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为什么灭亡 天令其亡，先令其狂

南明的腐败

有些无法将南明弘光朝廷和反清联系起来，如果反清事业尚可称正义，而南明*却很难作为正义事业的领袖，但是“反清”口号后面若不加上“复明”这两个字，又似乎不能够叫做高举义旗、一呼百应。可是如果反清就是为了复明，而且还是复南明小朝廷那样子的*，想必很多人也不会满意吧。

难道只能在清朝*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间作一个选择吗？一定要非此即彼吗？

我知道两者都不代表正义，而正义――这个第三者，始终没有过发言权。我以为与其在南明*和清朝*，或者是明朝*中挑选一个作为正义来表达我们的义愤，不如多考虑一下怎样才能避免这些一丘之貉轮番上台，演出一幕又一幕暴政取代暴政的闹剧。

甲申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们面临解决王朝继统问题，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而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三者分别在广西、四川，地处僻远，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路王朱常芳。

宦官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密谋此事，阮大铖建议立福王朱由崧。其时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铖、马士英认为这样的皇帝容易控制，于是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

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会误国误民。

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与高弘图无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

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淫透顶，政事全委托给马士英处理。

我们来看看这位荒淫皇帝的作为。

朱由崧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以“大婚”为名派出内官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挑选“淑女”。

“都城内凡有女之家，不问年纪若何，竟封其门，受金然后释放，又顾别室。邻里哭号，唯利是图”。

八月，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上疏说：“昨忽闻有收选宫人之举，中使四出，搜门索苍，凡有女之家不问愿否，黄纸帖额即舁之而去，以致闾井骚然，人情惶骇，甚非细故也。……今未见明旨，未经有司，而中使私自搜采，不论名家下户，有夫无夫，界以微价，挟持登舆，宜小民之汹汹也。”

弘光帝在南京遍索不能如意，又派出内监前往苏州、浙江等地选拔。

祁彪佳日记中载，1645年二月十二日，“因奉旨选婚，越中嫁娶如狂，昼夜不绝”。这时距离弘光朝廷的覆亡还不到三个月。

朱由崧派内官捕捉蟾蜍，配制春药;内官们公然打着“奉旨捕蟾”的旗号督促百姓捕捉，被民间称之为“虾蟆天子”。

甲申除夕，朱由崧突然闷闷不乐，传各位大臣进见，这些大臣还以为朱由崧良心发现，担心起国家大事来，一个个都磕头请罪，可是过了很久，这位皇帝才说：“打仗的事情，我还没工夫考虑，我现在担心的就是梨园子弟没有优秀的人才，打算广泛选拔，希望各位爱卿早点帮我去办。”真是麻木不仁到了极点。

皇帝如此，朝廷大臣们也不甘示弱。

掌握朝廷实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醉生梦死，利用手中的权力鬻官肥家。

当时民间流传民谣，“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顾诚的《南明史》中提到，甲申九月二十八日，余煌在一封信里不胜愤慨地描述了江南官绅的昏淫：“尤可异者，国难初闻，宴？不彻;登临未毕，声伎杂陈。而俨然乡衮与愚顽同其欢谑，略无改容。近且架凌云之台，演彻夜之剧，怪诞淫亵，错出争奇，妇女若狂，通都填咽。而一二领袖之家，皆巨室也，争夺梨园，彼此相斗，家僮至于破额，长吏为之解纷。如此景象，岂复成世界乎？君亲荼毒，宗社邱墟，宫阙惨于离黍，山陵同于藁葬，此乾坤何等时也，而般乐怠敖，倍于承平。夫独非臣子乎？夫何至于此极也！弟与忧者，不在奴，不在贼，不在兵饷;窃以为神州陆沉，必自此病狂丧心始。披发野祭，百年为戒，此辛有所见而深悲也。”

弘光朝廷不仅不以国事为重，反而想方设法粉饰太平，可谓苟且偷安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

天令其亡，先令其狂，南明正是如此。

南明之军政

当时南明弘光朝廷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力、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对清方、大顺政权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淮河以南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

南明弘光朝廷设江北四镇，共拥兵三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而正当大顺军西撤、清军在畿辅地区休整之时，山东、河南两省的官绅、土贼处于群龙无首，徘徊观望之际，非但弘光朝廷毫无进取之意，就连我们的史可法史督师也一样在军事上毫无作为。

