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俸廉”制度真相 雍正帝之后贪污犯频出

清朝的俸禄制度大体上沿袭明朝，明朝的官俸定额是比较低的。但根据明清两代官俸比较研究表明，明初各级官俸的数额都要高于清朝各级官俸的数额，明正一品官的俸额为清正一品官的三点八七倍，明最低的正九品官的俸额也为清正九品官的一点三倍。如此微薄的岁俸，难以赡养家口。

就清代总督为例，其家中人口少则十几人，多则四五十人，“大多人口甚众，日常生活开支已极浩繁，而且还要负担幕僚们的费用及衙门的一切陈设消耗等费。雍正帝曾亲自询问过原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家庭生活用度，鄂尔泰回答道“每月以五百金计之，一年六千金，尽敷用度”。这就是说，作为地方行政最高长官的家庭开支至少每年要六千两银子左右，即为其原俸的三十三点三倍。

据此比例推算，巡抚每年的家庭实际开支为五千一百六十二两，布政使与巡抚同级。按察使为四千三百二十九两，道员为三千四百九十七两，知府与道员同，知县为一千四百九十九两等等。实际上地方各级官员的俸薪所得与家庭的实际支出距离很大，*各级官吏相差之数亦不亚于地方官，这种低俸制对清朝的吏治起破坏作用。

其次，清代地方各级*没有经费预算，尽管地丁合一的田赋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并由州县征收，逐级解送，地方各级不得随意动用。如有重大公务军需，应逐级察报，督抚具题，户部核实，经皇帝批准方可支领。否则挪移、冒支、截留等均要定罪。而地方的工程项目，日常公务开支就无经济来源，地方官往往倡以“公捐”的办法来解决，这往往成为地方官勒派下属，下属剥削百姓的借口。

养廉银制度的实施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是将原来全部被地方官吏贪污的耗羡银两确定比例提解归公、上交藩库。在此基础上，把各省归公之后的耗羡银两的大部分拨给各级官员养赡家口之用，其余部分用来弥补地方钱粮的亏空和解决行政经费的困难。“养廉者，君恩豢养以呵保其廉隅也。”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代的俸禄制度及养廉银制度并没有扼制住官吏的侵贪势头，更没能使吏治澄清。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养廉银制度也存在许多弱点。养廉银作为*给予各级官员的生活补贴，并没有从国家的正项收入中支出，而是用非法征收的耗羡银两来支付，实际上是对“私征加派”的承认，是*对官吏贪污行为的妥协。这种妥协的结果导致“耗羡归公必成正项，势将耗羡之外又增耗”成了现实，成了养廉银制度最后失败的祸根。

其养廉银制度内容的不完善表现在府县官员的养廉银额数太低，尤其是不入品级的吏胥差役未定给养廉银，于是，他们照旧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另外和俸禄一样，养廉银定制以后，永无变化，并没有随经济的发展、物价的提高而增加，给官吏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困难。和其他制度一样，养廉银制度的推行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随着最高统治者的更迭，往往使其流于形式。雍正帝去世后，乾隆虽然表面上继续遵循这一制度，但实际上并不像其父那样勤于政事，严于吏治，对官员侵贪的防范有所放松，虽然严办了不少贪官，但还是没能扼制住侵贪愈众的势头，最终出现了如同和坤那样的大贪污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