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冯玉祥是如何逼蒋介石放了越南胡志明？

被捕坐牢

1942年，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取得重要进展。印度**(越南*的前身)领导创立的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影响不断扩大。许多地方都展开了游击活动。但越盟尚未能同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任何国家建立联系。同时，中国华南地区的越盟组织同中国国民*的关系趋向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同海外的越盟取得联系，进一步扩大越盟的影响，有效地争取国际援助，就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为完成这一重要而危险的任务，需要指派一位既了解中国，又有威望的人前往重庆。而作为越盟创始人的阮爱国便成为大家一致公推的人选。8月中旬，阮爱国离开越北高平省抗法根据地，秘密来到中国。为保守秘密、转移外界的视线，他使用了一个新的名字――胡志明。从此胡志明的名字一直伴随他终生。

1942年8月25日，胡志明来到广西靖西县巴蒙圩，先在农民徐伟三家住了3天。8月27日，由农民杨涛带路前行。当走到德保县足荣乡时，遭到*乡公所乡警的盘查。乡警发现胡志明除持有“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证件外，还携有“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证和国民*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军用通行证。但所有的证件均已过期失效，乡警认定胡志明身份复杂，有重大间谍嫌疑，遂将他拘留。8月29日，胡志明由德保县城被押解到靖西县城。靖西当局认为，胡志明既是越南人，却持有中国方面的多种证件，显系重要嫌疑犯，便决定将他送交广西最高军事机关――国民*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室审查。胡志明写信求见靖西县长，因为他曾在桂林同这位县长见过面，但县长拒绝同他见面。胡志明又给*高级官员写信，也未有回音。

在靖西，一个同越南革命者结拜为兄弟的名叫王锡机的中国农民，曾到*探视胡志明。胡志明通过王锡机给国内写信，报告了他被捕坐牢的消息。在靖西过了一个半月，当局又把胡志明押解到另一个地方。就这样，每隔两周或一个月，当局便给胡志明更换一个*。每次转移，都给他戴上手铐和枷锁，并有5名武装士兵押解。往往是清晨上路，傍晚才能到达另一个*，有时甚至要走两三天。

牢房里，政治犯同吸毒和患有梅毒、性病的各种犯人混杂在一起。挤满了人的牢房甚至会连躺下的地方都没有。胡志明有时只好坐在马桶上，如有犯人大小便，还要起身给他们“让座”。早晨起来，第一件要办的事情就是倒马桶。有一次，胡志明一觉醒来，发现身旁的一个犯人已经死去了。牢房里最令人痛苦难熬的是疥疮和虱子、臭虫，到晚上还有蚊子。犯人们把虱子叫“战车”，把臭虫叫“坦克”，把蚊子叫“飞机”。在这种环境下度日，胡志明浑身长满了疥疮，而且骨瘦如柴，头发也脱落了许多。从1942年8月29日起，胡志明先后被*在广西靖西、田东、隆安、天等、邕宁、南宁、武鸣、宾阳、来宾、柳州等13个县的13所*。至1942年12月10日到达桂林。不久，又被押往柳州，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审查。

名义上的*

获悉胡志明在广西被捕坐牢，越南**十分焦急，多次以“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名义致电中国国民*立法院院长孙科，查询胡志明的下落。后又通过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等新闻媒*造舆论，千方百计迫使国民*释放胡志明。但国民*不予理会。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只好向中国*求救。延安立即打电报给正在重庆的*请他想办法营救胡志明。*早于20世纪20年代就在法国结识了胡志明。大革命时期，两位年轻的*人在广州更是频繁交往，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接到延安的指示，*虽值大病初愈，父亲又刚刚去世之时，但仍亲自往见蒋介石，当面进行交涉。同时又委托爱国将领冯玉祥去游说桂系头面人物李宗仁，敦促广西方面尽速查找胡志明的下落。*对冯玉祥说：“胡志明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倘有不测，何以再谈人间道义。”

冯玉祥既坚决抗日，又同情*，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在这种情况下营救胡志明，要冒很大风险。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胡志明一案是蒋介石亲自过问的，没有蒋介石的点头，谁也做不了主。经同*邀请的苏联顾问团商量，决定利用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迫使蒋介石释放胡志明。

冯玉祥对李宗仁说：“胡志明是在你们广西被捕的，你就不怕蒋介石嫁祸于你吗？”李宗仁觉得冯玉祥说得有道理，便同意与他一道去见蒋介石。冯玉祥对蒋介石说：“胡志明是否是*姑且不论，即使是，他也是越南*，我们有权力、有必要逮捕外国*吗？苏联顾问团成员不也是*吗？怎么不逮捕他们呢？同时，越南是支持我们抗战的，胡志明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怎么成了罪人？假使把赞成我们抗战的外国朋友当成罪人，那我们的抗战不就是假的了吗？不就失去国际间一切同情和支持了吗？如果要真抗战，就应尽快释放胡志明！”在旁的李宗仁也帮腔说：“释放胡志明的道理，冯先生已经讲了。我问你，为什么要在广西抓胡志明？这不是嫁祸于广西吗？这是下面的意思，还是你的命令？”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得说：“好了，马上叫人调查调查。”这次谈话对于后来蒋介石下令释放胡志明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在柳州的越侨组织“越南革命同盟会”(简称越革)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国民*第四战区政治部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基于对胡志明其人的了解，也建议第四战区长官司令张发奎释放胡志明，让他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活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终于命令第四战区释放胡志明。就这样，胡志明于1943年9月10日离开拘留所，交由第四战区政治部“查看感化”。从此，胡志明在名义上恢复了*。