史可法曾奏称：“近阅诸臣条奏，但知催兵，不为计饷，天下宁有不食之兵、不饲之马，可以进取者？目前但有饷银可应，臣即躬率？为诸镇前驱。”

史可法言之凿凿，然而当时史可法和他的部将是不是真缺饷呢？

甲申五月建立江北四镇的时候，规定每镇额兵三万，每年供应米二十万石、银四十万两，由于当时一石米约值银一两，所以有的史籍径直写作一镇岁饷六十万，四镇合计每年二百四十万。

然而这年九月十二日“东平伯刘泽清、总督田仰奏请乞饷。上谕：东南饷额不满五百万，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

也就是说，至少在南明初期，江北四镇的军饷早已给足一年半之需，所谓缺饷云云，只是史可法不思进取的借口而已。

南明*拥有淮河以南辽阔的地盘，在明朝崇祯灭亡之前，明朝*每年从江南各地搜括大量财物，弥补宫廷和边关耗资，基本上是以江南的财力供养北方的开销。如今北方各地相继沦陷，分别归属大顺和大清，南明*在财政收入上绝对是绰绰有余，可是南明*的财政还是入不敷出。

在福王朱由崧出任监国的时候，有人主张依照旧例列入减免赋税的条款，以争取民心。但史可法却拒绝采纳，他说：“天下半坏，岁赋不过四百五十余万，将来军饷繁费，则练饷、剿饷等项未可除也。”

明朝灭亡就是因为崇祯的横征暴敛，可是南明*乃至史可法犹自不误，照征不误，甚至变本加厉，南明和大顺政权的“三年免征”以及清朝多尔衮进入北京后立即宣布废除三饷，赋税按万历年间的册子征收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可笑的是，在已经失陷于大顺和大清的地方，南明*就很慷慨的免除赋税，福王登极诏书中大方的宣布：“自弘光元年始，山东钱粮全免三年，北直钱粮全免五年。”。真是自欺欺人。

南明*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费开支却极度膨胀，左良玉和四镇将领在大清和大顺相持不下，两虎相争从中取利大好时机，不但无所作为，丝毫不见用兵，反而只求苟安，还为非作歹，给地方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更是威逼南明*索要军饷，消耗国力，以至于南明*财政入不敷出。

李清《南渡录》卷三记，甲申九月“时正项所入止六百二十万，养军所出至七百五十余万，通计每年正项缺一百五十万”。

工部与户部上言：“今天下兵马钱粮通盘打算，缺额至二百二十五万有奇，户部见存库银止一千有零耳。”

因为南明财政收支不抵，户部就变相加征。

甲申十二月决定“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二分，熟地每亩五分，山塘每亩一厘，给予弘光元年契尾一纸”，合计江南一年另“加折色银五十万六千四百五十余两，道路哗然”。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搜刮百姓财物无孔不入，所得金钱却几乎从来没有用于救济灾民、兴修水利等实政。除了豢养军队以外，财政收入的另一部分耗费于皇帝、宫廷和官僚，供他们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朱由崧即位于南京，马上“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皆不以节，国用匮乏”。

南明*如此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地方军队更是形如强盗，南明之民心从此就已消失殆尽。

讽刺的是，南明弘光朝廷依赖笼络藩镇而立，又以藩镇叛降而亡，他那倾尽国力，耗资巨大所豢养的军队，在清军南侵的时候，一战未接，大部分都投降。

多铎初下江南的时候，投降的南明士兵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清兵南侵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

以后陆续有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又是几十万的军力，这些汉将为大清击溃南明*、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南明重用这样一些无耻将领，想不灭亡也难了。

南明之灭亡

南明小朝廷的无能腐败可谓中国历史之最。

南明*最大的失误在于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借虏平寇”。实行的是和大清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

南明*之所以会犯下这种战略性的重大错误，原因是因为自身的腐败无能、不思进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党派林立，为争权夺利纷争不休。

弘光朝廷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之际。

弘光君臣看到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的“义举”。

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马士英疏“陈恢复大计”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

