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评敌后国军游击队 基层全土匪指挥官是军阀
战前的华北，国民*表面上拥有行政权，实际控制有限。*直辖力量，除刘峙曾经于中原大战后至1935年底出任河南省主席外，其他各省基本都在地方*控制之中。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牢牢控制其辖区，国民*难以插手。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逼迫南京*力量出华北，河南省主席易为商震(1935年12月至1938年1月)，商的力量开始壮大，河南形成*和地方多种力量并存的状态。河北自南京国民*建立后，长期处于冯系、晋系、奉系争夺之下，政治生态异常复杂，既有宋哲元的西北军老系统，也有原晋系残余，还有原东北军旧部，以及在常年军事力量角逐中幸存下来的小实力派人物，如石友三等。华北的这种状况，朱德在抗战前夕答记者问时曾有描述：“北方的部队及其*根本不行。他们作出的跟南京方面的统一行动计划，几乎没有开始执行。像宋哲元将军这样的人物指挥的北方部队，一方面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我们活动的影响。下级军官很抗日，但他们的上级指挥根本没有行动的计划。一旦打起来这些部队就会接二连三地被消灭。”
中日全面开战后，华北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经历剧烈的洗牌。因为二十九军的迅速溃败，河北的宋哲元基本失去原有地位;山东在韩复榘1938年初被枪决后，群龙无首;河南省政基本是南京*和地方实力派共治，其下又有各种力量犬牙交错。面对华北军政的混乱局面，国民*对华北防御明显缺乏信心。早在战前，国民*拟定的防御计划中就写道：“若就全盘论之，则防御河北北部，可专由现驻北方之部队担任。”战争爆发后，随着中方主动开辟淞沪战场，中国军队重心投入上海，在华北的正面抵抗力度明显不如华东，华北抵抗主要依赖地方军政力量。对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有一个判断：冀察晋绥四省军政人物的做法“完全脱离民众，挫败之后失去胜心，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利用红军新到壮其士气而相当改变其做法，是一极好时机”。
正如*所看到的，华北的危急局面对于和其仅有一河之隔的中*人，既构成威胁，也提供了机遇。抗战开始后，*部队接受改编，开赴前线，担负保卫华北的责任。此时，许多地区的权力真空局面为*的进入及迅速生根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37年9月，*为*武装力量确定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创造根据地的方针，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尽管这一方针的执行和贯彻并非没有波折，但其基本思路还是得到落实，八路军分散成各个支队出动到华北的四面八方，和*地方党及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结合，通过武装与民众的互动，在华北慢慢扎下脚跟。
总起来看，和苏维埃时期一样，抗战时期*在各根据地的发展，武装仍然是大部分地区发展的绝对要素，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则是*辅助武力进取的利器。由于各地状况、条件不同，力量也不一样，*在各地的发展同中有异。1937年9月，*提出*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存在、发展方式：“第一、在一切被日寇占领地域，*与八路军应公开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去动员与组织群众。第二、在山西我军的后方，应努力争取我党的公开，争取*与八路军应有自己公开的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并领导群众运动。”
