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残酷死刑“凌迟处死”的演变历史

凌迟也称陵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凌迟原来指山陵的坡度是慢慢降低的，凌迟本意为：“缓缓的山丘”。用于死刑名称，则是指处死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凌迟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1905年4月，清朝两位大臣伍廷芳和沈家本联合署名，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提交《删除律例内重法折》，请求从《大清刑律》中永远删除凌迟。这是伍廷芳和沈家本汇合后做出的第一个惊天之举，是现代法理与古代酷刑传统的第一个较量，两位修律大臣拉开架势，高屋建瓴，以仁政为坐标系，说明刑法“裁之以义”，终极目标却是“推之以仁”。又说——参诸前人之论说，既多议其残苛，而考诸今日环球之国，又皆废而不用，且外人訾议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数端为最甚。

这是中国呼吁改革的老办法：首先，把自己要干的事说成上溯3000年来无数先烈一直想干而代代未竟之事，要继承先烈遗志，把他们不可能做成的事做成;其次，说美国就是这么干的，美国的今天，就是俺们的未来;最后再补充一点，说美国人早就对俺们这么落后有意见了！

这种写法，可能是官牍习惯，也可能确是沈家本如临大敌，把改革的困难想得太充足，必及古今中外，否则无法说服圣上。

沈家本有一得力助手，叫“董康”，其回忆说，司法改革刚开始时，海归大臣伍廷芳尚在美国出使，作风谨慎的本土大臣沈家本不敢贸然制新法，所以只是“荟萃同治以来章程，详看编辑”，做一些筹备工作，年底了，慈禧未见刑法改革成果，急了，沈家本这才动作，召集属下征询意见，于是董康建议，“自宋以后，刑制日趋于重，凌迟尤形残酷。今欲中外画一，须从改革刑制始”，如果*批准，“始知朝廷非虚应故事”。董康的意思是，事儿一定要做，步子一定要小，先别抛开《大清律例》去制订《大清新刑律》，只求在《大清律例》里删除酷刑，试探一下慈禧的意思。所以1905年4月，伍廷芳和沈家本联奏《删除律例内重法折》，请求在旧法中删除334条，其中重点在于“将凌迟、枭首、戮尸三项一概删除，死罪至斩决而止”。

出人意料的是，慈禧没做异议，下旨准行，将凌迟“永远删除，俱改为斩决”。

在中国，关于凌迟的文字记录，最早出现在唐朝。在房玄龄、魏征、长孙无忌总撰的《五代史志·刑法志》中，有“轻刀脔割”一句，说的就是凌迟。《五代史志》记述的，是晋朝和隋朝之间那段小朝廷频繁更迭的时代，史称“南北朝”。其间，河北有个小朝廷，号称“东魏”。但魏帝无能，大权掌握在高澄元帅手里。高澄是一帅哥儿，鲜卑人和汉人的混血儿，他去江苏打梁朝，活捉了徐州总督兰钦子京，强迫他做首席厨师，兰钦子京不堪打骂，终把高澄杀死在床下。高澄有个弟弟，叫“高洋”，奇丑无比，能征善战，喜欢酩酊大醉之后去闹市裸奔。高洋接过哥哥的权柄，把兰钦子京那伙儿梁朝遗党“轻刀脔割”，头颅做成一套精美的酒具。这便是第一次载入史册的凌迟事件。

后人常说，关于凌迟的记载始于北齐皇帝高洋，这不对。高洋对梁党“轻刀脔割”之后9个月，他才废魏帝，另建“北齐”小朝廷。准确地说，凌迟第1次被文字记录，始于东魏权臣高洋。

凌迟经过混乱的南北朝，又经过短命的隋朝，在传说中仁慈的唐朝也有记录。比如说，706年，德静王武三思私派大法官周利贞去海南定安县，假传唐中宗旨意，处决昔日的平阳郡王敬晖，周利贞公报私仇，命人把敬晖绑在大榕树下，把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不过，唐朝确实别有气象，懂得一个好的王朝必须慎于死刑，所以745年，也就是李白再婚的那一年，唐玄宗甚至考虑要废除死刑。遗憾的是，安史之乱改变了一切。*中，燕朝皇帝安禄山在洛阳劝降，常山市长颜杲卿和军事部长袁履谦不为所动，被绑在天津桥上，零割处死。有道是，乱世用重典，自安史之乱起，唐史中有了不少凌迟记录。此时，凌迟仍是私刑，没有写入法典，甚至“凌迟”2字尚未产生，只做“脔割”或“剐”。唐灭后，中国大乱，史称“五代十国”，凌迟盛行。

