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坚信能建共和新* 给国父孙中山寄“家用”

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多。

其中不乏如越南华侨“芽菜祥”一样的感人事迹。被人称作“芽菜祥”的小菜贩黄景南将卖菜所得的3000元捐出，支持镇南关起义;而越南原西贡的华侨挑水工人关唐，每挑一担水只能得到一分钱，但为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把半生的积蓄3000元全部捐献出来。

这一切在今天似乎让人难以想象，是什么力量让华侨为了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捐出血汗钱，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放弃在海外条件尚可的生活，争相要求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

采访在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袁丁的办公室进行。袁丁对东南亚、美洲等地的华侨华人史研究甚深。对华侨透露出的炽热情感，他的解读简单明晰，这就是“理想”和“革命信仰”。“海外华侨坚信一个*共和的新*能给他们作为国民应有的回馈，从南京临时*对荷属爪哇岛泗水市华侨遇害事件所表现出的态度就可见一斑。”

华侨要给孙中山寄“家用”

华侨的资金资助给予革命党人源源不绝的动力。而事实上，华侨不仅资助军费，还资助孙中山的生活，帮他“给家用”，免其后顾之忧。

“先生其专心为前途努力，切勿断断以内顾是忧为幸”，南洋怡保革命党人李孝章致函孙中山，希望为天下事走万里路的他，不要为维持家费而烦恼。李孝章提议自己独力接济孙中山的家用，“由弟处先行拨出款项，按月照缴百元为愈”。

在袁丁看来，李孝章写信的时间是1911年9月9日，这是在革命最低落之时。

关心孙中山的日常起居生活的，还有一位被众人遗忘的华侨红颜陈粹芬。辛亥武昌起义前孙中山蛰居在日本期间，她以妻子的名分掩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为其联络接洽、传递情报。民国建立后，她却单身赴马来亚庇能定居，不领受历史功名。

“从购买枪支弹药、提供办报经费、资助革命党人海外活动经费到照顾孙中山的家用，海外华人一直给予孙中山革命事业源源不断地支持。否则像孙中山这样毫无收入来源的职业革命家，根本无法展开活动。”袁丁表示，粗略估算在辛亥这一年中，南洋华侨的捐款就有五六百万元。

除了物资方面的援助，华侨甚至自行筹建队伍，返国支援南京临时*的武装力量。1912年2月14日，《公报》登载了一封《杜受之致孙中山电》：“大总统鉴：受之由星回粤，拟编华侨义勇队一标，赴南京供驱策。请电粤督给地编练，俾得异日北上。华侨杜受之叩。”

袁丁分析，海外华侨，他们中有不少被统治者歧视和压迫，大多怀念故土，热爱祖国。孙中山给了他们希望，他们就以生命去诠释了这种由心而发的革命信仰。

泗水华侨遇害一日两函求助临时*

中华民国成立后，大多数海外华人将自己视为其中一分子。正因如此，在人身安全和政治利益受到侵犯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也是让南京临时*救其于水火。

1912年初，一大批荷属爪哇岛泗水市华侨遇害的信函被寄送到孙中山处。

事情要从这一年的2月19日讲起。为了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荷属爪哇岛泗水市华侨喜气洋洋地走上了街头。但荷兰殖民当局竟派军警武力干涉，开枪打死华侨3人，伤十余人，百余人被捕，并将华侨书报社封闭。

消息传至国内，群众愤怒声援。

翻看目前所掌握的电函，华侨最早的一封求助信发于1912年2月23日，由海外国民协会本部最早向袁世凯、孙中山通告此事：“民国初成，岂容藐视，请严重交涉，以尊国权。”此后从2月23日到3月28日，上海国民协会、华侨联合会几乎一日两函，不停通报泗水的最新情况，敦促临时*及时解救。

袁丁分析，这批当时拥有荷属印尼和中国双重国籍的华侨，竟用“严重交涉，以尊国权”之语描述自身处境，足见事态严重。“当时，国际舆论也对当地*的野蛮行动纷纷谴责，全世界人民都对南京临时*的举措高度瞩目，希望它解救伤残交涉事端，宣誓国权回应民意。”

2月26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议决对荷兰交涉的四项条件：一、限三日内释放被捕华侨;二、赔偿财产损失;三、对被害者给予赔偿;四、恢复*，华侨与欧侨和日侨一律对待。同时指出“如无满意答复，民国自有相当之对待”。

袁丁评价此事件：“相比起清*统治时期的外交，这是临时*一次重要的外交胜利。清朝的移民出国难，归国亦不易，故华侨犹如弃民，完全失去了祖国的保护。而中华民国向西方列强表明了*捍卫民众权益的坚定立场，也让国内外民众体会到了*护民之心意，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