次日，弘光朝廷即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

当政的文武大臣，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起义农民为敌，而对多次犯中原，这时已经“攘取畿辅等地”的清方则一味退让，在“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下，围绕“定策”、“逆案”、“顺案”争权夺利。

而军事方面，南明最为倚重的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

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

史可法以南明国防大臣的身份督师一年多，却没有任何成果，既没练兵，也没防御，更没有趁大清和大顺交战之际收复失地，一味苟安，最后清军南下，一败再败，退守扬州，以身殉国。

不多久，南明弘光政权灭亡。

因为清朝的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犯下了严重错误，南明后期得以顺势团结了几十万大顺军、张献忠的归降部队，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共同对付清兵，曾经辉煌一时。但是各个将领依旧各自为政，南明的几个大将，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郑成功虽然有大志、有军事才能，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之后退守*，一心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李定国也是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成功的虚应，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死而后已。

南明之灭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昏庸的皇帝，肆虐的奸臣，跋扈的将领，无能的督师，明朝的遗毒如党争、苛政、文人领兵都被完好无损继承下来，甚至还有所发扬光大，那么延续着明朝的灭亡之路走向覆灭也就顺理成章了。

皇太极的改革

皇太极这个人很不简单，以往我们过多把目光放到他在军事的胜利上，而忽略了他在政治上的大规模改革，而后者才正是后金兴起的主要原因。

在努尔哈赤当政的晚年，政策上有不少失误，他实行对对汉官汉民的残暴政策。*、镇压、奴役激起汉族各阶层的反抗，造成后金社会的动荡不安。

皇太极即位后马上就调整对待汉官汉民的政策，使汉官汉民的地位有所改善，以缓和女真族与汉族之间的尖锐矛盾。

在皇太极即位后的第四天，就颁布了一项命令：“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

在颁布这项法令以后的第三天，又颁布了一项新的重要法令，这个新法令要求停止筑城等过重的劳役，使老百姓可以“专勤南亩，以重本务”。新法令还说：在社会上“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判罪犯，承担“差徭公务”等，不得差别对待。

这些政策的颁布对后金汉人的人心安定起了重要作用，从而为后金的军事行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努尔哈赤时期，后金的国家行政机构十分简陋，以旗代政，一职多能。皇太极致力于**制度的改革，逐步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行政机构，天聪五年(1631年)，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崇德改元前一个月，即天聪十年(1636年)的三月间，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这是继天聪五年仿明制设立六部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建政活动。五六月间，还设立了都察院和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以完善*统治机构。

皇太极通过完善*统治机构的过程，削弱八旗贝勒的实权，逐步集权于*的过程，从而巩固了皇权。

因为皇太极的锐意进取，大清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系列的**改革，为将来大清入主北京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满族社会中沿袭着一种很古老的婚姻习俗，崇德改元之后，皇太极也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改革，规定：“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同时还废止了“夫死妻殉”的陈旧习俗。

天聪六年(1632年)满文改革家达海，改进了初创时期的满文。

于是满族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都是皇太极治理下了不起的成就。

皇太极重视农业生产，他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国之大经”，因此颁行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农业生产的法令。农业的改革是大清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像努尔哈赤时候的经济危机再也没有出现过。

相比皇太极，明朝末年的几个皇帝简直无知无识，差得太远。

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明帝国会有这么多昏庸无能的皇帝，大奸臣、大太监，而不过数十万人的女真族竟然会有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雍正等等如此多的才智之士呢？明朝的灭亡是上天的安排，还是别有原因呢？

入关后的政策

大清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在范文程、洪承畴等的建议下，提出了“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说，以前的贪官污吏行为一概不计较，只要有利于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后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

这样，清兵征战方面有多尔衮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吴三桂的辽东精兵，战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畴等运筹帷幄，政治上又制定合适的政策，大量启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国家，巩固占领的领土，为出击李自成和南明，以及未来的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

清朝*的政治改革是关键。

清朝*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

清朝*推行无主荒地免费分给农民垦种的政策。例如四川，每户可分耕地30亩，旱地50亩，交换条件是垦户须入籍。这些政策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顺治年间共开垦土地164263顷，即每年约9125顷。康熙年间共开垦273671顷，即每年4561顷。由于*提供减税优惠，鼓励土地所有者自己开垦田地，仅1658年开垦土地的总数就高达98259顷。

