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抗争 抵制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斗争
自1895年侵占*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强制推行其野蛮的殖民政策特别是“皇民化运动”，妄图通过语言强制、奴化教育、变更种姓、更改宗教和生活习俗等，来消灭* 民众的祖国观念，割断两岸同胞的文化联系，消除*民众的抵抗精神，“使*的人和地都成为皇国的真正一环”。对此，*民众进行了广泛、深入和坚韧的抵制和斗争，始终体现了认同祖国、矢志回归的民族精神和高尚气节。
民族认同：坚决抵制日本殖民者妄图长期霸占*的野蛮行径
民族认同是民族归属的前提。日本侵占*期间，面对日本殖民当局的强制同化和压迫，*民众始终高扬认同祖国的旗帜，在抵御殖民文化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民族同质性。
以争取解放，返归祖国为其斗争目标。*被割让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中国人民为洗刷这一耻辱进行了长达50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从*被割让的消息传到*的那一天起，*人民就展开了反对日军占领的斗争。《马关条约》签约的消息传到*，*民众很快掀起了反割台的浪潮，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当条约被正式批准、割台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时，*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从日军登陆*的第一天起，就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日军由北到南，在4个多月占领*全岛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共有包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内的4800名日军官兵被击毙，2.7万人负伤。其伤亡人数比在甲午战争中日军的伤亡人数还要多出近一倍。从1895年割台到1945年*光复，*人民在长达半个世纪里殊死抵抗，英勇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先后有65万台胞捐躯殉国，他们和大陆为八年抗战而流血捐躯的3000万同胞一样，是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军民用自己的顽强抵抗，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强决心。
祖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同胞无不群情激奋，并立即将40余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回归祖国的斗争汇入到全民抗战的洪流中。大多数*同胞立足本岛与日本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也有许多*籍爱国人士或赴海外，或来到大陆，通过各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战。大陆的*同胞组织“*革命同盟会”于1943年1月30日在重庆发表声明，郑重指出：“*原属中国，台民中百分之九十三点七保有中国血统”，并严正声明，“中外战后处理*问题除将*领土主权完全归还中国外，任何维持现状或变更现状之办法，均为*人民所反对”。*乃中国之*，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日本殖民者在岛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岛内台胞的斗争十分艰难，虽形式零散，但英勇壮烈，*爱国义士蔡惠如被捕入狱后，把未来寄托于祖国的强大，写下“中原大地如春归，绿水青山待我还”的爱国主义诗句。
贞守中华的民族气节。强力灌输“大和”文化及为天皇尽忠思想，培养“真正忠义的皇民”，是日本推行“皇民化运动”的核心内容。而心向祖国、不做“皇民”，则是*民众始终如一的原则立场。在此方面，知识分子率先表明“坚持我们汉家儿女的传统精神，不被日本人同化为日本皇民，乃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原则。……在日本人的淫威之下总能像苏武在北海，一定能够克服多种艰难而勇敢地苦守中华儿女的气节。”被查封前的《*新民报》坚持将所有电文中的“*”皆改为“中国”，为的正是不侮辱祖国。更有一些志士仁人“终身不学日语，以示不屑与同化论者同流合污之高风亮节。”知识界认同祖国的呼号在*社会引起强烈共鸣，包括小学生在内普遍掀起了抵制奴化教育的斗争热潮。*旗山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勇敢地在日籍教员布置作文《我对*战争的看法》中写下“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心声，足见抗战期间*民众的民族主义立场以及对日本侵略祖国而痛心愤慨之情。
抒发台胞的祖国情结。抗战期间，“精神上与祖国发生交流，也可以说是*向祖国的‘文化的归宗’，予*民族运动上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民众的处境极其艰难，抵制“皇民化运动”的斗争很难公开的、有组织的进行，而只能选择隐蔽的、分散的斗争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小说、诗歌、音乐就成为人们揭露、鞭挞日本殖民统治之残暴、抒发他们渴望回归祖国怀报这种强烈意愿的主要形式。”著名作家吴浊流在极其艰难的境遇里，秘密写作《亚细亚的孤儿》，以小说的形式反映了*同胞是多么需要、多么渴望来自母亲的理解、爱护和帮助，更反映了*同胞在日本几十年的统治之下，对祖国仍然抱着强烈的归属感。“原乡人的血，必须流回到原乡，才会停止沸腾！”这是*文人志士通过文学、文艺作品表达的鲜明主题和共同心声，也是广大*民众一代又一代深植内心的中国情结。
