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袁世凯的军事生涯 从能臣到军阀的政治之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拉开序幕。
1912年2月12日，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宣统皇帝下诏退位。千年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瓦解。
仅仅4个月零2天，历史转折。这当然是伟大的时刻。
重要的历史时刻，是由那些重要的人物创造出来的。本刊辛亥革命100周年系列报道，即着意去寻找并发现那些创造历史，并影响至今的人物。
显然，袁世凯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关键人物。
多数史料记载，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以镇压武昌起义之际，袁提出六款要求：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武昌起义诸人;四、解除党禁;五、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给予充足的军费。——虽然，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袁是否真的提出这六款要求尚有争议，但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保留清廷，君主立宪。
但是，这不是革命党的选择，更不是另外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目标。袁世凯派出的议和谈判代表唐绍仪密电北京：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是辛亥革命后可能完全不同的走向。在当时中国南北对峙处于战争的境况下，它最可能发展的方向是“以战而定制度”。但凡袁世凯效仿他的前辈曾国藩而一意捍卫清廷，制度选择最终将付出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才是真正的国家的悲剧。无论我们最终如何评价袁世凯，但是他设法避免了战争，避免了制度更张时刻人民生命与社会财富的损失，最终以平和的方式，迫使清帝逊位。
只是，袁世凯后来权欲过于膨胀，竟重新称帝。反差之下，我们容易忽视他当时的价值。
如何理解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100年过后，或许我们可以建立更具容量的现代化中国发生史的坐标来重新审视。在这个结构下，袁世凯及他那个时代杰出之士的贤与不肖，我们将可以将其放诸现代化复杂的中国进程来观照。
简言，清*在经历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两场战争后，财政已经破产，国家运转的维系竟只能畸形地靠举借外债。清亡已是事实，只是它需要一个契机而已。武昌起义，正是推倒清廷的决定性时刻。清亡之后，中国往何处去？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尤其是精英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未来将会选择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刻不容缓。但是，我们需知，以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看，政治制度固然非常重要，也只是现代化首当其冲的一个链环而已。并非政制但变，社会即刻昌盛。
清亡，共和。我们的制度选择迅速，而新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却需时日。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个时刻中国整体的政治格局，并未发生决定性变化。曾经是清*举债度日，而后来无论孙中山的南京临时*，还是袁世凯的*，仍须一秉前规，举债维系。国家与社会整体性的进步，远不会如政制选择那么单纯，只是它更容易被忽略。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现代化走向确实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它需要杰出之士，更需要时间成本。
有100年的时间，足够可以拉开时间与空间距离，让我们更公允地回看那段历史。中国如何另开新面，是100年前那代人的挑战，同样是当代人的挑战。
所以，知史需有襟怀，如此方可鉴未来。
辛亥年间的*格局
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一长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四长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五长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记者黄远庸(1884～1915)
头等车内仅三数人，予觅一近暖气处坐定。旋来一人，衣素服，发毛鬓鬓，随从甚多，坐处与余相对。见其仆辈置似新闻类一束于其旁，其人遂翻阅，两点二十五分，车过丰台，阅有四十分钟，其人端坐未行动。旋有仆人又置似酒类一樽于几上，车上之仆均事之甚谨。余察其人举动，异于常人，以英语询车中检票人，知为清国军机大臣袁世凯。四点三十分，车至老龙头，袁下车，即乘一华丽马车往西去。
被清朝免官“回籍养疴”第二天，袁世凯反常地由北京去到天津，而不是回到原籍。英国人海鲁记录下了这段当时他与袁同行去津的行程。袁的家眷亦于同日抵到天津。
袁世凯当时着实仓皇。一天之间，带着10房夫人无数子女悉数由京至津，确算逃命了。
选择去天津，住进英租界的利顺德饭店，对于袁世凯，是准备若再有变故，可由此亡命日本避祸——大儿子袁克定在获知父亲被罢诏书后，判断是：“这是要像尔朱荣那样被杀的！”袁世凯当然恐惧。但是，袁一手扶植、并继任他的直隶总督杨士骧却拒绝了他。杨只是让自己的儿子去见袁，然后再传话说：“他本是奉旨回籍，怎么可以来这里！他要是赖着不走，我只有报告朝廷了。”对于袁，这又是一道羞辱。
在袁世凯跑路去天津的时候，他的军机处同事、军机大臣世续去袁家慰抚他，看门人说袁病了不让进门。世续不客气，硬闯袁宅。看门人无奈，说了实话。世续大惊说：这才真是加速大祸临头呢！赶紧用电话催促袁世凯回朝，并说再无追加严惩之后命。这样，惊魂稍定的袁世凯率领一个庞大家属群，又于次日返京。
权倾朝野如袁世凯，顷刻间却觉命将不保，这只是他自己想象的恐惧？未必。当光绪与慈禧辞世之后，袁必有大祸，即为其时清一朝官员的广泛传言。据说，有一天袁退朝稍迟，即有传说他被杖毙，与袁有关系的人，都赶到袁府探问——“北洋公所车马络绎不绝。”稍后，袁世凯回到家中，误会方释，大家才各自散去。
袁世凯之祸，那只被等待掉下来的“鞋子”，终于掉了下来。1909年1月2日，袁被罢官。
避祸之道
袁世凯的这场灾祸，1898年因出卖光绪皇帝，即已种下。这是袁世凯一直的隐忧，即使在他“吏、户、兵、工四部之权，一人总摄”之际，仍未敢忘怀，他在给其兄袁世勋的信中说：“朝中公正老臣都已谢世，朝政尽入贵胄之手，弟此次得跻高位者，赖有太后之宠眷耳。然而慈宫春秋已迈，犹如风中之烛，一旦冰山崩，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
此等情势之下，袁如何避祸自保？当是理解他行为逻辑的一个隐性线索。
种祸10年之后，1908年袁世凯50岁生日，慈禧念其前情，赏赐他无量寿佛、金佛各二尊……这场祝寿会由此轰轰烈烈。据当时报纸报道：袁世凯共收到寿联500余副，寿屏120余堂，全部用泥金笺，没有用红蜡纸者。一时之间，北京、天津、保定三地的泥金笺、寿屏售卖一空。不过，福祸同行，寿会弄大了，御史参奏袁以做寿为名，广揽财物，结党营私。反过来，慈禧又招袁世凯来严加训斥，袁受惊不小，谢罪出宫时，“惊惶失足，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后来，“足疾”，正是将他开缺的说辞。
袁世凯的寿宴结束不足两个月，光绪与慈禧先后辞世。摄政王载沣系光绪皇帝之弟，袁世凯延搁10年的灾祸，势将爆发。这个时候，袁有无底牌可自保？似乎有。
清朝新一任宣统皇帝登基之日(1908年12月2日)，清朝的秘密使节团由唐绍仪率领已去到美国。唐绍仪看上去的任务是与美国协调退还庚子赔款的具体办法，以及协助币制改革的一笔借款等，但他真实的使命却是希望与美国、德国接洽一个三国协约以保持中国的完整。这个计划，两年前由德国提出。
简单地看，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范围之际。当时的清朝廷的策略是“以夷制夷”——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形成制约与平衡。列强之一的德国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之子李约翰，在其专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中描述：“德皇于1906年向中国驻柏林公使提出中国、德国和美国缔结一个新的三国同盟或谅解的可能，英国、俄国得加入这个同盟或谅解。这样一个国际阵营的重新安排会使得法国在欧洲和日本在亚洲保持安静，因此它具有双重目标：维持法德之间的现状和阻止中国被瓜分。第二个目标正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政策。”
德国的这一计划，按李约翰的解释：“法德在世界政治中夺取领导地位的斗争以一个极有意义的方式影响了远东。”欧洲国家间的争霸竞赛，引发了德国这一创想。两年后，在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鼓动下，清朝廷接受了这一计划，并开始准备实施。这个三国同盟，当然是基于清朝“国家利益”的一种选择，但于竭力促成此事的袁世凯，“他曾许下诺言说唐绍仪能够从美国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抵制日本在满洲的侵略”。慈禧辞世，光绪之弟的报复将至，袁的性命有虞，这个时候他的亲信唐绍仪率团去美国——这当然是他手里最重要的自保底牌，《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说袁，“正在因为唐绍仪赴美之行预料可以成功而暂保他的官职”。
从德国人提出计划到中国清朝廷的行动，整整两年时间，太长了！在唐赴美之际，日本人已经完成与美国的“罗脱-高平换文”，将法国与日本排除在外的德国计划，已被瓦解。这一结果意味着，袁世凯手里最后一张牌业已失效，“袁的命运再没有什么可以挽救，使他不致遭受光绪之后和光绪之弟的报复了”。
之后，没有意外，袁世凯被罢官，仓皇逃至天津，然后惴惴不安回到河南乡下……
晚清，一个国家的现实
袁世凯与光绪皇帝的恩怨，竟可如美国观察者李约翰那样想象——用一次国际性的同盟来化解自保？理解这一疑问，必须回到复杂的历史现场。
