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 唐太宗为何不要大臣对他歌功颂德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多见的明君。其在位期间，头脑清醒，处事睿智，带领国家从战乱走向繁荣。故史称“贞观之治”。成功的“贞观之治”，是有很多经验值得后人总结的。唐高宗时期的史官吴兢，所撰写的《贞观政要》，就是这样一部总结“贞观之治”成功经验的著作。当然，这类总结乃至赞颂的著述，多为后世所作。然而，在唐太宗当政期间，是否也有人要为他树碑立传，著书立说呢？当然有！答案是肯定的。

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你看，*负责宣传出版工作的邓世隆佐郎就上表请求结集发表皇帝的著作了。邓佐郎的上书，是在唐太宗当政的高峰期呈奉上去的。这个举动不算小，自然引起了朝野的一番议论。此时的唐太宗，坐*己经十几年了，如果再加上打天下的时间，己经是有几十年革命经历的老革命了。为什么竟没有一位朝臣挑头出来说：陛下呀！你应该出一部《李世民文集》，让我们全体臣民能够学习您的光辉思想呵！其实，也不是没有挑头的，而是大家吃不准，这位皇帝对于出版宣传其个人在这段历史上突出作用的书，感不感兴趣？有没有出书的愿望？因此，大家都执一种谨慎的观望态度。毕竟，平白无故地上书，难免会背上巴结领导的嫌疑。在政治清明的初唐，是没有朝臣愿意背上这个嫌疑的。

估计邓世隆书读得不少，可惜泥古不化，在揣摩皇帝的脾性方面，就做得不够那么精到了，他显然没有“百练化作绕指柔”的独到巴结功夫。当然，他的“表请集上文章”，究竟是为了巴结皇帝，以讨得最高领导的欢心？亦或是真心拥护“贞观之治”，想以出书的方式来流传后世？所有这一切，现如今都是无法考证的了。

但贞观十二年的李世民却是清醒和冷静的，是没有被“贞观之治”的成就冲昏头脑的。一般来讲，中国的明君在位的前十年，头脑还是清醒的，过了十年，就保不齐了。偏偏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明君，虽然过了十年的清醒保险期，但他仍然是理智的。对太过于表现急切的巴结，太过于肉麻的吹捧，他显然是不会接受的。

还在十年前，也就是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就对侍臣们讲过：“‘朕观《隋炀帝文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处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致覆亡也。’”(见《资治通鉴.唐纪八》)唐太宗在这里说得很明白，他看过《隋炀帝文集》，文章深奥广博，以文辞看，是古之圣贤尧帝和舜帝，而决非暴君夏桀王与商纣王，可他的行为与处事，为何与他的言论恰恰相反呢？魏征回答道：君王虽然圣明，但仍能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意见。所以，有智慧的人愿意为您出谋献策，有勇力的人愿意为您竭尽全力。而隋炀帝自恃有才，骄傲矜持，刚愎自用，所以才会口诵尧、舜之言，身为桀、纣之行，自己却恍然不知，从而导致了国家的覆亡。

听了魏征的回答后，唐太宗是这样总结的：“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关于皇帝出文集的问题，唐太宗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之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见《资治通鉴.唐纪十一》)太宗说的大意是：我的言论和命令，凡有益于百姓的，史册自会记录，历史自会书写，完全可以不朽于世;若言论和圣谕无益于*百姓，就是编成文集，又有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发行于世，哪一个又拯救了国家的覆亡？为君王怕的是没有德政，做华丽的文章干什么？听了这番话，邓世隆关于为皇帝出书的上奏是什么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就在邓世隆上这份奏章的前六年，也就是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秘书少监虞世南就曾经呈奉上一部歌颂唐太宗功德的著作《圣德论》，可在李世民那里却碰了一个软钉子。谁不愿意听别人说自己的好话呢！但李世民却能实事求是地估量自己。他说：“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论当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见《资治通鉴.唐纪十》)唐太宗说的大意是：你的《圣德论》把我捧得太高了，怎能把我比拟成上古的圣君呢！但是，比起近世的赖蛋皇帝来，我还是要胜过他们许多的。但你看到的只是开始，我能不能一直好到最后，犹未可知。所以，他拒绝了老朋友虞少监的鼓吹。

邓世隆想用出文集的手段来巴结上峰，讨好高层，对于一班昏君、庸君来讲，也许能奏效。但对于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明君英主来讲，对于连《圣德论》都婉拒了的唐太宗来讲，这样的手段就不顶用了。由是，李世民大笔一挥：“遂不许！”只区区的三个字，便写出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清醒！同时，也为后世的执政者敲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