语言认同：坚决抵制日本殖民者强制学习使用日语的奴化教育
语言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的化身，是一个民族的存在特征。认同民族语言、保护民族语言，是*民众抵制“皇民化运动”的又一焦点。面对日本殖民当局取消汉语汉文、强制学习使用日语的语言同化政策，*民众想方设法说汉语、读汉书、作汉文、演国剧，“希延汉学于一线”、“维系斯文于不坠”。
坚持说汉语。抗战时期，尽管日本殖民当局严禁使用汉语、客家话等中国语言，同时以酷吏、严刑、利诱等措施强制普及日语，“但这并不能扼杀*人民对祖国和祖国语言的强烈热爱”。在许多学校里，老师在场时讲日语，老师走后*学生之间就讲*话，甚至利用上课学习日语的收音机收听祖国的广播。广大*民众公开场合不得不讲日语，但回到家后仍用闽南话交谈，“即使是在银行、公司、车站、市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仍常听到*同胞用汉语交谈。”*民众始终以汉语为乡音母语，表明汉语深深根植于*民众心中，任何外部力量和外来语言都无法取代。即使以严酷刑法强制学习运用日语，也无法消除他们对“国语”的情感。
持续开私塾。在殖民*的严厉统制下，*的书房(私塾)、义塾以民间的方式奋力抗争得以长期保存。书房和义塾的修习时限三四年到七八年不等，以读汉书、识汉字、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为主。“尽管是一种旧式教育，但许多家长和学童却宁愿选择书房，而不愿进日本人设立的“国语”(日语)讲习所或公学校。”即使日本殖民当局颁布《书房义塾规则》，严格规定书房义塾须接受地方官员监督，教学内容要以公学校为准，人们对私塾的青睐也未受到影响。日本殖民当局下令封闭所有书房义塾后，地下私塾教学也从未停止，“仍然有人改变方式，作为家庭教师而继续进行教学”。在极端残暴的殖民统治下，义塾和书房成为*同胞传播汉学的重要阵地，对*沦为异族殖民地后保存和延续汉民族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拓展汉文学。文学领域是抵制日本“皇民化运动”最喧嚣的战场。面对日本殖民当局垄断操控文化传媒，极力宣扬“皇民文学”、“决战文学”，摧残和围剿华夏文学的不利势态，广大*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不顾当局禁令，与日本殖民者的文化钳制政策周旋斗争。有的致力中华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晋江人林惠祥甚至两次冒险返回出生地*，实地调查研究高山族文化，撰写了《*高山族之原始文化》;有的自行结为书社，以诗吟咏唱的形式，保存汉文化，抒发中华民族的情怀。有的将大陆“新文化运动”引进到*，以倡导*新文学为名，介绍大陆的社会、学术、文学及思想，极力保存和倡盛中文。还有一些以笔为刀，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创作出《鹅妈妈出嫁》、《先生妈》、《模范村》、《狱中日记》等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热情讴歌抗日斗争，批判“皇民化运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抒发*同胞心向祖国的理想和信心，使汉语国学在*的发展空间得到延续和拓展。
信仰认同：坚决抵制日本殖民者强令废除传统信仰的宗教政策
*民间宗教信仰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支撑*民众本根意识的重要精神支柱。抗战时期，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迫*民众“改中国传统的寺庙神明奉祀为神社天照大神奉祀”，*民众深恶痛绝，纷纷以各种方式坚持原有信仰，抵制日本的宗教同化。
敬祀列祖列宗。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是中华民族一个古*俗。*民众中占绝大多数的汉族群众，相当多的人祖坟在大陆，过去多数是在清明节前后回家扫墓祭祀，以此表达对祖先、故土以及祖国的眷恋之情。这一情结，实因两岸同宗同祖同根同种而世代相袭。“皇民化运动”期间，即使日本殖民当局禁令重重，“许多民众仍冲破阻力，回到大陆祭祀祖先。”此外，因为祖宗崇拜与纯宗教不同，它没有统一的教义、教理系统和礼仪系统，祭祀、生活习惯很多是在民间和家庭中进行的，因此任何人、任何家庭都可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向祖宗祈求平安、避免灾祸、生财发福。这种神圣而又简单的祭祀活动，为*民众在“皇民化运动”中保持民族信仰提供了生存空间。甚至在日本殖民当局强行拆毁各家祖先神主牌位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祖宗崇拜依然在民间悄悄流行，家庭化的传统祭祀活动从未停止，“真正过‘皇风生活’的*民众几乎没有。”
信仰华夏神灵。*民众信仰的华夏神灵，不论是中国传统神明还是闽台民间神灵，在“皇民化运动”中虽历尽劫难、横遭禁止，但威权统治浇不熄人民对神灵的崇拜，“不管怎样变化，*民间信仰中的乡土神依然备受推崇，*民众依然特别看重从祖籍传来的神灵，并称之为‘桑梓神’。”如对航海守护神妈祖，“甚至在日据时期，闽台妈祖信仰的交流也没有停止过，总有一些信徒不顾日本殖民者的禁令，渡海进香”;1934年末，全台妈祖庙有335座，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约100座。这表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民间的妈祖信仰处于日益兴盛的状态。对保生大帝(吴本)的祭典活动，自郑成功收复*后300多年从未间断，“即使在日据时期，照样一年一度地为吴本举行诞辰祭典，香火依然旺盛，甚至还派人到大陆白礁等地谒祖进香。”虽然神灵信仰带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民众主要是“将它们当作祖国文化因素而力图加以保存，以为民族身份的坚持。”
