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秦汉之规摹” 志向十分远大的隋炀帝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 年)七月，再造统一的杨坚死于今天陕西省麟游县境内的仁寿宫，次子杨广即位，是为大名鼎鼎的隋炀帝。

如果我们问：“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暴君是谁？”恐怕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会回答说是秦始皇与隋炀帝。相比之下，隋炀帝似乎更为不幸。毕竟，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开创者，是“千古一帝”，而隋炀帝却不过是个亡国之君，是后世帝王的反面教材。“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瓦岗军领袖李密讨伐隋炀帝的这句檄文，早将杨广残暴、荒淫的形象牢牢确立在国人的心目中。

千百年来，隋炀帝都是作为“暴君”“昏君”的典型代表受到人们的口诛笔伐。这样的评判对他来说是否公平？真实的隋炀帝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这种形象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后人的建构？他是真的犯下了那么多的暴行，抑或只是后世“众恶归之”的结果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近隋炀帝和他的时代，去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尚秦汉之规摹”——志向远大的隋炀帝。杨坚给太子杨广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

在隋文帝统治的二十三年中，除了平陈之役及开皇末年对高丽和突厥的两次小规模战争之外，社会是相当安定的。杨坚一直推行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的政策，农民除交租调、服徭役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获得长足发展，人口也迅速增加了。

杨广即位的次年改元大业。登上帝位的他，能否像他父亲杨坚那样大有作为呢？面对着这个古老的*，杨广开始了他那波澜壮阔而又毁誉不一的帝王生涯。

千名美女划着龙舟，缓慢前行，她们各自手执雕板镂金的船桨。这就是托名唐代颜师古所撰的《大业拾遗记》中所载隋炀帝的一次江南出游。明代小说《隋炀帝艳史》中的描写则更为细致，除了一千名美女之外，又添上了一千只羊。在香艳化的过程中，隋炀帝下江南的故事也被妖魔化了。

实际上，杨广是一位胸怀远大志向的皇帝，他以“大业”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年号，便可窥见他的雄心。《隋书•炀帝纪》说他“尚秦汉之规摹”，处处以秦皇、汉武的功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位千古一帝，他必须要有所作为。

当杨广还是晋王的时候，身边就聚集了许多青年才俊，杨广首先继承和完善了父亲杨坚创立的人才选拔制度。早在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诏每州岁贡三人，当时主要是明经与秀才两科，时称“贡举”，正式确立了后世所谓的科举制。大业之初，

杨广又创立了进士科，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科目。此后，形成了秀才、明经和进士三科并列的常贡。进士科取人颇多，隋朝的进士房玄龄、侯君集和孙伏伽等人后来甚至成为唐初的名臣。

杨广曾经在南方生活很长时间，他深刻认识到江南陈朝故地与北方在文化上还没有真正融合，山东地区也不安定，国家的统一局面并不巩固。此外，作为都城的长安人口众多，关中物资供应不足。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杨广需要重新选择一座居于华夏中心、地势险要，而且具有良好交通和经贸条件的城市作为都城，以便加强对东方和江南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

隋朝统一以后，东部河北、山东的地方*是有很强大的反弹。南方也一样，开皇九年(589年)杨广平陈之后，第二年，陈朝旧境全叛。巩固统一是杨广面临的一个很现实、很严峻的任务。如果国家的核心建在关中、在长安，指挥起来不是很方便，而洛阳是天下之中，

相对来说，对于控制河北、山东、江南，是比较有利的。

最终，杨广和他的大臣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洛阳。东都洛阳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有丰沛的饮用水源，而且邻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最重要的，洛阳居于国土中心，是隋朝的交通和经贸中心。

王朝的都城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气质，谁能够担负起设计建造洛阳城的重任呢？这个重任最终落到了宰相杨素、杨达及主管工程的将作大匠宇文恺的肩上。接到皇帝营建东都的诏令，几位大臣立即行动起来。

杨素等人没有让杨广失望，仅仅用了十四个月，一座巍峨的都城拔地而起。东都洛阳城周长约二十七公里，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在如此短的工期内建成这样规模的城市，也是很难实现的。人们不禁好奇：这样的奇迹在当时的施工条件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在东都洛阳刚刚建成的时候，河北地区的三千多户工匠就被官府迁入洛阳定居下来。同时杨广又将几万户富商迁入洛阳，为洛阳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从那以后，洛阳又重新成为古代中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东都洛阳城在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营建东都的工程开工没多久，杨广又有了新的决定——开挖大运河。在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东都的同时，还要动用大量人力开挖大运河，杨广的目的是什么呢？

江南的经济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北方的人口和北方土地可以产出的财富，却不足以供养一个庞大的人口和朝廷，这使得加强整个南北之间的水路交通运输成为一件迫切的事情，而水路运输的便利、低成本又使开挖大运河成为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