1900年，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慈禧一意坚持宣战，是清一朝最后一次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这次战争的开战理由颇不可为外人言。当时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件其实不确的消息：“外国照会要求慈禧将政权交还给光绪。”让慈禧交还权柄，这已不是伤情感的问题了。战和之间，平衡瞬间倾斜。只是事后来看，这一战，代价太大。战争结束，当列强提出和议大纲时，流亡在西安的清*立刻发出上谕，宣布*今后对外的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且，至今读之仍觉悲愤的是，上谕还写道：“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美国人马士在其《*对外关系史》里这样记录慈禧回到北京：(1902年1月28日各国使节接见)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帘幕后面。(2月1日接待外国使节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在引用这些材料里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戏剧性的枝节小事，很具象征性，显示清*同列强间的政治关系上的微妙变化。
当时在中国办报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论及清*对外政策：非野蛮无理，即拱手听命。——显然，转折时刻已经来临，“听命”成为主流。之后，英国《泰晤士报》国际版编辑瓦·姬乐尔描述：中国不能行使自己的主权，她只能在其他国家允许的范围内行使主权。
真正的问题是：清*如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以后为了赎回辽东半岛又增加3000万两，还加上因分期缴付所需的利息，相当整整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甲午战争前，清*财政收入大体在每年白银8000万两上下。
义和团之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对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这意味着每个中国人都要承担1两白银。这笔赔款分40年还清，加上利息和地方赔款，相当于当时清*至少12年的财政总收入。两次战争，清之财政已陷绝境。
治国本于理财。如此格局，清*无论进退，皆为失据。财政之窘，清*选择只有两途：其一，大量举借外债来支付赔款，其结果便成为列强借以在华争夺和划分*范围的发端;其二，加紧对国内的搜刮，竭泽而渔。由此而观，清亡指日可待。
如此格局，即以更冷静的现代化的中国发生史角度观察，清*担当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领导者，已无可能。简言之，其财政汲取能力已经丧失——以举借外债而维持国家基本运作，这成为中国现代化肇始时刻的基本条件。如果失去对这一前提的体察，所论将失当。如此，有绝对权力亦有个人信用的清*官僚，作为列强与清*“国际(债务)关系”代理人，便变得极端重要。这是观察袁世凯的基础——化解恩怨的“国际”自保策略，并非凭空想象。不过，回到中国现实来推测，即使唐绍仪不辱使命，达成三国同盟，袁世凯就一定能够自保？夫仇兄仇，其恨其痛，在传统中国的思维结构里，对光绪之后与光绪之弟而言，感情因素或许将远远超过现实算计。那个时刻，袁世凯欲脱其咎，不易。
虽则，袁世凯期待的以国际同盟以求自保之策，难以成功，但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成为清*与列强交涉关系里权重最大之人，已无争议。袁被罢官之后，英国的《泰晤士报》将他定位于伟大的政治家之列，在其社论里评论：“就是这样一个官吏，居然被*用侮辱的方式放逐了。”这个年代，袁世凯拥有清*无人能及的“洋务”资源与信用，未来这一资源将如何发生作用呢？当清*崩溃之际，个人资源系统的价值将迅速由隐而显。
列强与资本
义和团特别是这一运动所彰显的中国人的顽强抵抗，易被忽视的结果之一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其给德皇的奏议里论及，要把“华人置诸德国官吏治理之下”实在是“一种困难”。对中国实行瓜分实为下策：“并吞土地一事，与其谓为促进商业，则毋宁谓为阻碍商业。”
瓜分中国，暂时不是帝国主义列强的选择。——利用“惭愤交集”的慈禧以及完全屈服的清*来实行对中国的统治，成本更低。更关键的是，如瓜分，列强间的利益无可平衡。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中国境内又发生两场战争。1904年，日本与俄罗斯为分割中国东北利益，展开一场激战;与此同时，英国人则公然出兵侵藏，并一举占领拉萨——此前英国与清*所签订的条约里，英方虽在不同程度上极力否认中国*对*有主国的统治权，然而自始至终，英方不否认中国对*有上国的宗主权。为何？历史学家唐德刚解释：“此时的*正处于英、俄两强对华扩张的交叉点。而此时的十三世*在沙俄的暗中诱惑之下，与俄间谍勾搭，并暗上俄皇以‘护法皇帝’之尊号。英为防俄，始提高中国宗主国的地位，以排斥沙俄。”不否认中国的宗主权，当然是英国基于平衡不得不如此的一种选择。
而日俄战争之后，形势迅速逆转，日俄两国为平分中国东北，防止英美染指，竟化敌为友，通过两次密约，擅自将东北划分“南满”、“北满”两部分——南归日本，北归俄国，彼此不可逾越;而若有其他列强欲进入，则日俄相助逐之。
这种局面维系了一种奇特而脆弱的平衡。中国的满洲、蒙古、*、*等边疆地区，帝国主义列强彼此防范，谁也不乐意它们被任何一方强占——不被某一方霸占，他们未来也都还有分赃的希望;而若被一方强占，则其他列强将无指望。因此制衡力量的存在，中国保持着对各地区的宗主权。
明确而蛮横地瓜分中国，并非列强们的明智选择，因此而中国保持完整，亦复悲哀。
在这种脆弱的平衡格局之下，列强与清*的关系方式，也开始调整而转变，资本在此际成为核心性的关系纽带。
这个时期，各个列强在中国已经逐渐明朗各自的*范围：1897年德国借口教士被害，出兵占领胶州湾，随后与清*签订《胶澳租借条约》，租期99年，准许德国修造从胶州湾至济南的铁路，铁路附近30里内煤矿由德国开挖。法国取得了云南、广西、广东的开矿优先权和越南至中国境内建筑铁路、架设电线权，接着又取得了广州湾(今湛江)99年租借权。英国得到了中国长江流域永不割让给他国、永任英国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承诺，又强行租借九龙新界和威海卫。日本在割走中国*之后，还获得清*不将福建让租他国的认可;并经日俄一战获得与俄国平分中国东北的权益……起步稍晚的美国只能提出“门户开放”的主张。
1901年之后，列强此前的动辄武力相向的行动，开始转向实现各自的投资特权。与正常的国外投资不同，这种特权是在中国丧失国家主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由外国资本享有垄断权利。——统计表明：甲午战争前，虽经过50多年积累，1894年外国在华企业资产总额还只有约1.09亿美元，而到1902年则已增至4.78亿美元。
大量资本进入中国，与清*急举借外债以偿赔款并维系国家运行形成一种奇异的结合。借债须有抵押，而此前清*已将差不多能够抵押做担保的东西押了出去，现在还剩下最有价值的就是铁路——“量中华之物力”，也唯有此端。铁路之于列强的价值，除了投资巨大，资本收益率极高之外，更重要的是，兴建铁路所经地区，一般将成为投资国的*范围——在政治上，这是另种形态的争夺并瓜分中国方式。
如此局面，正如当年《中兴日报》所载《路矿其不保乎》所言：“铁路为全国命脉，从经济上讲，则关于财政;从调运上讲，则关于兵政。若铁路为外人所有，不啻财政、兵政之权，全授之外人也。兵权、财权全在外人之手，国尚能自立乎？”这种简单道理，清*各色当权人士岂能不知？只是，晚清时刻清*已无选择，只可能以此饮鸩止渴方式维系。
国家不能自立，革命将无可避免。不过，我们以现代化的中国发生史角度而观察那段历史，那个年代，无论革命、*再造还是现代化启动……其核心性资源，当然是资本，而资本几乎悉数需要列强输入。非常屈辱的只是，清*以关乎国家独立的资源抵押列强，只是为了举债偿赔款而已。帝国主义列强先以坚船利炮侵*国，继以资本控制中国……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然屈辱。
显然，观察那个时代，资本作为列强核心性的控制资源，当是基础。非此，我们将无可理解清亡之后的*走向。而资本的决定性价值，直到改革开放至今，仍可被深刻感知。
立宪派的选择
在康有为、梁启超去国7年后，1905年，立宪运动再次成为清朝廷的热烈议程。有意思的是，这一重大转折中，曾经出卖维新派而与光绪皇帝结怨种下恶果的袁世凯，却成为立宪中坚。
这种转变颇有戏剧性。袁世凯幕僚张一麐回忆：“一日余入见，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居于无权，可消隐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达到目的。项城(袁世凯)谓：中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及越宿，又召余入见，嘱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帖以进，与昨日所言似出两人，颇为惊异……后见北洋与考察诸大臣会衔奏预备立宪稿，即余所拟，未易一字。”
一夜之间，霄壤之别？事实上，一年前，1904年，与袁世凯断交20年的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即通信袁世凯，希望他主持立宪，以“成尊主庇民之大绩”。袁世凯的选择，并非朝夕之别，而有深谋远虑。在记录下来的袁世凯与慈禧对话里，可见他的基本考虑——慈禧说：“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袁对答：“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
维系清朝之不倒，当是袁世凯的关键考虑。不过，从袁避祸而求自保的个人角度观察，《袁世凯传》作者沙铁军分析：“若借助立宪，还政于民，必然可制约皇权。皇帝若不再金口玉言，拿他也无可奈何。”袁与光绪之怨，或可因立宪而消解？这是一种有趣的猜测。
袁世凯步调即定，随即一再奏请清*尽快实行预备立宪，派大臣出访德、日考察宪法;请王公嫡系赴英、德学习政治、兵备;在天津设立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学社和议事会。1906年8月16日，袁世凯再奏请朝廷预备立宪;两周后，慈禧下诏：“预备立宪。”
从统治者集团当政者内部生发的政治改革力量与立宪运动，发展并不顺利。
争议的焦点是，袁世凯提出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而满族亲贵的主张则是：“立宪非*集权不可，实行*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不可。”——对应来看，*集权首先针对的就是袁世凯这样有巨大*的疆臣。公允而论，其时清*已是“外重内轻”，即**权力轻，而地方都督巡抚权力大。*无权，积累资源与财富，并无可能。但是，中国形势演进至此，还有机会与时间给清**集权吗？
清末“新政”立宪的价值，尤其是其间系地方分权还是*集权的冲突，以后世读史者的角度观察，是传统中国结构性关系之一。之后，无论是袁氏当国，还是孙中山先生继续革命，其路向清楚明确：没有强大而独立的国家(**)，其积累资源汲取财政能力皆为疑问。只是，在清*即将倾覆之际，立宪选择尤其是以集权方式为路径，已非缓不济急，而是本末倒置。不成功自无意外。后来袁氏当国的集权化选择，并以恢复帝制将其制度化，其失败亦将无可避免。