河北是抗战前线，八路军应国民*要求到达该地区时，大片国土已经沦陷。依靠武装力量，迅速在日军后方建立根据地，是坚持抗战同时也是寻求生存发展的必要路径。八路军进入河北后，和地方党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结合，通过武装与民众的互动，逐渐扎住脚跟，冀西就是这样的案例。首先是武装的发展：“冀西是从非常混乱的局面澄清出来，各地有进步武装及工作同志，如邢台有东北游击纵队一部同志，临内有冀西民训处及冀西游击队，赞皇有一批老同志，低声下气的利用公开合法来进行工作，后来有骑兵团，这些对于冀西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力量。”在武装的基础上，*不断向下深植，通过群众运动制造声势，发展组织，逐步建立并稳固根据地，冀西的赞皇是*当时工作的先进县，其继续发展的路径是：“赞皇过去有斗争历史，群众条件很好，党与八路军有很高信仰，工作也较有基础，地区适中，形势好，创造一个新的局面是可能的。所以重新配备了*，决定以农会作为中心，掀起了广大的农*动。从农运中大量发展党。*这样的发展态势，*方面后来报告中曾描述为：冀西唐县“多山为奸伪盘踞之地，组织极严密”.。
抗战之初，国民**及地方力量在河北节节退却，日军迅速自北向南推进。在河北民众惶惶不安背景下，八路军却主动进入河北，登高一呼，契合着民众的民族主义和自保需求，受到欢迎应在预料之中。聂荣臻报告八路军在平汉线主动出击后民众的反应：“此间群众抗战情绪极好。经过之地都欢迎，沿途老幼男女对我之热烈，喜形于色。自卫队已全组成步哨，前出到铁路沿线，并且协同游击队破坏道路，应该说，八路军挺进河北，抱有与日军艰苦奋战的决心，但当时的特殊局面，意外造成了河北广袤地区的真空状态。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推进十分迅速，顾不上整理后方，占据地区异常空虚，中国方面的情报显示，1938年9月日军在华兵力部署状况是：华北、华中总计28个师团中，用于华中的达到18个师团，华北10个师团，其中部署在平汉北段的仅两个师，平北地区有平津两大城市，加之要保护铁路线的安全，两个师团兵力之单薄可以想见。对此，日方自己也承认：“当时，方面军占据地区的状况，由于兵力不足及治安之实情，实际上日本*所能到达之地方，仅限于重要城市周边及铁路沿线地区之窄狭的所谓‘点与线’，其他大部分都仍然属于游击地带。”
华北地区这种稍瞬即逝的机会，彭真在总结晋察冀的经验时曾谈到：“敌在战略进攻阶段疯狂地前进，尚未照顾到其后方，在各重要点线之间空隙很大。旧统治崩溃了，敌后新的统治十分松懈，或尚未建立。”*也观察到：“由于日本占领军人数很少，日本人不能掌握所占领的土地。他们的部队通常只部署在铁路沿线的居民点和城市中。而农村几乎全部掌握在我们手中。”日军后方空虚的现实，为*的生根发展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八路军的出击常常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聂荣臻具体描述了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状况，大致情形可见一斑：“一、平汉线日军九日被我袭击后，极为恐慌。被我破坏之铁轨与电线至今未敢动修。昨派往望都之侦察汇报：该城时起谣风，一日数惊，日兵守在工事里不敢出。二、我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外，仍有小部在铁路附近游击，继续不断破坏铁路。三、此次战斗经验，我感觉敌各处守兵都较薄弱，正因为薄弱，所以敌不重守城市，只守城内几个支点，甚至弃城而固守工事……故此对城市猛袭，夜克平汉线三城：望都、定县、新乐，均以接梯攀入。同时敌警戒亦甚疏忽。”八路军这一时期的发展可谓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和冀西一样，冀中根据地也是依靠武装推动，同时运用统一战线、群众运动寻求生根、发展的案例。冀中的武力来自原东北军旧部。1937年10月，53军691团团长、抗战前刚刚被吸收为*地下党员的吕正操率部脱离退却中的原部队，留在冀中当地坚持抗日，所部改称人民自*，部队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1937年底，自*主力开到平汉路西整训，1938年春节前后返回。随后，自*大举编并各类武装，包括地方游击队、联庄武装、会道门武装，吕正操回忆：“截至一九三八年底。我军在冀中争取改造了大部分联庄武装，编入我军的共约两万余人。”到1938年底，整个冀中根据地人口达到800万，部队“号称十万人”。