命运认同：坚决抵制日本殖民者鼓吹共存共荣的皇民奉公运动 祖国大陆和*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祖国的贫穷、落后，导致两岸人民沦入屈辱的境遇，骨肉分离。这是海峡两岸同胞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共同认识。它支撑和激励广大*民众自觉与大陆同胞同生死共患难，为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早日回归祖国，从根本上摆脱受压迫、受奴役的殖民统治而不懈斗争。
积极投身祖国的抗日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即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在收回东北、*及琉球的严正立场。祖国的昭告，使*民众看到了期待已久的祖国母亲之关爱，进一步增强了争取回归的信心和决心。一批批*民众历尽艰辛返回大陆，加入到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他们在祖国大陆先后组织了*革命青年大同盟、*革命民族总同盟、*革命团体联合会、*革命同盟会等抗日组织，进行抗日活动。”激励*民众回国参战的内在动力，是他们确信中国抗日战争必胜，*必能重返祖国。李友邦的抗日义勇队和*少年团、丘逢甲的儿子丘念台在广东东江地区组织的东区服务队等抗日组织，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广泛的宣传，反映了*同胞对祖国抗日斗争的胜利和*一定能回到祖国怀抱的坚定信念。
坚持抵制日本的盘剥征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殖民当局在加紧对*经济盘剥的同时，开始掠夺人力资源，强征*人为“大东亚圣战”卖命。*各族群众进行了坚决抵制，反强征土地、房屋、劳役和“国防经费”等斗争此起彼伏。1941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修建屏东至台东的军用公路，强征高山族人民的土地、房屋，并强迫他们充当劳役，“激起200多名被征役者的愤恨群起袭击日警驻地，杀伤日警20多名，然后退入深山。”*民众的反战之举使日本帝国主义非常恼怒，他们不得不经常从大陆战场押回一些台籍士兵以进行“惩治”。但这些士兵并未被惩治吓倒，他们在花莲港、屏东、新竹、*等地秘密组织反战团体，以“宁受军法制裁，不愿调华作战”为口号，进行了英勇的反战斗争，使日本殖民当局极为狼狈。那些*征召入伍的*战士大都不愿为日寇充当炮灰，有的随军回到大陆后临阵倒戈，“自日军军营中投诚”，加入*义勇队等抗日武装，利用“熟谙日语”的优势，“时常协助刺探军情、询问日俘等工作”，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积极争取自身的翻身解放。*的抗日民族运动，“是融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反帝、反侵略的抗日*运动的一环。”抗战时期，岛内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如同其他抗日志士一般”，在白色恐怖严重威胁又缺乏领导与组织的条件下，自发地发动“响应祖国的反日斗争”。尽管“青年思汉”事件等最终都归于失败，但反抗者大义凛然、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无疑是*民众反日爱国精神的真实写照。在争取翻身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直接领导炸毁著名的久留米油库，炸死日兵10余名，重伤20余名，焚去可供日寇平时6年需用的汽油。”同时“还领导了雾社高山族人的反征兵暴动，以及破坏日寇军需生产、破坏铁路交通等斗争。”历经无数次政治、文化斗争失败后，*民众更加懂得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们常常以“征兵参战”为契机，夺取枪械进行武装抗日斗争。1939年10月10日，基隆壮丁300人被征入伍，准备开赴大陆战场，在领得枪械后，立即“哗变”，当场倒戈，消灭日寇30名，在随后的激战中又消灭日寇145名，然后持械退入山中开展游击战。此类事件，台北、*甚至在日军机关中均有发生。这些无不表明，在祖国大陆抗日斗争形势的影响下，*人民发挥了高度的勇气与智慧，为实现光复、回归祖国，与日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恳请祖国*收复*。早在1939年6月，*有关革命党就曾经再三呼吁国民*：“向*请求设置*参*”，“希望在祖国领导下成立光复军”。同年4月，台盟会在重庆发起“复土复省运动”。在“*日”宣传大会上，台盟会常务理事宋裴如发表演讲，表达了广大*同胞盼望*回归祖国的强烈心声：“我们今天的要求(目标)很简单，*和别的沦陷区不同，600万台胞只要求回到祖国的温暖的怀抱来。我们很清楚，我们除了这条路以外，更没有别的路可走！同时，我们有权利要求祖国表示收回*的决心，宣布*是一块失土，和其他沦陷省份一样看待……”“老实说，收复*失地，已不只是*人民的责任，而是全国同胞的共同责任，我们非常诚恳的要求党政当局及祖国同胞负起这种共同的责任。”
50年的历史证明：在抗日战争中，*同胞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展现了*民众世代相传、爱国爱乡的强烈情感和不屈的性格，证明*民众是在特殊环境下成长的英雄人民，是祖国的好儿女。他们的牺牲、奋斗，为祖国、为中华民族争得了尊严。在新世纪新阶段，同源、同根、同种、同文的所有炎黄子孙都应以史为鉴，认同祖国，同形形色色的“*”活动作坚决斗争，共同维护华夏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