事实是，袁在预备立宪最初的官制改革过程中，失去了权柄。袁兼差的所有“*职务”一并开去;其所统辖督练的军队，在袁的要求下，也只保留二镇，而且只是“调遣训练”。清的立宪运动，于是坠入旧窠，进入人事纠缠中。但是，立宪运动所积累的人才资源，却是我们理解那个风云际会年代所不可轻视的要素;而由此以观，袁世凯明面上所失是权，隐性所得却是人脉资源，换言，即他充分地获得了立宪一派“被选择权”。
袁世凯被罢官出局后，立宪派在国内先后掀起三次请愿速开国会运动。最后一次，终有结果，清廷颁发上谕：“著缩改于宣统五年(1913)实行开设议院……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
此道上谕发出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内部的自我更新，看来并无可能。
革命党的目标
在一定程度上看，清廷的立宪运动甚至也是压垮自己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1911年春，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李剑农在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描述：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个，蒙古旗人1个，满人得了8个，而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
清走向亡途，已无可逆转。
后世读史、述史并论史，所谓公允，格局大小而已。单纯将清*当做一个分析单元，它面临列强压迫，举借外债以求运转，亦希望由内部更张而奋发上进……似乎都在合乎逻辑的结构之下。对此失去观察，自然不公。但是，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个时代，传统中国朝代兴衰更迭规律，已无法解释现代化因素介入后的中国之变局。旧途亦无迹可觅，而新的潮流之势，足以完全推翻旧有格局。
两次战争所需赔付银两，举外债之外，便是竭泽而渔。甲午战争之前，清*的年财政收支大体都稳定在8000万两左右。但到了1903年，岁入已达1.049亿两，到1908年岁入达2.348亿两。而1910年，清*试编的下一年财政预算中，国家岁入为2.969亿两，岁出达3.386亿两。十几年时间，国家财政收支竟剧增4倍左右。这当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已使人民无可忍受。国家与民众对立，已至空前。
压迫之下，反抗不可避免。只是，与清*这种苛榨对应，大变局时代，中国国民的整体性结构，尤其是先进分子，在现代化的潮流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对外割地赔银，对内万税并至，如何理解这一国势？金冲及解释说：“汉族人民中传统思想，这时也起了很大作用。满族统治者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民众之间的矛盾重新突出出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话，到处被引用着。许多人把清*种种倒行逆施，包括它所以毫无顾惜地出卖国家和民众的权益，统统归结为‘异族’统治的结果。”
这种思潮的形成，并非凭空虚构。以新内阁官制而论，其“皇族内阁”的安排，国之将亡，而既得利益集团却仍如此把持权力不肯稍松。其腐败已臻骨髓。而且，清末经过短暂的“同治中兴”之后，其官僚集团的贪腐行为，已经弥漫而成“明规则”——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记录当年御史弹劾奏章里的材料：梁士诒，铁路总办，聚敛1300万英镑;陈璧，邮传部尚书，585万英镑;李德勋，津浦路北段总办，142.5万英镑。庆亲王据称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即有712.5万英镑。而据说外务部两位大臣那桐和曹汝霖，每人每年接受外国礼品，达15万～30万英镑。由此种种数据计算，莫理循说：“如果该项数字完全准确，则说明，这些官员退赃数字将足以代替外国贷款。”举债而维系国家运转的晚清*，国家之窘与官僚之腐，其间反差，真是情何以堪。
此等情势，当年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论及：识者有言，弊随法起，假公济私，流品污贱，至官而极，*不亡，是无天理。农工商贾，茹苦耐劳，诚信善良，实占多数。仁义孝悌，半出田间。*若亡，是无人理。温带气候，民物富庶，矿产丰饶，天府雄国，*若亡，更无地理。
在华的外国人，对中国未来洞若观火，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写给其上司的信里明确地说：“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
对应于外国人的中国观察，1903年邹容在其《革命军》里将这种走投无路境地里的中国人未来的出路，做出激情洋溢的表达：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再来观察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历程，当更易理解。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未果，随即在当年10月——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计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从他的革命事业一开始，就很快将武装起义直接提到最重要的日程上来。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自此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的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最符合时代潮流的核心目标，由此诞生。
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算得上“革命”吗？这不是我们现在的疑惑，而是当时《泰晤士报》的问题——该报国际版编辑在刊发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发回的即时电讯稿时，删掉了这个词。其编辑布拉姆在写给莫理循的信中解释道：“目前为止，我只冒昧地对你的电讯改动了一个词，即‘革命’一词。我们的研究文体的专家确切地对我说，这个词只适用于成功的*，只能在*已经成功之后使用。很显然，除非和直到*已被推翻，不论起义的形势如何严重，也不可将起义称为革命。”
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河南洹上村里，袁世凯正在过他退休回乡后的第三个生日。据说，来贺的朋友对此判断亦如《泰晤士报》编辑，认为可能只是一场小*而已，唯袁例外。
革命，对现在的中国读者而言，已是日常用词，而当年它出现时，却是完全崭新的概念，无此原因，邹容的《革命军》也不会发行100多万册，影响深远。金冲及先生解释：“革命，通常是以暴力的形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原有社会秩序实行重大变革。它绝不是任何人想这么做就可以把它制造出来的，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具有必要的社会条件。……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想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都需要在人们面前提出一个与往不同并被众多人接受的新的思想和目标，使人们燃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这种状况却是可以改变的。”在武昌打响起义的第一枪，之后名为“辛亥革命”，正是这种革命——它结束了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
不过，回到这场革命的具体历史现场，引发它的时代因素，仍在前述结构性要件之中：铁路、列强资本、清*举债以及愤怒的中国人。
更微观而具体地分析清*辛亥年(1911)财政结构：按预算，这年岁出达3.3865亿两，岁入则为2.9696亿两，赤字为4169万两。如果将各省的地方行政费3770万两计入，则赤字将达7939万两。这还只是官方公布的数据。清*的解决之道只能是举债。这个时候能够拿出来的项目是粤汉、川汉铁路。当时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找到这个“招商项目”，上秉摄政王载沣，力主将其交给洋人修建以寻借款。1908年，铁路借款开始商议。
复杂的情势在于，粤汉铁路先前由美国合兴公司承办，但这家公司在签订合同3年后仍未开工，于是于1905年8月由中国向美国合兴公司备款赎回，交给民办。同时川汉铁路亦为民办铁路，到1911年，四川人民已为川汉铁路集资实收股额1645万元。
自1908年开始，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开始商议介入粤汉与川汉铁路，两年时间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方案——并且自行商定把铁路范围向南延伸到广东，向西延伸到四川。这种重大的突破，并未跟清*打任何招呼。这时候，美国希望进入东北修筑铁路，与日本在这一地区就东北铁路展开激烈争夺，由此矛盾，日本《朝日新闻》将川汉、粤汉铁路的借款草案揭载出来。湖北留日学生得此消息，立刻哗然，保路运动由此兴起。
已交由地方商办的川汉与粤汉铁路，如果欲以此向四国银行借款，则必然收归国有。1911年5月8日，清*“皇族内阁”确定，第二天，内阁即宣布铁路干线国有。随即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铁路干线既收归国有，之后又要将各省铁路公司的已收股金强行夺去——立宪派人士彭芬记录：“夫铁路收归国有，此乃国家政策。顾收路必须还本，待遇必须平均，方不致国民之反对。乃初则坚持不能还本，不久则广东承认付还矣，不久则湖南允许酌还矣，至于四川、湖北两省，仍然不准付还……”对于湖北，尤其是四川那样广泛持有铁路商股的人来说，这种豪夺，情何以堪？国家如此赤裸裸霸占民利，激变已如弦上之箭。
四川*无可避免，粤汉、川汉铁路督办端方带着湖北新军4个营入川;还未到达四川，尚在途中，端方即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据说，当时端方不仅知道武昌起义，还知道重庆已经独立——这正是他要经过的地区。这时，他一再向部队声明，自己不是满洲人，而是“投旗”才有4代的汉军旗人，原姓陶，不姓托忒克……但是，这支入川部队仍然哗变，端方被杀。
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昌起义枪响仅两天，起义士兵即占领武汉三镇。12天后，湖南、陕西两省首起响应;当月内宣布独立的还有江西、山西和云南;而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各省11月上旬相继独立——这个地区是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社会财富最集中的地方，同样也是国际社会观瞻所系的焦点地区;稍后，起义浪潮又迅速席卷华南各省，包括贵州、广西、广东、四川。