在1645至1661年间，因为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同时清朝*的财政收入得以收支平衡，甚至颇有盈余。明朝中叶以来一直伴随着**的财政危机在清朝时期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清朝*还开辟了专门的部门处理水利事务，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王永吉。

王永吉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

明朝水利系统早已经是混乱不堪。在清朝*统治的前十年中，差不多每年都有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在王永吉的领导和清朝*的支持下，开始了大规模的修建水利工程。

清朝*通过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如1686年修建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堤坝。这些工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此后六十年内，黄河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老百姓来说是造福无穷。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在政治、经济等改革措施上并非自己独创，相反，清朝*的政治*、*机构，乃至改革方针，都是沿用了明朝时候的政策，甚至是改革的主要*也是明朝灭亡后投诚过来的叛臣，改革对于清朝*来说好像没有明朝时期那么难，虽然在清朝入关后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大江南北的反抗，但是清朝的最终统一全国不是因为暴力镇压，而是因为积极的改革造成是不可否认的。

而明朝*，以及南明*，对他们而言，这些改革措施他们比清朝*更有条件做到，他们完全可以得到民心，解决财政危机，提高军事实力，只不过他们都不屑、不愿去做罢了。

明之灭亡

明朝末年，“中国以土广民众，文化水准比较高的民族，但却为局处一隅的后金的野蛮民族的所击败”。此论有失偏颇，清之取国于李自成，而非明，这是南明*和清朝*的共识。

明末年间曾流传一首民谣。

“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老天爷，你年纪大，你看不见人来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你塌了罢！你塌了罢！”

可见普通民众对明朝*怨毒之深。

清朝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绝非只靠杀戮。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下意识的忽略这点，只靠武力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如元朝，如果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暴政，就算是纵横天下无敌的蒙古骑兵，也是迅速瓦解。

经过几十年的农民战争和清朝的统一战争，全国土地荒芜，人丁缺少，财政收支入不敷出。1661年，即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户口只有一千九百多万口，还不到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的六千零六十九万多口的三分之一;全国的田地只有五百二十六万多顷。

天府之国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有土无人”;江西是“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鱼米之乡的湖南“自岳而长，村不见一庐舍，路不见一行人”。

而康熙采取了积极的政治、经济改革，奖励垦荒，轻徭薄赋，惩治贪污，并且兴修水利，节约开支，1681年(康熙二十年)后，清朝的财政收入大为好转，1709年(康熙48年)后，户部库存银由一千二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到1722年(康熙61年)，全国人丁增至两千四百九十多万口，田地增至七百三十五万顷。1661年，顺治年间，人口不过1亿左右，到1791年，乾隆年间，人口数已经上升到3亿。社会出现了相对繁荣安定的局面，史称康熙盛世。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清朝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康熙实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之策。雍正推行“摊丁入亩”的税赋改革，取消了千年来的人头税和丁役银。这些都极大的鼓励了中国民间人口的繁荣。

这样的局面，是清朝*积极的政策使然。清朝*的改革已经超过了张居正时期的成就，相对于明朝中后期一百多年的昏君、特务政治、党争，以及苛政来说，说前清“康熙盛世”并不为过。

表面上，明朝*是在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外有女真的夹击下最终灭亡，但是以后金区区数十万人口，十来万兵力，又或是在饥饿状态下的几乎毫无战斗力的百万流民，是没有可能推翻一个只要稍微积极一点的明朝帝国。

如果没有女真，也没有李自成，明朝继续这样毫无活力，步履蹒跚的走下去，民众也继续对压迫和恐怖无动于衷，冷漠而麻木的接受这一切，那么，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

中国又能够凭什么来改写近代那么最屈辱的历史呢？

明朝之灭亡，实属咎由自取，明朝上至皇帝大臣，下至贫民百姓，都难辞其咎，明朝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里，而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或者容忍了不公正的对待，也就势必遭到报应。

中国近代之衰落，现代之复兴，未来之命运，都是同样的道理。

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今天我们所做的就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在一百年后，一千年后，后人会惊叹我们勇气和先见之明，还是会诅咒我们的怯懦和愚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