那个时候，契丹族在北方建立辽朝，第1次把凌迟写入法典，成为与绞斩并列的公刑。在契丹语里，“脔割”音同“凌迟”，汉族史官在写《辽史·刑法志》时，第一次将其音译为“凌迟”。在汉语中，“凌迟”也做“陵迟”，“陵”是土丘，“迟”是动词，意思是“缓缓刮平”。荀子有言，“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意思是，3尺陡岸，空车上不去，百仞高山，车可负重登顶，为啥，因为山坡缓缓。于是，缓缓登山，慢慢割肉，奥妙尽在其中。

在南部中国，小朝廷更替，遍地是酷刑，却引发了废止凌迟的第一声呼喊。946年，后晋皇帝顾问窦俨奏请，死刑只留斩绞两种，“以短刀脔割人肌肤者”应当禁止。皇帝石重贵准奏，禁用凌迟。不过，心慈手软的皇帝不久长，第2年，契丹攻打河南，石重贵服输，后晋灭亡，法制尽废。此后，岁月荏苒，五代继续更替，窦俨先是做后汉的*文献研究室主任，随后是后周的立法委员，等到后周元帅赵匡胤黄袍加身，建了宋朝，窦俨又做了教育部副部长，所以他影响了一大批人，以至赵匡胤力纠五代弊政，再次规定重罪只用斩绞，不用凌迟。

宋真宗时，总管太监杨守珍两度抓获不赦盗贼，国家监察部查获官僚犯罪，均申求脔割，宋真宗全部否决。可是，到了宋仁宗时，也就是水泊梁山闹土匪那会儿，情况发生了逆转。1031年，湖南湖北流行杀人祭鬼，宋仁宗气晕了，恢复凌迟。翻翻《水游传》，便可知宋人对陵迟的爱好。第二十七回，王婆因为鼓动潘金莲谋杀武大郎，被判凌迟，“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吃了一剐”。第四十一回，李逵对黄文炳说，“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他先从黄文炳大腿割起，好肉拿到炭火上去烤，边割边喝酒，最后开膛，取出心肝，给同志们做个醒酒汤。1032年，淮南凌迟了6名抢劫犯，宋仁宗觉得过分，急忙加以限制，规定“毋得擅行凌迟，须奏听裁”，收回了凌迟终审权。

在适用范围上，宋仁宗时期，凌迟仅限于太气人的命案和军队哗变。宋神宗时，凡危及皇权言行，凌迟重惩。自宋哲宗开始，凌迟成了惩治罪犯的重要手段，一想到犯罪，便想到凌迟。

宋室南渡后，一位着名高干终于忍不住了，这便是教育部的陆游局长。陆游在《条对状》中写道，“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即便对于凶犯，也太过分了吧，难道五代如此，南宋就要因袭吗！陆游废凌迟的理由是：一、凌迟不合法理，不该以血还血，即使罪犯脔割过别人;二、暴露犯人器官，妨碍教化;三、汉唐法典无凌迟，宋法也不该有。但是，陆游失望地看到，凌迟不但没有废止，反而汇编进《庆元条法事类》，成了与斩绞并列的死刑名目。

从此，凌迟变成公刑，一直延续到1905年4月废止。

《宋史·刑法志》记述，“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先打断胳膊腿，省得犯人挣扎，尔后直取咽喉，省得乱喊，最后再分8刀、24刀、36刀、72刀、120刀把罪犯剐死，刀数少，属于肢解活人，刀数多，是正宗的凌迟。

到了明朝，凌迟技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刽子手们一致认为，一片片切肉比连筋带骨剃割要省力，犯人持续疼痛时间长。他们变得十分讲究，像外科医生一样精细。行刑时，有门徒为他们端着托盘，盘中放着一组组工具，每一组由1把小刀和1只钩子组成，分别对应不同的肌肉组织。其基本手法是，用小钩把皮肉勾起，每刀只割下指甲大小的一片。有时候，他们会用渔网勒住死囚身体，用利刀削去突出来的肉包。从刀数上讲，明朝凌迟已发展到千刀以上，达到“千刀万剐”的地步。