四川独立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复，清朝治下只剩南京一座孤城，但是经过江浙联军苦战，12月2日，南京光复。南北对峙形成，这当然是一场全国性危机。
中国历史在此转折。清亡，君主专制制度亦由此而亡。
共和与立宪
武昌起义事发，清*最初的选择并非袁世凯，而是议定由陆军大臣荫昌督师，率领陆军两镇前往湖北剿办。清亡之际各色官僚之表现也实有趣，当时任军咨府第二厅厅长的冯耿光记录：荫昌走进来了，他身穿袍卦，脚下却蹬着一双长筒的军用皮靴。他不仅打扮很奇特，而且走上来时，十足地摆出一副三花脸的姿态……当时在座的人们忍住了笑口向他“恭喜”说：“有旨意命您督师到湖北去。”荫昌随着就有声有色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去踢呀？”在座的人看到这种情形，觉得一位掌握全国兵马的陆军大臣做出这样的行动，未免荒唐儿戏。
荫昌当然没有一个人马，北洋新军是袁世凯练出来的。动荡之际，旧制度里生长出来的顶尖者如袁世凯，其积累的资源条件，得以由隐而显，为世人所窥。主持《袁世凯全集》编纂与整理的研究员骆宝善统计：在袁“退休”的2年8个月时间，前来拜访会晤的各色人等，有名姓可考者，至少有一百二三十人之多。而这些人中有人还不止一次前去洹上村。由此来重新审视袁所受“不公正待遇”的被罢官，骆宝善分析说：“罢官固然是仕途一大坎坷，但恰恰是他的这次闲居，坐养了民望。一旦武昌起义爆发，举国上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势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即所谓‘非袁莫属’。如果不被放逐朝堂，而成为皇族内阁的汉臣权相，武昌起义发生后，至少不会被革命党人视作合作取代清室的理想对象。”
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在武昌起义第二天即宣称：“如果清朝获得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物襄助，*自能平息。”随后，各国驻京公使团一致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要清*起用袁世凯的建议，由他会见摄政王载沣，转告这一意见。美国人告诉清*：不是任他(袁世凯)做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为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
3年前为报兄仇而将袁世凯扫地出门的摄政王载沣，此刻如何接受这一选择？清*内阁协理大臣那桐解释不得不选择袁世凯：“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两周后，再发上谕：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路军队，均归袁节制调遣，陆军部不为遥制……清*与袁世凯的角色关系，由此逆转。
而袁世凯的军队在攻克汉口与汉阳之后，停兵不再进攻武昌，提议议和。这个时候，革命军亦渐起“非袁莫属”之念。当时孙中山旗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汪精卫即宣称：“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凯)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黎元洪也致信袁世凯称：如果袁同意共和，当推他为“第一任中华共和总统”。南京被江浙联军攻克光复后，南方各省代表选举革命军大元帅，而不选总统——唐德刚解释：“实双方之意，均系虚此总统大位，有待袁世凯旦夕之附议，出掌民国之大政。”
看起来，无论宿敌比如载沣以及清廷，还是交战对手革命军，都将希望寄托于袁世凯。那么，袁世凯自己的主张或者说底线是什么呢？
袁世凯派出与革命军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唐绍仪，对方则为伍廷芳。唐绍仪所持谈判底线明确：君主立宪。以一位曾经立宪的重要领导者而论，其思想资源与目标设定，立宪之于袁，并无意外。而对于当时*结构里无法回避的另方*——帝国主义列强，骆宝善分析：“他们暂时不打算放弃支持清王朝，又一致认为袁世凯是收拾局面的最佳人选，因而也支持袁以君主立宪为底线，同革命党方面和谈。”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载：一天，在散朝路上，那位袁罢官时曾去慰抚的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问袁：“大哥，你对这个打算怎么办？”袁肃然答道：“放心，我还是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
但是，这不是为革命军所同意的选择。袁的谈判代表唐绍仪在第五轮谈判结束后，密电北京：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
情势之变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至此，君主立宪已无任何实行的可行性，袁世凯不得不接受，也必须接受这一现实。之后他的目标变得单纯，说服清帝逊位。
1912年2月12日，皇太后隆裕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发三道诏旨，第一诏即为清帝退位诏。第二天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举袁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大总统之位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由国外赶回中国，唐德刚在其《袁氏当国》里记述：中山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闹穷，当时谣传他带回华侨所捐巨款，足解燃眉。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问，孙中山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虽能使听众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他除了声望之外，并无特殊政治实力。《胡汉民自传》则记录了另一则事实：当孙中山大总统宣誓就职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20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枚。
战争是需要资源的，尤其是资金资源，立国当然也是如此。
与革命军交战的另一方，袁世凯所部，粮草与资金，也未必好多少。交战期间，袁世凯给清廷的一道奏折上说：“库空如洗，军饷无着，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袁的主意竟是：旧瓷器发出，变价充饷。这也算得上古今中外战争筹款的传奇了。随后袁又令部下姜桂题电奏清廷，要求皇宫上下、亲贵大臣们，将所有存款取回，以接济军中。结果，隆裕太后下令发库银8万两充作军费，而亲贵们，只有奕劻拿出10万两，还有少数人3万、2万两而已。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清不亡，真无天理。袁世凯当然也求款到驻京公使团，在公使团聚会上，莫理循记录日本人伊集院的发言：“在日本，当革命来临时，国家的上层人物树立了爱国精神的楷模。我岳父(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献给事业。他被暗杀时所有的财产还不到50元。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物，理应使*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也没干，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北京的财政状况到了绝望的地步。”《清帝逊位与列强》这样描述那个时刻。清*的求款首要目标当然是引发此次激变的四国银行。四国银行因在粤汉、川汉铁路上的领先，促使沙俄想组织一个银行团迅速向北京提供一笔借款，以获在中国稍显落后的地位。最初时间，看上去清*还有足够机会。但是，“四国银行团决定等‘负责’的中国*从混乱中出现以前，不再垫付任何现款”。——这一决定反过来又让俄国觉得那笔“竞争”借款已无必要。
钱是真的没有了。无论袁世凯之兵，还是革命军，仗是不太容易打下去了。
孙中山就职当天，即根据代表会议做出的决定和黄兴的要求，明确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仗是打不下去了，为什么孙中山先生如此郑重承诺，只需袁顺应民意推倒清王朝，即将总统之位让出？孙中山先生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当然是重要原因。这也是孙中山先生令人景仰的关键。
不过，政治人物的选择，如果失去对其选择时的约束性条件，特别是资源条件的观察与分析，其结论，无论阴谋论还是神圣化指向，皆有失当。只有“革命精神”，无法打仗，亦无法立国。解此困境，孙中山的南京临时*谋求举借外债，拟将汉冶萍公司为抵押，向日本借款。既有的*结构，以中国资源与主权换列强借款，并不会因革命而一夕逆转。所以，若不建立政治结构性观察坐标，我们很难真正理解当年政治人物的进退与选择。
在中国有竞争性关系的外国银行，消息更灵通。莫理循记录汇丰银行注意到的日本金融动向：“汉冶萍(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1000万日元贷款。这笔交易完全合法，不能出面反对。各国银行多年来一直在争着做这笔贷款，然而人们承认日本人对权利的要求最为强烈。”但是，孙中山这一贷款要求，遭致临时参议院和独立、光复各省，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一致反对，实业部长张謇以辞职*。针对于此，骆宝善记录：“孙中山于一周之内两次致临时参议院咨文，并写信给章太炎等，说明情况，及有损主权，不顾声誉的不得已之苦衷。最终仍然未获成功。”
南京临时*向列强的借款尝试，就此结束？没有。仍是骆宝善的精细梳理：汉冶萍公司抵押贷款未成之后，孙中山又转而谋求向日本贷款，表示应允租借满洲，只是未能谈判成功罢了。南京临时*财政之困窘于此可见。
在既有的也是屈辱的政治结构之下，政治人物之选择，也确实有限。在此背景下再来看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的“非袁莫属”，如果仅仅解释为袁世凯的权谋，失之简单。
*的路向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相见之后，孙中山先生曾评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将孙中山评价的“现状”与“将来”，换成“旧”与“新”来定位两个政治人物，亦无不恰。
清既亡，作为替代者的中华民国及其总统袁世凯，面临什么局面，又将如何作为？
