞在枪口上的贪官，已经与制度反腐相去远矣，如果再掺以集团或个人利益，反腐云云，就只能恶性循环了。(摘编自香港《文汇报》 文/李恩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