参加会议

胡志明虽走出了牢房，但并未真正恢复*。张发奎的意愿是让胡志明为贯彻他的图谋服务，这使胡志明又增加了一段难忘的经历。1942年10月，越侨组织“越南革命同盟会”在广西成立，其执委会成员都是长期同*关系密切的人，为首的是*的一名将军，名叫张倍公。

另一人是阮海臣，他已年届七旬，从1912年起一直在中国居住，越南语已基本忘光。“越革”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被其头面人物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所困扰。此外，在昆明的部分越南独立同盟成员相继给蒋介石和张发奎写信，宣布不承认刚刚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理由是该组织在国内没有代表，而且其执委会主席是由一名中国*将军担任。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张发奎的旨意，于1943年8月在柳州成立了一个有越盟参加的组织，名为越南爱国者会议筹备委员会，并请胡志明参加。

起初，胡志明拒绝参加。他说：“我等待*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如今没有权利再荒废每一天。国内有许多急迫和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去做。这里将有我们的代表来代替我。”但第二天，胡志明便收到了张发奎的信。张发奎在信中要求胡志明无论如何都要参加这个委员会，而且用要挟的口吻表示，胡志明的参加是他恢复*的前提条件。事情已很清楚，张发奎是想通过胡志明来控制这次会议。正因为张发奎了解了胡志明的身世和威望，意识到今后打交道的对手正是胡志明，所以对待胡志明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胡志明的参加使上述筹备委员会的气氛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越革”中的一些成员强烈反对同越南*和越盟合作，此刻便不再吭气。这样，筹委会就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这些成员是：印度**、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越南革命同盟会(简称越革)、越南*(简称越国)和大越党。一些代表反对大越党参加会议，理由是它有*倾向。胡志明则赞成让大越党参加，认为这样可以争取其中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革命服务。此外，胡志明还建议邀请一些从不参与政治的团体参加，如佛教会、开智会等代表参加。接着，胡志明又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成员，让工人救国会和农民救国会的代表与越盟一起参加会议。这些建议遭到越革头目张倍公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越盟的*将会占据会议的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胡志明决定请张发奎出面裁决，便给张发奎写了一封信。张发奎出于对胡志明的尊重，又考虑到他同越盟的接触刚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不愿在这件事情上引起麻烦，便支持胡志明的建议。

几天后，张发奎宴请筹委会的各方面代表，并在席间发表谈话说：“我认为，如果等到所有的准备都完全周到之后才召开会议，那就大错特错了。出于这种考虑，我请胡代表(胡志明)为我起草了召开会议的计划。我仔细阅读了这份计划草案，认为这是一份革命的计划，处处体现了平等的精神和越南各革命党派加强团结的愿望。我向各位推荐这一计划。”张发奎的讲话既已定了调，张倍公只好对张发奎表示感谢，不敢再提其他意见了。其他代表也不得不对胡志明草拟的计划表示赞成。

为确保会议顺利进行，不受外界干扰，张发奎把第四战区的礼堂作为召开会议的地点。会议进行得颇为“庄严”、“隆重”，各方面的代表都西装革履，但胡志明却和平时一样着装。他虽然深知在场的不少人都站在越南革命的对立面，但在会上则表现得落落大方。他讲话时，着重介绍了越盟的活动，特别强调了*人在反对法、日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的作用。张发奎多次鼓掌，对胡志明的讲话表示欢迎，并坚持出席到散会。在张发奎亲自坐镇的情况下，胡志明被选为越南革命同盟会(越革)执委会的候补委员。

会议结束后，胡志明对身边人员说：“会议的结果是我们的重大成功。我们参加会议是正确的，抵制会议则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但我们可以，而且需要通过中国来寻找与其他盟国取得联系的途径，争取对我们解放事业的援助。”张发奎通过胡志明的支持和帮助，成功地召开了会议，达到了他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的目的。在请示重庆之后，张发奎同意胡志明回国。这样，胡志明带领18名越盟*，于1944年8月9日离开柳州回国，继续领导越南革命。

在*极为恶劣的条件和狱警的严密监视下，胡志明写下了133首汉文诗，包括七绝、七律、五绝和杂体诗。胡志明将它们抄在土纸上，合订成一个小册子，在封面上写下了“狱中日记”四个字。这些诗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揭露了*统治下犯人遭受的非人待遇，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反映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意志、必胜信念和宽阔胸怀。其中第一首这样写道：身体在狱中，精神在狱外，欲成大事业，精神更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