无论对袁世凯还是孙中山，旧的约束性条件与政治结构并未因革命而更张。这个时候，运转国家，急需资金。出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只能重走旧途，向四国银行商借白银8500万两。而且，在签约之前，要求先垫付3500万两，以解燃眉之急。四国银行团已经答应垫款，但俄国*，坚持分润，于是不得已改向六国银行商借。可是新增加的日本与俄国却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可让四国银行介入。而四国银行，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即使借款，也要求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经过复杂异常的运作，这笔善后大借款终于达成协议：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相当于2亿银元)。以盐税、海关税以及直隶等四省的*税为担保。
借款的谈判最初是秘密进行的，只向国会报告了一个谈判大纲。结果谈定之后，国会和全国舆论一致形成反对借款风潮——国会两次质问袁世凯*，国会议长亲自出面阻止签字;而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发通电，号召*全党“力行设法反对”，并在上海、香港等地多方活动，阻止借款签字。黄兴还联合**的湘、粤、皖、赣四省都督，向议会通电抗争。
这是*传统里经典“名实”结构错位。向列强借款，意味着丧权辱国，在政治上殊不可取，亦不正确，这是“名”。而“实”呢？即使孙中山为着临时*的运作，在袁世凯*之前，亦谋求更大幅度主权让渡的借款，只是未成功。若成功，还是否与袁世凯议和也是疑问。当时反对*举债的独立、光复省份，自己的运作同样循借外债之道，手段也是以路权矿权为抵押。比如江西省就打算以南浔铁路为抵押举借外债，而当时南京临时*则以划拨使用若干份额给*为条件，批准了他们的举借外债。这项借款亦未获成功。
如此这般仿佛死结的“名实”之争，当然是虚伪的政争，但它给袁世凯、孙中山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以使他们检讨并重新规划各自未来政治路向呢？
在南京临时*难以自存，必须向袁世凯交权之际，为着约束袁未来的权力膨胀，迅速制定了一部《临时约法》，即临时宪法。南京临时*是总统制，大总统有绝对的权力;《临时约法》则规定，**为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向议会负责，大总统的政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这种因人而异制定的法律，能够约束袁世凯吗？
袁世凯选择的*总理，是在朝鲜时即与他订交的唐绍仪。但是，不出3个月，唐挂印而去。为什么？当时直隶都督空出位置，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王芝祥，唐绍仪签请袁世凯委任，袁也同意。但后来袁改了主意，未经国务总理副署，便径直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兵，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如此执意而为，责任内阁制约总统袁世凯，岂有可能？再以袁世凯向四国银行求款而论，当时的财政总长熊希龄，几乎事事请示袁世凯，责任内阁根本没有话语权……以资历、提携与人脉而构成的中国传统官场，“旧”袁世凯选择的内阁部长，几乎都是他的属下，如此安排下，用一套责任内阁制度来制约，也是想当然。即使如唐绍仪那样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总理，制度给予他的权力与实际他能够拥有的权力，相差何止千里。
西方制度的本土化，尚且需要时日，何况这套本是基于不信任且因人而设的制度。制度崇拜的失败，此为一例。但是，这种设计，特别是互动而形成的结果——不信任而欲以制度制约，其结果可以想象袁会犯规，果真袁就犯规。袁世凯如此，究竟是行为惯性，还是有意弄权，其实也很难讨论了。共和制度安排，这个时刻，阻碍立现。
无论曾经的臣属袁世凯，还是“反对党”孙中山，即使如孙那样只是临时*的总统，当权所面临的问题与过去做臣属或“反对党”断然有别，比如向列强举债以求*运转，以及借款在意料之中必定面临的反弹种种。反对是容易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所以，若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角度观察，在中国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况下进入现代化轨道，当国者如何集中权力以筹措并积累资源，是远比政制来得更急迫的挑战。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商谈国是之后，民国元年八月，双方达成的“八点共识”，即《协定内政大纲八条》。针对**的资源筹措，其中第六条即称：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集权主义……*集权，这算得上双方共识之一。
只是，共识过于脆弱短暂。前有控制权力的责任内阁设计，后有善后借款的大争吵……其间所含意图，治世之能臣袁世凯岂有不明之理。经过一年运转，共和是否适应当年中国，是袁的疑问，也是当年众人的疑问。本来，*集权与个人*之间就界线模糊，至少从结果上看，袁根本没有在乎所谓界线问题，他的权谋能力很迅速让他以再造制度的方式破坏制度——1914年12月29日参政院修正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根据这个选举法，袁世凯不特享有终身职务，而且死后传妻传子，悉听尊便。
这时距武昌起义，刚过3年。共和，早被袁弃。
之前，由于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决定“二次革命”，起义讨袁。此次战端但开，历史学家唐德刚评价说：*共和政体的实验，以全盘失败告终。
帝制
由终身大总统而往皇帝，半步距离。袁世凯终于跨过这半步。
后世读史者虽能拉开距离，建立更具格局的坐标，但却未必比袁世凯的同时代人更有切肤之感与深刻认知。评论袁世凯的，少有超过当年著名记者黄远庸的。
黄论袁世凯之长：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一长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四长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五长也。
而袁世凯其短：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袁世凯后来的作为，只不过是将黄远庸所言再演绎一道而已。
新知识与道德不具备，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之梦，所不能看清楚的，正如梁启超在其传诵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所言：吾又谓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者，则又何也？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之观念，以保其尊严。此种尊严，自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君主之可贵，其必在此。虽然尊严者不可亵者也，一度亵焉而遂将不复能维持……自古君主国体之国，其人民之对于君主，恒视为一种神圣，于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拟议。若经一度共和之后，此种观念遂如断者之可复续。
当了83天皇帝之后，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一如当年罢官，由京赴津时的仓皇。又过两个半月，袁世凯辞世。
袁世凯军事生涯
与清末近代军力构建的交织
1853年
曾国藩响应清*为剿灭太平天国、颁发奖励团练之令，在其家乡湖南一带建立以师徒、亲戚、好友等人际关系为纽带的地方团练武装“湘军”，开启中国近代半私人武装之起源。
1862年
李鸿章受曾国藩之命在家乡合肥一带编成淮勇五营，自成一军，史称“淮军”。淮军扩军后虽然逐步以西式先进武器装备，并自诩为新式陆军，但仍旧不能和西方近代陆军相提并论，实为旧瓶装新酒的半私人传统武力。
1874年
曾国藩奏请在沿海、沿江各省建立并训练共12万“新式军队”。虽然他预期此计划年耗费800万两白银，仅相当于当时中国所有陆军军费1/10，却未被批准。
1881年5月
科举仕途无望的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投靠叔叔袁保庆的结拜兄弟、淮军将领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成为他踏入军界的开始。
1882年
朝鲜发生壬午军乱，在朝鲜的邀请下，袁世凯随吴长庆部东赴朝鲜平定兵变，将反叛的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显示出其军事能力和魄力，由此以23岁的年纪被任命为“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留驻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成为他日后在军界晋阶的巨大资本。
1894年11月
清*下令成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为会办，开始着手编练新军。
1894年11月
广西按察使胡燏棻被清廷督办军务处任命，前往天津附近马厂屯驻，募练新兵。1895年
继上一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后，以淮军为主体的北洋陆军也几乎全部被日军消灭。
1895年3月
在德国教习汉纳根指导下，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并在当年9月移师驻防于天津东南原淮军之“盛字营”驻地小站。胡燏棻同年奏请建立一支在军械和军制上都沿袭西方部队的新型陆军，成为中国近代新型陆军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1895年5月
袁世凯在天津上书李鸿藻，分析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提出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计划，由此被李鸿藻看中，将其调往北京在军务处行走，正式进入军界高层。
1895年12月
袁世凯接替11月卸任的胡燏棻任小站新军统帅。接任前他呈奏《为练新建陆军上督办禀》的报告，提出“必须参用泰西军制，始可照西法操练”的建议获批准。
1895年12月8日
荣禄奏请任命袁世凯接替胡燏棻督练定武军，改其名为“新建陆军”。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完全区别于旧军队的新式陆军出现。
1895年12月27日
张之洞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计划在德国教官帮助下建立新军1万人，并表示已按这种编制在南京建立了十三营的“自强军”。这支部队是日后清朝南方新军的开始。
1896年
盛宣怀建议全部裁撤绿营和乡勇，以西方制度征募和训练新军30万人，未获准。
1896年2月19日
张之洞离开南京回武昌任总督并继续其新军建设计划，于当年在湖北新建两个营的新式军队和工程兵一队。该部后来扩充为新军第八镇，正是保路运动中发动兵变、辛亥革命发起第一枪的新军部队。
1898年10月
