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为什么必须死 宋高宗一定要岳飞死的原因
岳飞为什么必须死,并不意味着赵构与秦桧合谋冤杀岳飞是可以原谅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寒心的一桩罪行。
岳飞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今天杭州西湖边上的岳王庙里,那一幅“还我河山”,据说就是出自岳飞的手笔。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词,人们也普遍愿意相信是岳飞所填。八百年后,在面临国破家亡的岁月里,许多中国青年就是吟唱着这首词,走上抗击日寇的战场的。
据说,有一本以岳飞的名义撰写的军事着作,名叫《武穆遗书》,是一本可以让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事圣经。在中国的传奇文学中,为了得到这本书,江湖上的各种人物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争斗,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最后,终于由代表正义的一方得到了它,并通过学习它,将邪恶*一网打尽。
与此相关,中国人以很高的频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在长达4000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实现它的机制。于是,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的人物,便常常面临极端悲惨的命运。
在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里,岳飞出身农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他比张俊小17岁,比刘光世和韩世忠小14岁。
由于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岳飞艺高胆大敢打会拼,且治军严谨身先士卒,富有军事洞察力,从而数次创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因此,他的声望后来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几位。
这一切,大约使上述几位的心头相当不舒服。
为此,岳飞曾经给他们写了数十封信,殷勤致意,联络感情,均没有得到响应。平定杨幺之后,岳飞特别将缴获的大型战船配备好全套人员和装备,赠送给韩世忠和张俊。韩世忠毕竟是一个坦荡磊落的人,他相当高兴,与岳飞尽释前嫌。而张俊则认为岳飞是在向自己炫耀,反而更加嫌恶起来。
假如用今天的语言形容,很有可能人们会说岳飞是个性情中人。若用民间的说法形容,大概会说他相当“一根筋儿”。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中国人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就是从*上限制军人武夫有可能造成的危害,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
大约就在公元1137年,有一天,岳飞与皇帝赵构谈话。君臣二人十分投机。可能是谈得兴起,岳飞突然相当莽撞地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此言一出,谈话的气氛立即急转直下。赵构呵斥道:“你虽然出于忠心,但是,手握重兵在外,这种事情不是你所应当干预的。”岳飞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十分尴尬。岳飞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我们知道,皇权继承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绝对核心的敏感问题,人们历来特别容易把这个问题和那些手握重权、重兵的文臣武将们的政治野心联系起来。
谁知,后来,岳飞在一封密奏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希望皇帝尽快确定过继皇子的继承名分。这就表明他并不是谈得高兴一时口滑所致。
事实上,这件事情确实是岳飞的一块心病。公元1127年,中国遭遇了“靖康之耻”后,金国人扣住宋徽宗宋钦宗不放,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原因。赵构称帝以后,金人就曾经考虑将宋徽宗放回去,用以削弱赵构的影响。后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金人以武力扶植一个宋钦宗嫡系的傀儡皇帝,这位傀儡皇帝具有赵宋帝国先天的大宗正统地位,将使南宋政权相当难堪、被动,甚至对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可能形成挑战。当时,部分地为了对抗这种可能,赵构从太祖赵匡胤一系挑选了两位皇室子孙,过继到自己名下,但还没有确定究竟由哪一位继承皇位。岳飞的提议,从抗金斗争的现实出发,显然是好意。但是,这种好意是否能被皇帝愉快地接受,却大成疑问。
岳飞的做法,显然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这位天才的军事统帅,富有军事上的洞察力,在政治上却表现出了十足的幼稚。
事实上,当皇帝想要岳飞死时,岳飞到底是不是想要谋反之类的争论就已经变得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岳飞必须死。诚如宰相秦桧所说,这些罪名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乃上意也”——这是皇帝的意思。
在秦桧们提供给皇帝的岳飞罪证里,有几条相当骇人听闻。
其一,他们告诉皇帝,淮西战败之后,岳飞曾经当众骂道:国家了不得了,皇帝又不修德。这句话,今天听不出什么了不得的意思,然而,放在当时,已经足可以让一个人家破人亡了。
其二,朱仙镇班师之后,岳飞和他的主要助手张宪,曾经当着不少人的面,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岳飞问张宪:天下事该怎么办?
张宪回答说:就看您想怎么办。
其三,据说,岳飞曾经说,自己与太祖赵匡胤都是三十岁就当上了节度使。
当时,这样三句话连起来,的确可以要了岳飞的命了。
公元1141年,即绍兴十一年十月,岳飞被正式逮捕入狱。岳飞拒绝自救。他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能往哪里逃呢?”
宋太祖赵匡胤曾经立过一个誓约,禁止杀大臣和上书言事的人。因此,那时流放到岭南炎荒之地,已经算是最重的惩罚了。没想到,一件“莫须有”的罪名,竟然愣是被秦桧及其属下们问成了“大逆不道”之罪。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皇帝批准赐岳飞死,并将判徒刑两年的岳云,亲手改判为处死。
史书记载说,判决公布后,“天下冤之”,众多士民为之泪下。
据说,行刑当日,公元1141年,即宋高宗绍兴十一年,阴历大年除夕,杭州城凄风苦雨,整日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