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为中国奠定了怎么样的国家气质？

如果说，先秦精神是华夏民族精神的远古血脉，打造的是“第一纪华夏人”的高贵，那么接下来跃过短命秦朝、沿袭秦政制的汉，即是中古“第二纪华夏人”的开端，华夏魂及汉魂成型亦在此时。

由于汉朝离先秦不远，所以这个时期的民风尚存先秦遗风，比如尚武精神尚在。但从国风而言，却与先秦渐行渐远。

就社会形态来讲，先秦是个诸侯城邦贵族社会，而跨越秦的汉朝则是个向平民靠拢的世俗社会。由亭长之家(相当于现在乡长)变为皇室贵胄的刘汉大帝，通过黄老术“无为而治”，松绑了国民;通过“举孝廉”，给了平民政治出路。从“天子”到“臣子”，汉始君和汉大臣大多出身平民。这样的社会，消灭了世袭贵族、失去了*城邦，有得有失。

就精神构造而言，因为秦汉开辟了“大一统”*集权制，所以较之“分治”先秦发生了明显变化。“大一统”皇帝为了长治久安，必然要统一臣民“思想”，灌输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

起初，刘汉王朝搞的是“孝治天下”，以《孝经》为“天之经，地之义”。我们知道，刘邦在还不是皇帝时，并不算是孝子。在与项羽争天下时，他父亲刘老太公被俘，项羽扬言要煮了刘邦父亲，刘邦的回答是：请给我留一口肉汤。但是，做了开国皇帝后，他突然变成一个大孝子，尊其父刘太公为“太上皇”，高举“孝”字大旗。他的子孙也无限热衷于孝道。

为什么刘邦及其子孙对“孝”情有独钟？

对此，刘邦的四子刘恒(汉文帝)直言不讳：“孝悌者，天地之大顺也。”

奥妙就在这里，“孝治天下”强调的是一个“顺”字，而对父母顺是“表”，对皇帝顺才是“里”。说白了，皇帝手中的《孝经》是培养“顺民”的统治经。于是，“孝风尽吹”下的汉民族，开始往“顺民”方向演进。

更严峻的演变还在后面，“顺”之外，是“忠”。华夏民族精神史的第一个分水岭就在大汉第七代*统治时期出现。汉武帝刘彻既是个有为之君，也是个专权之君。他当政时，汉民族迎来第一个“刚性时代”，汉军着实和匈奴人打了多次硬仗，鏖战几十年，占据一定上风，甚至断了匈奴的左膀右臂——张骞通西域断匈奴左臂、设度辽将军断匈奴右臂。从而使汉民族未被匈奴人征服，也使“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

然而，汉武帝刘彻就像一条界河，具有泾渭分明的两面性。他一面书写汉民族外战骄傲，一面制造民族囚笼。在他正式执掌中国大权之后，儒家门徒董仲舒进献“独尊儒术”“天子论”两策，立刻被他视如珍宝。于是，武士家庭出身的孔子所创的儒家学说，在这个时期被大汉正式确立为国教而独尊起来，与此同时，百家遭罢黜，百家争鸣的*思想空间不复存在。

通过指定意识形态，汉武帝把华夏人关进笼子里。我们知道，儒家的核心教义乃四个字：三纲五常。三纲确立的是封建王朝统治秩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确立的是“第二纪华夏人”的民族品格：仁义礼智信。

由是，汉武帝不仅统一了汉民族思想，而且统一了汉民族品性。除了儒家“五常”之外，还有“五品”：温良恭俭让。其精神底色与“孝经”异曲同工，均为打造“忠臣”“顺民”。

汉武帝刻意打造的国家民族气质可总结为四个字：“尊王攘夷”。此乃华夏魂汉魂第二纪之主要特征。

除了“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天子论”对汉武帝以及第二纪华夏亦影响深远。“天子论”首先强化了“天朝”之“先天优越感”——“华夏中心论”。中国的皇帝作为天的儿子受命于天，除了领有中土直接统治之外，天下的其他地方也全归他统驭和教化，是为天下共主。

然而，接下来“天子论”中还有“怀柔远人”之经。此经催生的则是“自成一统”世界观，为中国确立的是“内向”而非“外向”的志向——华夏是天朝大国，蛮夷是不化小国，大国要对小国施之以礼，不欺压和威胁小国的生存。因而汉皇要推行“尚德抑武”，以道德感化外邦，来表达自己仁慈的胸怀。

这种“大国气质”简而言之，就是“内敛”二字。对外邦“尚德抑武”“抚而不治”，其实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而未受儒教洗礼的华夏，不是这个样子。虽是国中之国，但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五霸”还是“七雄”，都是以“干涉他国内政”为常事。譬如五霸之首齐桓公，众小诸侯都依附于他，他是这些小诸侯的保护神。用今天的话说，齐桓公充当了“世界警察”。

因为儒家“内敛”之经自律了天朝的手脚，“第二纪华夏人”的张力加上了限制级，所以，之后的中国汉族中原王朝，鲜有征服他国的气魄与记录。

好在，此时兵家还受推崇，汉民族血性尚存。中国虽间或外患困扰，但大都能从容应付，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占据上风。初生华夏汉魂承“铁血”余勇，携儒家五常五品，推动“第二纪华夏人”，向着“尊王攘夷”的“正统大道”阔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