荣禄设北洋军务公所，改宋庆、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4军为武卫左、右、前、后军，自募27个营直接统率，称“武卫中军”，成为清廷直辖陆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增至1万人。
1900年
八国联军侵华，武*各部基本被消灭，只有在山东剿灭义和团的袁世凯消极“勤王”，成为唯一保存下来的武*部队。
1901年
袁世凯开始对武*进行军制改革，把军权集中于参谋、教练和兵备三处，三处总办分别是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同时上奏要求创办“常备军”，进一步向西方近代化陆军靠拢。
1901年11月
袁世凯接替去世的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902年
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与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将部队移师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这是“北洋军”正式得名的起源。
1903年12月4日
清廷下诏建立练兵处，试图再次将陆军军权收归朝廷。
1905年
北洋六镇编练成军，史称“北洋六镇”。每镇1.25万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袁世凯直接控制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所培养。
1905年10月
袁世凯以北洋军已改组建立的6个镇的兵力，在直隶河间举办大规模演习。由段祺瑞和王英楷分率两军模拟从山东向直隶的入侵和防御，史称“河间秋操”。
1906年秋
袁世凯首次以火车调集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和北洋陆军，于河南漳德举行第三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史称“漳德秋操”，引起在华西方军事人员对中国新军实力的高度关注，也导致清廷对他的警惕。
1906年11月
清廷准奏袁世凯的“请求”，将其一、三、五、六这4个镇的部队移交给陆军部，清廷开始有意识地削弱他的军权。
1907年
袁世凯被调离北洋，前往北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清廷则计划以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为模板，最终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
1908年底
摄政王载沣解除袁世凯官职，袁世凯“称疾”返回河南隐居。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重返军界政坛，率军南下镇压起义。
1913年7月
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讨袁，但被袁世凯优势的北洋军击败。二次革命之战开启了民国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先例，也正式开启了此后数十年民国军阀混战的先例。
1912年3月，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法国画刊“Le Petit Journal”以彩色石印画作为封面，描绘穿着清朝朝服的袁世凯剪去辫子，象征袁世凯断绝清朝，投向共和
从能臣到军阀之路
——袁世凯和中国近代新军
练兵、创立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兴学办学、主张立宪、筹办农工，袁世凯建功立业可谓不少，但被人熟知的，仍旧是一生发迹的起点，编练新军。从小站练兵到建立北洋六镇，袁世凯终于大权在握，北洋军未能保住它的创建者大清帝国，反倒成为日后中国数十年混战的主力，倒是外地新军成为推翻帝国的始作俑者之一。
从朝鲜到小站掌兵
1895年12月，袁世凯向清廷提交了名为《为练新建陆军上督办禀》的报告，提出“必须参用泰西军制，始可照西法操练”。在接手李鸿章新办的“定武军”之前，袁世凯表达了他对编练这支新式陆军的思路。
甲午战争败绩，洋务运动数十年成果北洋海陆军尽没。1894年11月，清*下令成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等人为会办，“参酌中外兵制”，着手编练新军。
清廷军务处建立后，朝中地方大员曾有过一次关于军事改革的大讨论。重练西式新军费力费钱费时，多数大臣并不热心。首先提出军制改革的人并不是袁世凯，而是受命在天津办理东征粮台的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清史稿·兵志》载，胡燏棻在1895年倡议，建立一支在军械和军制上都沿袭西方部队的新型陆军。他建议在北洋辖区训练5万人，在南洋辖区训练3万人，广东和湖北各训练2万人，其余省份各练1万人。
胡燏棻在编练定武军时指出了清朝旧军队的荒谬：“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当时湘、淮各军武器装备混乱，阵法陈旧，“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显然，这些问题早是积习，如果不是甲午之败，国将不国，胡燏棻的军制改革也不会有任何回音。
1894年11月，胡燏棻接到清*督办军务处令其“主练兵”的任命，在天津附近马厂屯驻，募兵训练，聘德员汉纳根为教习，开始编练新式军队。次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于9月移驻距天津东南70里处的新农镇小站，那里原是淮军周盛传、周盛波所统领盛字营的驻地。
鉴于旧军队的弊端，胡燏棻在编制、训练、战术、武器等方面均一改湘、淮各军的旧习，而使用德国陆军的模式。据他在向清廷的上奏中称：“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然而胡燏棻练兵不到一年，定武军的军权就转交给了袁世凯，决策的原因，是清廷认为，袁世凯更懂军事。
在清末大臣中，胡燏棻算是视野开阔，颇有胸怀，然而他毕竟没有近代军事的学识和军旅历练。当时清廷真正懂得西方近代军事知识的将领也是凤毛麟角。对于现代军事人才的匮乏，清末中国军事历史研究者、美国军官拉尔夫·鲍威尔指出了长期以来清代选择将领的缺陷：“中国人的失着是假定只需有蛮力和勇气就可以成为将才”，武举考试的核心就是举石锁和拉弓射箭之类。
实际情况更糟。由于绿营武装已腐朽多年，依附绿营制度的武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武生很难在传统军队中找到职位。“至少是在19世纪末期，多数武举出身的人都没有在军队中服役，而正式的将领则很少有人出身武科。”人才匮乏如此，袁世凯此时被举荐编练新建定武军，不过是他此前在朝鲜有限的军事经历，让他获得了“知兵”的声誉。
1882年，随吴长庆前往清帝国属国朝鲜的袁世凯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后被吴长庆推荐，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留在朝鲜。当时在日本阴谋策划下，朝鲜独立派在1884年12月发动“甲申政变”，由日本公使竹添支持，挟持朝鲜国王到景福宫，迫使朝鲜国王召请日本大使进宫保卫。当时在朝鲜独当一面的袁世凯一面上书李鸿章请求派兵，一方面致书日本公使。未见答复后，他果断率兵进朝鲜王宫，营救出被挟持的朝鲜国王，迫使日本公使竹添逃往仁川。
这种班超式的举动赢得了李鸿章的认可。林明德在《袁世凯与朝鲜》中说，袁世凯当时年仅25岁，“竟能号召中国驻防各营，并策动朝鲜左右两营勤王，在军事上，甚至外交上做详尽周密的部署，发号施令，统驭中韩联军，击溃日军，摧毁政变集团的*，拯救韩王，恢复李熙政权，同时维持汉城的治安。实为难能可贵”。
最看重袁世凯此举的却是日本人。当时著名报人佐藤铁治郎在其《袁世凯》一书中评价：“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袁之外交，诚有彪悍之手腕哉。”
袁世凯初次练兵本是受朝鲜国王邀请，帮助其练新军500人，训练内容不过是最简单的队列等。袁世凯的办法很简单：任用德国留学回来的专业人才，再施以中国传统中严苛的军法，果然让500名朝鲜兵“步伐进退前后左右如之，举枪放响亦如之”。这小小的练兵行为虽然对战略战术、后勤编制等毫不涉及，但袁世凯“知兵”的名声却就此发源。
在获知甲午战后清廷有意编练新军后，袁世凯抓住时机，立即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提出整顿旧军，改练新军计划。他指出，甲午之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兵少不精，而在于“无术”，是“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
这个思路正符合朝廷的想法，李鸿藻随即将他调到北京充军务处差遣。在甲午战败要求编练新军的讨论中，他迅速召集幕僚编译了十二卷兵书给清廷军务处和兵部尚书荣禄。在李鸿藻推荐下，荣禄指定袁世凯依照当时打败了法国的德国陆军军制，拟定《练兵要则十三条》和《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及《募订洋合同》呈报军务处。
于是，1895年11月1日，小站新军迎来了新统帅。袁世凯第一次成为掌握军权的实权人物。
一支全新的陆军
胡燏棻最初编练新军在天津马厂，后转移到小站，共编成10个营共4700余人。1895年10月袁世凯接管后改称“新建陆军”，扩充到7000余人。
甲午战前，湘军和太平天国、淮军和捻军的交战虽然持续多年，绵延多省，死亡千万，但在当时西方军人看来，不过是乌合之众的相互残杀。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虽然显示出近代化海军的战斗力，但中国陆军唯一的“精锐“——淮军却和日军交手一触即溃。西方军事观察家由此普遍认为，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中国陆军才向真正近代意义上的陆军发生转变。
过去湘军、淮军也以西方武器武装，请西方教官操练，但部队编制并未完全和西方军制接轨。比如湘军以营为单位，不分兵种，每个营的兵员可以几百到上万不等。胡燏棻由于练军时间太短，这方面也没有根本改变。
袁世凯新建陆军虽然依旧沿用了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传统中式编制名称，但编制上和旧军完全不同。新军不但设立步、马、炮、工、辎等多兵科兵种，还首次在军中成立参谋机构，以军事专业人才取代了以文人为参谋师爷，以西方近代军事的战略战术，而不是中国传统兵法谋略统军作战。
传统上清军一直沿用募兵制，这一雇佣兵制度导致军队战斗力和军饷紧密相关。中国军队的循例是军官靠吃空饷发财，以致许多部队仅存于纸面，就连兵部也无从知晓国家真正的兵员实力。
1901年，袁世凯开始改募兵制为征兵制。他要求从民间选择家庭清白，年纪在十八九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身长四尺八寸的男子当兵。被招募的男丁必须没有恶习，没有疾病。他要求：“应募之后，按名注册，交由地方官分存备案，以便稽考。并分饷以赡其家属，计亩以免其差徭，显示体恤之心，隐寓防维之意。”
