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崇祯让李自成当西北王，明朝命运是否会改变？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在挥师北京，兵临城下之际，曾经特派使者杜勋与崇祯皇帝朱由检谈判，企图订立和议。解放后，史学界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着述中，均不提此事。是认为有关历史记载失实，不屑置一词，还是“为尊者讳”，惟恐道及便有所谓朝农民革命领袖脸上抹黑之嫌？不得而知。李文治先生*在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专着中，却曾经论及，文曰：
十八日，或谓降自成的太监杜勋入城会见崇祯帝，盛称自成兵马强劲，愿归明为朝廷内遏群寇外御强清，但应许以不奉诏不朝觐。帝不能决，杜勋复缒城而去。或云守陵太监申芝秀在昌平降于自成，缒入京城见帝，请帝逊位，崇祯把他叱走。
一望而知，作者对此事的真实性不能断定，遂用“或谓”“或云”的笔法，予以叙述，旨在存疑。那么，李自成与崇祯帝之间，究竟有没有通过太监杜勋，举行谈判，试图订立某种城下之盟呢？此事所关非小，应予认真探索。
必须指出，明清之际及尔后的某些史家，囿于正统主义，十分同情崇祯帝，遇大关节处，每予偏袒，以致对此事的记载，抵牾甚多，捉襟见肘。
吴伟业载谓：十八日……贼攻彰义门甚急，监视宣大太监杜勋者先降贼，射书城上呼曰：“我杜勋也。”勋素责，中官性服属其同类。见勋独身来，不发矢，相向加劳苦，勋曰：“宣大二十万人皆降，汝等守何益？我入城有所讲，将见上面陈之。”亟缒以入，与诸人耳语者良久。语不闻。守者前固已解体，既见耳目非是，似若持两端者，遂投兵喧呼欲下，不可止。贼乘之，外城遽陷。上闻变，登万寿山……首先，他把杜勋入城，纯粹写成是个人行动，显然是说不通的。试想，杜勋作为昔日崇祯帝的心腹太监、宣大二十万明兵的监军，如果没有获得李自成的特许，肩负重大使命，他这个非同小可的降官，岂敢擅自射书城上，高声通名？其次，杜勋既已登城，且与守城太监耳语良久，时值“平台召对何人对，皇上无言恸哭回”之际。形同釜底游魂的合朝文武，又有谁敢阻拦他入宫与崇祯帝对话？但吴氏对此下文缄口不语。顿使此事成了无尾案。至于吴氏把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攻陷外城，写成似乎是杜勋一人在城上瓦解明军的结果，更属无稽之谈，不值一驳。
谈迁记此事，较吴伟业稍具体：
杜勋是进了深宫，见着崇祯帝的。但双方谈了些什么，却只有“盛称贼势，皇上可自为计”十个大字。就杜勋而论，如果他真的只谈了这么一句话，李自成有什么必要特派他冒着风险，入城进宫？又有什么必要对其敌手的总头子崇祯帝关照“可自为计”？而就崇祯帝而言，退百步言之，就算是杜勋只谈了这句话。他总该有个反映。但反映如何？谈迁却只字不提，使此事仍形同断尾蜻蜒。
计六奇记此事，触及到部分事实真相。但也还是仅露了个头，且将人名搞错。文谓：
贼攻平则门，喻时止。遣叛监杜之秩缒城入见当轴，议割西北一带。并犒军银百万两，皆咋舌相视，亦不敢闻于上。
这里。计六奇将杜勋写成杜之秩，谬。清初的明末遗臣杨士聪，当时即已指出，“杜勋坊刻或误为杜之秩”。但是，他毕竟透露了李自成派杜勋去见崇祯帝谈判的内容，即“议割西北一带，并犒军银百万两”;虽然这并非内容的全部，但总算接触到实质性问题。可是，计六奇在叙述中，仍把崇祯帝排除于此事之外，一口咬定无人“敢闻于上”，也就是说崇祯帝根本不知道有此事，未免愚态可掬。
谷应泰记载此事则另有一格。
谷应泰记述了李自成的使者见到了崇祯帝，并当面转达了李自成的谈判主张，在这一点上，总算披露了部分事实真相。至于他笔下的“上怒叱之”，不过是编造故事，美化崇祯，力图粉饰其气节而已。
清初史家戴笠、昊芟，以尊重史实的严谨态度，秉笔直书此事，与吴伟业、谈迁、计六奇、谷应泰辈为了偏袒崇祯，不惜曲笔回护，吞吞吐吐，以致漏洞百出，欲盖弥彰，恰成鲜明的对比。戴、吴载谓：
今后，闯复令杜勋求成，莫敢奏。内侍微言之。上召入，勋言李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入觐。因劝上如请为便。上语魏藻德日：“今事已急，卿可决之。”藻德默然，曲躬俯首。时上忧惑，于坐后倚立，再四以询。藻德终无语。上谓勋日：“朕即定计，有旨约封。”大怒藻德，推御坐仆地，入宫。