吕正操所言对民间武装的改编，是*当时求取发展的捷径。民国以来，华北地区常年战乱，散落民间枪支众多，以河南为例，*文件曾详尽分析其枪支来源：“(1)本地自造枪：手工业造枪方式几乎各县都有。县政当局办的，地主绅士的私厂，或作枪出卖。个人私枪厂多半隐藏于乡村”;“(2)内战遗留下来的枪枝”;“(3)土匪、道门活动转运到民间的枪支”，“富农以上的阶层从各方买保家枪”。(南的状况大体反映着整个华北的实态。众多的枪支，长期战争历练出的强悍民风，自幼耳濡目染、口耳相传的民族情怀，保家生存的要求，战争初期**退出、日军力量又暂难覆盖形成的短期统治真空，催生了一大批占山为王的民间武装：“游击军就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共为五十三部之多，当时有句流行的话‘精诚团结主任遍天下，长期抗战司令赛牛毛’。”对这些民军，*估计，其主要成分是：“(一)在*直接领导下的队伍;(二)原在华北抗战的各派军队之一部;(三)以前在地主指导下的民团;(四)人民中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五)土匪会门中抗日的队伍。”这些自发的抗日武装，膨胀极易，陈再道回忆中提到，葛桂斋建立民军后，面对快速拉起的数千武装，感慨地说：“‘不知怎的，你们一下子就把我弄的这么大！’‘干这玩艺儿，比卖梨卖枣强多了。’”根据1938年夏出任河北省主席的鹿钟麟的说法：“职入冀之日，河北杂色军队不下二十余万。”
八路军进入河北后，制定积极吸收民间武装的政策：“大量发展我党所领导的地方武装，争取与帮助一切可能抗日的武装，打击最危险最坏的已经投敌的或准备反动的汉奸武装，以及抗日为名的土匪武装。”*在华北系属偏师，武装力量有限。陈再道的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1938年1月进入冀南时，只有500多人，但八路军既有正规军的武装、素质、威慑力，又有严密的组织宣传，对其他民间武装具有威慑和虹吸效应。陈再道形象描述其慑服巨鹿保安团的经过：“骑兵连拉长距离，绕城半圈向东南奔驰而去。这里是一片沙土地，又值冬季干旱季节，只见尘土飞扬，万马奔腾。”这样的力量展示，已足以让民军战战兢兢，屈膝而就。东进纵队很快吸收、改编金庆江、李景隆、邱庆福、刘磨头、高士举、杨玉昆、段海洲、葛桂斋等大股民团、会匪武装，短短几个月里，“部队由五百多人发展到一万余人”。1938年4月，*方面报告称*在华北武装已扩大到10万人，而朱德、*给*的电报则证实了这一观察：“在华北我军现实有人数十二万以上。”
当然，八路军的发展也不是没有遇到*方面的争夺。尽管战争爆发后，*军的力量迅速退出河北，但原有的在河北发展起来的地方力量还是得到**鼓励留驻河北，一方面通过他们接收、发展地方武装，为日军控制河北制造障碍，保持中国在华北地区的持久抵抗力;另一方面也不无控扼*方面在华北发展势头之意。不过，面对*的精锐，这些国民*系统本处边缘的力量，在与*的争夺中，有类下驷对上驷，无论军事、政治、民众关系上都几无与*抗衡的余地。即便后来**着手重建河北军政力量，其派出的鹿钟麟、朱怀冰、石友三，实际都仍属地方武装，实力有限。鹿钟麟后来说：“职至南宫之日，河北政权早为*把持，职仅自卫步骑三连，何能与共军作政权之争。”如果拿吕正操、陈再道的发展做对比，鹿的这一辩解或不免无力，不过以*尤其是其地方力量的动员和组织能力，鹿的抱怨也不是没有根据。国共在河北的争夺，*方面先天不足，后天又失养，*将领分析：“八路军过去困难，而能延续维持者，一为政治，一为经济，又能上下相见以诚，政治组织较大……公暇上下同乐，如打球或晚会戏剧，不分等级，精神生活颇活跃。凡军队将到之处，即派政治人员前往组织民众，调查敌情，以至筹集粮秣，所到之处，均不感困难。”而*的状况则是：“河北民心中之阎冯张系一丘之貉，印象皆甚恶劣。况阎冯张之部下乎，*以为彼等在河北有办法，河北民众则以为*用彼辈是对河北无办法。结果造成汉奸、*在河北皆有办法，而本党反在河北无办法矣。”*方面之被动跃然纸上。其实，对华北这些地方实力派，**也未必认为他们真有办法，起初不过是聊胜于无，后来又不得不以之充当抵消*发展的力量，捉襟见肘，势所难免。国共的差距，作为对手方的日军十分敏感，他们察觉：“*系游击队，在鹿钟麟北上时稍有整顿，以散兵为基干，收容为‘CC民众动员会’工作的土匪，因而编成十个团。但指挥官非土匪头目，即系旧军阀军官，较之经历一定之主义与政治训练的*员所领导的游击队，其战斗力有天壤之别。”
客观而言，由于河北大部分地区几乎是在陷于日军之手后再被八路军收复，*对河北心理上有种舍我其谁之感。*方面报告，在国共围绕着河北的商谈中，朱德、刘伯承明确表示：“以河北为生命，谓在敌手所取得。”这应该是*真实想法的体现。*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也曾要求**“原则上承认十八集团军为河北作战主力，应负冀察战区指挥作战之责”。实际上，由于*处身西北，挺进华北，处处棋先一着，抗战之初，*在河北的确已经形成先入为主的态势。*重回河北部署力量时，即倍感掣肘，所谓：“迨本党北上恢复组织，而各项工作已为他人先鞭早着，工作无进展，时受牵制与摧残。”1938年底，*方面控制的河北省*报告：“目前冀省八十五县，实际遵奉政令者，不过省府委放县长故城、衡水、冀县、新河四县，而衡、新两县，实有彼党组织之战委会作梗。”对此，省主席鹿钟麟不能不哀叹：“冀省军政实权旁落，第以孑然一身，真有进退维谷之感。”*方面获得的战略主动灼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