他再次改革新建陆军编制构架，把军权集中于参谋、教练和兵备三处，三处总办分别是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不久又上奏，要求创办常备军。
所谓常备兵即现役部队，每月支全饷4.2两;在营3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1两;再3年后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再3年退伍为老百姓，到战争爆发时可征调续备、后备兵入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和现役相关联的后备役部队。
在编制上，常备军也实行了新编制。下辖步队两镇，炮、马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步队每镇分两协，每协分两标，每标分三营，每营分四队，每队分三排，每排计兵三棚，每棚14名士兵。全军共42营，1.9万余人。武器则主要是从德国等西方国家进口的步枪和火炮。
在装备上，新建陆军不但有齐整的制服，西式的步枪和步兵炮，甚至还装备了其他所有中国部队都没有的机关枪。这种武器早在它刚被发明的时候，发明者马克沁就在当时前往欧洲考察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面前演示过，但当时李鸿章觉得太贵，没舍得买。
在袁世凯控制下，新建陆军练兵很快有效。清末名臣、被称为“戊戌第七君子”的徐致靖在《密保练兵大员疏》(由康有为代拟)中曾称赞说：“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新建陆军不但早已超越淮军水平，也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支清军部队的实力。据说天津小站这个小小的海河镇子，就因为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曾在1895年后的欧美世界地图上被标记在中国版图上。
新军的实力不仅表现在精神面貌上。1906年“漳德秋操”中，它表现出了比张之洞属下湖北第八镇新军更强的作战能力。没过几年，英国《大陆报》派往汉口的特派员丁格尔就在汉口亲眼目睹了这两支部队真正的交火。
在《辛亥革命目击记：〈大陆报〉特派员的现场报道》中，丁格尔写道：“在那段时间内，清军(袁世凯北洋军)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开始展示出他们的优势。革命军最大的缺陷是他们基本上是由乌合之众组成，他们不懂战争技巧，结果可想而知。”
在丁格尔眼中：“北方军队是由一些受过严格训练且灌输着强烈的军人意志的士兵组成……谈到中国军队编制中的缺陷，我非常清楚，而且这个缺陷至今也仍存在。北洋军是袁世凯亲自创建的，袁被认为是那个年代里最伟大的军事改革者，他把清朝军队中存在的缺陷降到了最低限度。”
帝国财政和袁世凯的经营
武力的基础便是人和钱，一支精锐的部队若没有强大经费支持，不过是镜花水月。袁世凯新建陆军之所以能够编练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他以其手腕和地位获得他人没有过的财政优势。
在1897年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大清帝国的收入和开支》中，上海英国领事哲梅森详细分析了当时清*的财政状况。他估计中国每年岁收在8897.9万两，其中半数用于维持军备和相关军事机构。哲梅森分析，地方武装至少消耗了他能列举所有开支的一半。
清朝兵部和户部自己的报告则表明，1898年一年间，乡勇、防军、练军和新建陆军共消耗军费2000万两，其中半数为百无一用的绿营和练军吞噬。
清帝国财政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西方式统一有效的*财政。在西方国家，税收先汇入国库，再依据财政预算拨到地方。清帝国正好相反。税收虽然由各省征得，却因各种临时性的需要零零碎碎地分拨给当地、他省和*。某些省份要接济外省，同时却又从他省得到某些款项。
以1894年浙江省为例。该省岁收除了维持本省军队，还要调拨给京师的军队、北洋舰队甚至东北的军队。朝廷财政极度混乱，一方面导致惊人的浪费，另一方面则让军队这个最需要长期稳定巨额经费喂养的巨兽永远处于饥饿状态。如果袭用据说是拿破仑对中国睡狮的比喻，那么这只狮子之所以长睡不醒，完全是因为多年营养不良。
最简单的方式看似是裁撤那些无用却耗费巨大的绿营，用节省下来的钱编练更有战斗力的新军。
早在1874年曾国藩就奏请在沿海、沿江各省建立并训练共12万新式军队。曾国藩认为，这个规模的新军每年只需800万两白银军费，仅是当时中国所有陆军军费的1/10。1896年盛宣怀也曾建议，与其每年在绿营和乡勇上浪费数千万两白银，不如全部裁撤，用西方制度另外征募和训练新军30万人。康有为则对裁撤绿营最为激进。他主张“全汰”、“立汰”。胡燏棻则相对和缓，建议每年裁减二成，5年裁竣。
然而西方人看似简单而又对“国家”有利可图的改革，在中国却有巨大阻力。西方国家军队都是*常备军队，军费由*拨款，然而大清国的绿营、勇营，其粮饷却主要由地方提供，所需不足还需自行筹备。以胡燏棻和袁世凯练兵的小站为例。淮军盛字营当年驻扎于此，一则是位于海防要地，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广阔，让盛军得以挖河造田，种粮养兵。之后，盛字营永久消失在朝鲜战场，小站稻倒是流传至今。
绿营、勇营虽然没有战斗力，却是百多年来吃空饷发财的工具。从仕途上看，绿营军官属于国家编制，是升官发财的正途，新军军官却在官场没有编制，自然没有地位。甲午战后清廷发起战后改革陆军的大讨论时，仍有人视刀矛藤牌为制敌利器，或继续反对引用西方的军制练兵。只有极少数开明官僚认同以西法建军，但一谈到军费就百般推诿，根本无法落到实处。
显然，对于各地大员来说，新军属于*陆军，却要消耗地方财政。如果为此裁撤他们控制的绿营、勇营、练军等传统军队，则不但损失更多财路，还将丧失众多可以用来安排下属仕途的职位。有趣的是，在朝廷下旨编练新军前，本来也兴趣不大。因为北洋海军过去耗费大量金钱，对加强朝廷*权力却并无多大价值，反倒让越来越多的汉人官员声望日隆，手握大权。裁撤绿营，将失去朝廷在地方的耳目和爪牙，还可能让编练新军者独大。
与绿营不同，新式军队无论装备还是训练，耗费巨大。张之洞在给朝廷的上奏中曾估计他练军所用费用，每万人年耗费白银44万两。张之洞认为，一支合格到足以与西方匹敌的军队，将领必须合格，勇丁必须娴熟技艺，人员必须强壮，勇丁绝不当杂差，连队必须足额，军火必须丰富，粮饷必须充裕。所有这些不但都要仰赖充足的经费，还要保证它们必须落到实处。
袁世凯比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优势，在于深得兵部尚书荣禄和李鸿藻之力，经费筹措无须在辖区巧立名目，而是直接来自户部，这是其新军能编练成精锐的根本。
镇压维新运动后、庚子之变前，兵部尚书荣禄本来掌控着新建陆军的大权。他将国家4支最重要的部队改编为“武*”，分左右前后中五军。分别是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勇，宋庆的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中军则是满族的八旗禁*。武*各部则开始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样本进行改建。为了这支*直接掌控的部队，户部每年要拨款40万两白银。为保证军费，荣禄甚至被授权在经费不足时，可以挪用地方上接济福州造船厂的款子。
然而满族朝廷试图再次掌控军队的企图很快遇到挫折。董福祥的甘军和聂士成的武卫左军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全军覆没，参加过甲午战争的聂士成战死。好不容易编练的3支新军，转瞬只剩下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一支。加上1901年袁世凯接替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袁世凯武卫右军的经费更加无忧。1902年2月5日，朝廷居然诏准了他的请求，拨出高达100万两白银作为他部队的军费。
既然武卫右军成为护卫京城唯一一支新军(张之洞新军数量远不及袁世凯)，袁世凯更有暗中要挟朝廷的资本。1904年1月袁世凯奏报，由于日俄准备开战，他需要10万兵力才能防御直隶。为此他与庆亲王(刚接替死去的荣禄)商榷，要求增招3万人并添置大量装备，全部费用高达600万两白银。
袁世凯再次表现出圆滑手腕。他提出考虑到朝廷的困难，希望先筹备300万两白银，其中100万两由直隶自筹，200万两由户部拨款。但这笔款项，他建议由练兵处转拨，为的是以避免遭到其他地方大员的嫉恨。结果两个月后款项仍未到手，他以战祸的后果作为警示，朝廷竟下令要求户部立即拨款。
有资料显示，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前，各地新军的军费总开支已达白银5400多万两，远远超过绿营和勇营1900万两的军费。而新军学堂589万余两的费用也接近了八旗军880万两白银的耗费。
权力与危险
袁世凯的优势不仅在于财力。在他运作下，1901年清廷发出密函，要求将张之洞在江苏训练的新军“自强军”从湘军将领刘坤一手中调拨给袁世凯，理由是协防空虚的京师。当时已不再掌控该部队的张之洞虽然提出异议，但这支部队最终还是调拨到袁世凯手下。
实际动因其实是荣禄所处的满族集团试图削减地方汉族大员的兵权，袁世凯不过是善于揣摩和顺应罢了。然而1901年李鸿章去世，次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到了1903年，荣禄也死了。随着支撑帝国腐朽大厦的最后几根柱梁的倒下，袁世凯就成为清廷唯一能仰赖的军事人物(张之洞虽然也兴办洋务、编练新军，却并不以军事而闻名)。
1907年清*本计划以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为模板，最终在全国编练36镇新军。然而到1911年，最终不过编练14个镇、8个混成协、4个标以及一支由满族人为主体的禁*，总兵力不过13.18万人。但北洋六镇就占了7.45万人，成为新军的绝对主力。此时除了张之洞在武昌重新编练的第八镇陆军，清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集中在袁世凯手里。清廷和荣禄试图将帝国精锐再次集中于满人手中的种种打算，最后成全了袁世凯。
中国官场利益盘根错节，真正有志做事之人无不饱受攻讦。当年李鸿章办北洋，多为朝中清流所恨。丁汝昌尚在威海卫死战，早有李秉衡上奏要他人头，何以袁世凯志得意满？
其实袁世凯练兵刚一年时，监察御史胡景桂就在1896年4月参奏袁世凯“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幕僚陈夔龙在其《梦蕉亭杂记》中记载了随同荣禄后来前往小站“查办”袁世凯的结果。陈夔龙写到小站新军：“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荣禄问他，你看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陈夔龙回答：“素不知兵，何敢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
结果，荣禄“查办”的结论是，“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袁世凯去小站练兵本是荣禄的推荐，由自己的后台“查办”，何忧之有。何况袁世凯练兵确有绩效。于是最终结论反倒是“查明均无实据，应请毋庸置疑”，“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