正德皇帝杀大太监刘瑾，要求“凌迟三日”，锉尸枭首，司法部张文麟笔录如下——

过官寓早饭，即呼本吏随该司掌印正郎至西角头，刘瑾已开刀矣。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矣。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锉尸，免枭首。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

剐3357刀，每10刀歇1次，生怕刘瑾昏死而不知疼痛，得把他叫醒。

崇祯皇帝剐过两位名流，一位是忠诚报国的沈阳军区司令袁崇焕，罪名是叛国通敌，剐3543刀，残肉被痛恨汉奸的没脑愤青吃掉，另一位是喜欢高调进谏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郑鄤，罪名是棒打后妈、奸儿媳、奸妹，剐3600刀，残肉出售，做调制疮疥中药的原材料。

与宋太祖赵匡胤绝然不同，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撰写《大诰》，警告天下，轻罪可以重判。北京监察厅厅长柯哲很讨厌国家监察部长詹微，联合18位官员，诬陷詹部长，何哲和3位同党凌迟示众。*警备局有一位军官，叫“靳谦”，他让太太击鼓鸣冤，庭审后发现，其诉不实，是诽谤*，凌迟。浙江崇德县有一名生产队长，叫“李付一”，他总是骚扰良民，崇德基层法院传讯他，他不理，刑警去抓他，反被他灌醉大绑，诬为骗吃骗喝，这样的行径，顶多上一次《焦点访谈》，但也被凌迟处死。

这时候，连不按时交税，也会被凌迟，酷似彭真的“严打”。直到《大明律》颁布，凌迟范围才得到规范，即，凡危害国家安全，破坏宗庙、皇陵、宫殿，不问首犯从犯，一律凌迟，凡谋杀奶奶爷爷老妈老爹、谋杀一家超过3口、生取他人器官，凌迟处死。

清朝的凌迟，残忍烈度不及明朝，但却普遍化了。在适用范围上，别说杀了奶奶爷爷妈咪爹地，就连打骂他们，打师傅，也得凌迟，另外杀人、太太杀丈夫、逼人致死、劫囚、越狱、掘坟，都得凌迟。因此，清朝反对凌迟的声音，不绝于耳。康熙时代，法学家王明德出版《读律佩？#125》，说凌迟在“正法之外”，违背祖先精神。乾隆时期，史学家钱大昕说，“凌迟”词义晦涩难懂，只有清楚明白的刑名，才能起到警慑作用。

康乾是和谐社会，去酷刑，自然顺理成章。但洪秀全*之后，必须重典治乱，咸丰皇帝不得不授权督抚，可对叛党“就地正法”，可频频使用凌迟威慑。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为保三军性命，只率总理曾仕和和监察委员黄再忠独入清营，向成都军区司令骆秉章投降，咸丰遗孀慈禧传旨，“就地正法”，骆司令选择了凌迟。行刑时，刽子手先割曾总理一刀，总理痛得狂叫，石达开呵斥说，咋就不能忍受须臾之痛！曾总理听罢，咬紧牙关，没再喊叫。最后，石达开被割100刀，始终凛然无声。四川民政厅长刘蓉记述：“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可见，石达开不是怕死鬼，是革命英雄。

一系列严酷杀戮，自然解决了南方动乱，但余害不浅，与现代法理不容，国家形象也十分糟糕，于是清末大法学家薛允升大量援引陆游、王明德、钱大昕，再次呼吁恢复汉唐，从《大清刑律》中剔除凌迟。

话至此，俺们可以发现，废止凌迟的思路，古已有之，并非伍廷芳和沈家本临时独有，后者是在一个合适的契机里，完成了窦俨、陆游、王明德、钱大昕、薛允升的未竟事业。另有一处也可圈点，乱世中，慈禧曾用凌迟杀人，很见效，但同样在乱世中，她没再犹豫，永远废除了这种酷刑。而对《删除律例内重法折》的批复，慈禧写得相当策略，力挺改革派，也于守旧派无碍——

我朝入关之初，立刑以斩罪为极重。顺治年间修订刑律，沿用前明旧制，始有凌迟等极刑。虽以惩儆凶顽，究非国家法外施仁之本意。

俺们满族人，是跟汉人学坏了，进关之前，俺们最重的杀人方法是斩首，进关之后才跟汉人学会凌迟，所以，废酷刑不是放弃祖制，而是抛弃汉人的坏传统。

1905年4月起，使用了1355年的凌迟酷刑，永远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