读了此文。李自成、崇祯帝之间谈判的情景，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李自成委托杜勋提出的议和条款，是这样清楚地明摆着。被农民军攻城的炮声吓得胆战心惊、深知北京危在旦夕的崇祯帝，想不想接受这几项议和条款呢？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死要脸皮的崇祯帝在处理诸如此类重大国事时的一贯做法，是把大臣推到幕前去。如果事情办成，于自己的最高统治利益和名节无损，他便把功劳归于自己，自我陶醉在“天聪圣明、沉机独断”的幻觉中;如果事情办坏，或事先泄露了风声，引起舆论哗然，他便一巴掌把受其命办事的大臣打下去，甚至不惜杀人灭口。以掩盖自己的罪责。抖一抖崇祯帝的老底。这套把戏司空见惯。崇祯十五年秋，明明是崇祯帝自己策划陈新甲与关外的满兵议和，以集中全力对付农民军，但他后来却翻脸杀掉了陈新甲。
因此。面对答应与否将关系到明室存亡和自己千秋名节的李自成的和议条款，崇祯帝又一次重演故伎，把这件大事推给宰相魏藻德，要他承担全部责任;而深知崇祯帝为人的魏藻德，当然不敢贸然答应，以致崇祯帝“推御坐仆地”，发了那样大的脾气。这个细节的记载，正是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了李自成、崇祯帝之间和谈的历史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
也许有人要问：仅据戴笠、吴芟的记载论断，非孤证乎？答日：否。
让我们还是回到戴笠、吴芟所载的话题上来。前面引述的“上谓勋目：‘朕即定计，有旨约封’”，下文如何呢？亦即崇祯帝关于“和议”究竟定了什么计，下了什么旨呢？戴、吴二氏失载。但是，崇祯十六年进士，“入翰林，为史官”，“而京师溃……为贼所缚。遭榜掠”的李长祥，则清楚地记载谓：
三鼓余，兵部尚书张缙彦巡城，自东来，将至正阳门，其处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内官。则数人见缙彦起。缙彦问何人？内官日：“城下都督爷。”缙彦惊问何以得上？内官出一纸，草纸也。其上墨写“再与他谈”四字，帝之御书。缙彦默然。过正阳门西，总督京营寰城伯李固桢相遇，言其故。国桢日：“败矣，奈何！吾有劲兵三千，将图与之战，只此尔！”缙彦去，计其所历，当至德胜门，正贼进之时也。今人谓：帝英主也，何与谈？其谈之者何事？缙彦再官浙江布政司，有问以巡城事，无异词。惟帝之御书草纸，谓是朱写非墨写。据十七日叛监杜之秩(按：系杜勋之误)至城下言，李自成遣来时，有议城上，太监与之上，则言自成邀朝廷割西北一带地。再欲犒师百万两，诚得如其议。则解兵去。……至十八夜帝之草纸御书所云“再与他谈”，或即谈此。
于此可知，崇祯帝是定了计、下了旨的：直至他吊死煤山前的数小时，还亲笔写了“再与他谈”。要求再一次与李自成的特使杜勋谈判。但是，此时杜勋早已出城。几个小时后。也就是十九日晨。李自成的大军已攻入北京内城，崇祯帝的“再与他谈”的手谕，成了一纸空文，“和议”终于化为泡影。
李自成进京后投降农民军。并在大顺政权任职的孙承泽，是鼎革之际重要的历史见证人。他关于和议的记载。堪称弥足珍贵。文谓：
二月，贼至宣府，监视杜勋同总兵王承胤出城迎贼……忽下谕云：杜勋骂贼身死，忠义可嘉，赠司礼太监，立祠宣府，有司春秋致祭，萌弟侄一人与做锦衣卫堂上官。谕下，举朝失色。三月，贼至都城，兵部以巡视京管科道光时亨、王章手札上闻，言城守太监曹化淳，王德化等夜缒杜勋上城，饮于城楼，上亦不加诘责也。
崇祯帝对早已投降了农民军的杜勋“不加诘贵”，当然是毫不奇怪的。如果加以“诘贵”。岂非断了与李自成的“和议”之路？孙承泽当时并不知道李自成通过杜勋与崇祯帝进行和谈的内幕，所以对此感到不可理解。但是，他对这一矛盾现象的记录，却为我们揭开“和议”这段历史公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让我们再考察一下李自成提出那些条款，企图与崇祯帝订立和约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