袁世凯和李鸿章、张之洞等儒生们最大的区别，是他极为适应中国官场——无论朝中如何变乱，他永远能迅速找到最强有力的靠山。
从淮军入行伍后，袁世凯由吴长庆保荐得到李鸿章的信任。回国后从李鸿藻这类朝中清流名臣攀附到实权人物荣禄。在维新变法期间，袁世凯甚至同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强学会，“捐款五百金入会”，让光绪和康有为等改良派误认为袁世凯及其新军站在自己一边。
然而当袁世凯军权日盛时，他仍旧不免成为朝廷警惕的对象。
1904年秋，袁世凯在直隶河间举行由两个镇兵力进行的野战演习，当时还没有引起太大影响。到1905年北洋军建立起6个镇的兵力后，袁世凯再次于10月在河北河间举办大规模演习。
演习由段祺瑞和王英楷分率两军，模拟一次从山东向直隶的入侵。这正是西方传统的入侵路线。所有参加演习的将领都是袁世凯从小站以来提拔的将帅。各国的军事观察家、记者和国内各省代表纷纷受邀，观看这一带有多重目的的武力炫耀。袁世凯的意味是多重性的，他试图告诉西方，可以将庚子年以来驻防于华北的军队调走了;二则想告诉朝廷，从他们那里得到的银子没有白花。
实际效果似乎正好相反。1906年，袁世凯在河南漳德又举行规模空前的“漳德秋操”。这次清朝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现代军事演习，用刚建成通车的京汉铁路调来南北最精锐的两支陆军——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和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在演习中，袁世凯的北洋军显示出了比湖北新军更强的作战能力。当时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和报纸都宣称，袁世凯因为统辖着优于南方新军的北洋军，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发言权”。这个空前的练兵成就显示了北洋集团*的扩张，不免对满族权贵集团构成严重威胁。满族贵族开始煽动御史上书弹劾他，而剥夺他北洋统帅的传言已经在北京的西方人圈子流传。
伴君的危险犹如刀尖上的游戏，有靠山是基本条件，关键是紧要关头不能站错队。如何把握这其中微妙，能力就在于对“实力”天生的敏锐嗅觉。袁世凯曾对家人谈到自己为何没有在戊戌变法时效忠光绪。他说，他当时早已观察到，京畿周边已被慈禧、荣禄密布近14万重兵，而从自己编练新军开始，虽然受到荣禄等人的支持，但朝廷对他的提防也从未松懈。袁世凯举例说，当年他在保定训练武卫右军，部队士兵平时都是有枪无弹。每到演习射击，才专门由外地运来子弹。射击完毕后，每发子弹的弹壳都要收回点验。
于是当朝内出现他将步曹操、刘裕后尘的传言后，袁世凯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来试探朝廷对他的态度。在1906年11月的一次奏折中，他请求把手下4个镇的部队移交给陆军部，竟被朝廷批准。此后他又获准辞去7个重要的兼职。这丧失的不仅是军队和权力，还包括财政来源，而他可能挽回的，则是朝廷的信任和身家的安全。
张之洞和袁世凯的不同道路
在清末编练近代化新式陆军过程中，张之洞和袁世凯一南一北，本来成就难分伯仲，但前者无意经营私人*，后者却最终成为军阀起源，最终复辟称帝，导致声名尽毁。
1895年12月27日，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就表示，他建议在德国教官的帮助下建立1万人的新军，并表示他已经按这种编制建立了13营的“自强军”。张之洞积极建立新军，主要是担心日本入侵长江流域。这支由“步队八营、马队二营、炮队二营和工程队一营”组成的混成部队全部以欧洲武器装备。军队建制模仿德国，不但由工程部队替代了传统的挑夫，还计划编制医官、兽医和军械维修人员。
张之洞谋划深远，他还计划在训练半年后，由洋人教习继续训练新军，而已经训练成的部队则由中国军官管辖。如此一则保证训练的质量，同时也避免部队大权为洋人掌控。
然而自强军很快被朝廷调归湘军领袖刘坤一指挥。即便如此，张之洞在1898年再次上奏，表示他将继续编练新军。他甚至已经为这支部队安排了稳固的财政来源，约每年70万两白银。这些经费包括江苏、江西、安徽三省裁撤勇营节省下来的20万两，由芜湖米厘金指拨12万两，苏州与上海米厘金指拨38万两。令人感动的是，张之洞的热情并非要培植私人*，而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远见和国家命运的责任感。
朝廷回应的却是猜疑，这反倒正是中国历史千百年颇有讽刺意味的常态。大清帝国对张之洞等人不信任的根源，在于这个少数民族入关立国后，最担心的是臣民(被压制的汉人)的反叛，而不是外国的入侵。
张之洞的一厢情愿也是太平天国后，清廷*权力向地方转移带来的后果。由于内外战争导致湘军等半私人武装的兴起，削弱了清末的*权力，导致朝廷和地方权力分配的变化。
一个前所未见的情形是满汉官员数量比例发生了颠倒。1861到1890年，清廷任命的44个总督中，有34个是汉人。同一时期朝廷任命的117个巡抚中，汉人占了104个。
其次是出身行伍的人日益掌控实权。上述34个汉人总督中，许多出身乡勇而非科举这类传统仕途，而104名汉人巡抚中，有1/4的人甚至从没有考中过进士甚至举人的功名。当朝廷的军事、经济开始为汉族大臣所掌控时，张之洞的努力可以说完全没有摸到满族统治者的心意。
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毕竟是君权思想浓厚的传统文人士大夫，内心并无夺权篡位的野心。张之洞本人并无意在新军培养自己的私人*，他甚至从不在自己的故乡招募士兵。虽然和袁世凯一样重视军事学堂的建立和留学生的培养任用，也和袁世凯一样关注留学归国人员的任用，但张之洞并不强调私人的效忠。当朝廷将他调离时，他也失去了对自己建立的新军的控制力。然而与张之洞不同，从建军之初，袁世凯便开始灌输绝对忠诚的治军理念，不过忠诚的对象是他自己。
西方人在参观北洋军军营时，发现军营内到处悬挂着袁世凯的头像。效忠的思想被变成各种《练兵歌》，谱以西方军乐教授给士兵传唱。因为袁世凯的士兵不像张之洞的新军那样强调读书识字，如此编成歌曲，更容易给本来就没有多少文化的士兵*。
不过和张之洞一样，袁世凯也一改旧军队官员吃空额、扣军饷的惯例，制定规章，所有军饷都直接发到士兵手中而不是交给统辖的军官，有时甚至亲自监督发饷。这更让士兵们意识到，袁宫保才是赏饭的人。但部队忠诚的核心是军官，这方面，袁世凯有效地在新旧*中为下属谋求利益。
他最热衷的是把军官们送入军事学堂和国外的军校，孜孜不倦地为属下谋求各种地位，这其中还包括绿营的官职。绿营虽然早已腐朽，但有趣的是，其军官的职位却被朝廷认可。反倒是新军军官在官场没有编制和品级，自然也没有仕途上的地位。于是在袁世凯的提拔下，北洋军将领们的官衔不但有绿营和八旗，还有各种知县和候补道等五花八门的职位。这更让他们紧密团结在袁世凯的周围，让后者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与袁世凯相比，张之洞更重视军人素质的养成。从1900年开始，张之洞在武汉及其他不少地区开设了许多学堂，科目涉及广博，且大量向东、西洋派遣留学生，人数远远超出其他各省。为了提高新军质量，张之洞更喜欢招纳识字的文化青年投军。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一时传统知识分子出路迷惘，许多本省和外省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张之洞的新军。西方军事观察家认为，张之洞的第八镇新军，是所有新军中士兵文化程度最高者。
南方其时也正好是革命党最活跃的地区。大量新军军官都曾在日本接受军事学习，成为革命党重点争取的对象。湖北新军中成立了不少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如“群治学社”、“文学社”、“军队同盟会”、“共进会”等。张之洞的“启智”和开明，客观上让湖北新军成为日后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最先起事的革命党新军部队。
无论是张之洞被辜负的忠诚，还是袁世凯对北洋军一己之私的培植和经营，清廷其实应负最大责任。从重建新军开始，清廷的核心目的并非强国强兵，不过是试图将帝国被分散的武力收回朝廷用以防民防臣，以致同为新军，朝廷却厚此薄彼，空让忠臣白头，让能臣异心。一个国家*内心如此阴暗叵测，在内忧外患时仍以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纵有10个张之洞又如何能改变中国现状？纵有10个袁世凯，又焉能不让其私怀反心？
袁世凯和北洋系谱
在清末名臣中，袁世凯堪称一生善于识人用人。从小站练兵开始，他培养提拔人才可谓不拘一格。其将领幕僚有出身贫寒草莽，也有传统文士，而军队中更多科班出身和海外留洋的新型军人。袁世凯用人不拘一格，提拔人才也不遗余力。当时不断扩大的各地新军中，凡新建部队，他都设法从北洋六镇选拔抽调军官前往。而外地新军中若有军官缺额，他也经常从北洋六镇调补。于是清朝最终建立的新军十四镇和各省的协、标军，基本为北洋系军官所控制。这导致了未来数十年中国军界甚至政坛的主要人物，大量从北洋系涌现，直接导致了北洋军阀时代的产生。
从1895年北洋军编制和主官目录，一大批未来主宰中国命运的人物册列其中。袁世凯创建的北洋军阀系统，日后担任督军以上者有34人，担任总理、陆军部长级的有6人，担任民国总统的竟有4人。其中更有人继承北洋衣钵，自创了新的军阀体系。
袁世凯
家庭出身及早年职业：官宦家庭
从军及历练：淮军庆军行伍
曾任重要职位： 1912～1916年民国首任民选总统
段祺瑞
家庭出身及早年职业：淮军将门
从军及历练：北洋武备学堂，炮兵科
曾任重要职位： 陆军总长，国务总理，皖系军阀首领
冯国璋
家庭出身及早年职业：贫寒家庭，曾当吹鼓手
从军及历练：秀才出身，北洋武备学堂
曾任重要职位：1917～1918年代总统
曹锟
家庭出身及早年职业：船工家庭，当过小贩
从军及历练：北洋武备学堂
曾任重要职位：1923～1924年第三任民国总统
徐世昌
家庭出身及早年职业：官僚家庭
从军及历练：进士出身
曾任重要职位：1918～1922年第二任民国总统
唐绍仪
家庭出身及早年职业：商人家庭
从军及历练：留美幼童，天津水师洋务学堂
曾任重要职位：国务总理
段芝贵
家庭出身及早年职业：差役家庭
从军及历练：私塾，北洋武备学堂出身，留学日本 曾任重要职位：奉天将军及陆军总长
王士珍
家庭出身及早年职业：贫寒家庭
从军及历练：行伍出身，北洋武备学堂
曾任重要职位：1917～1918年国务总理
靳云鹏
家庭出身及早年职业：普通农家，勤杂工
从军及历练：小站新军行伍出身，保定随营武备学堂第一期
曾任重要职位：北洋*国务总理，陆军总长
王占元
家庭出身及早年职业：贫农家庭，马夫
从军及历练：淮军刘铭传部行伍出身，北洋武备学堂 曾任重要职位：湖北督军和两湖巡阅使，陆军上将
姜桂题
家庭出身及早年职业：贫民家庭
从军及历练：旧清军行伍出身
曾任重要职位：毅军统领和热河都统
张勋
家庭出身及早年职业：贫苦农家，牧童 从军及历练：旧清军行伍出身
曾任重要职位：江苏省督军及长江检阅使
张怀芝
家庭出身及早年职业：贫苦农家，乞丐、苦力
从军及历练：旧军队马夫入伍，北洋武备学堂
曾任重要职位：山东督军
田中玉
家庭出身及早年职业：贫苦农家，小贩 从军及历练：北洋武备学堂
曾任重要职位：山东督军
孟恩远
家庭出身及早年职业：贫苦农家，文盲鱼贩
从军及历练：定武军行伍出身
曾任重要职位：吉林督军
陈光远
家庭出身及早年职业：普通市民
从军及历练：北洋武备学堂
曾任重要职位：江西督军
何宗莲
家庭出身及早年职业：普通农家
从军及历练：庆军行伍出身，北洋武备学堂
曾任重要职位：陆军第一镇统制及察哈尔都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