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为何只祭拜过孔子和陈胜?

陈胜死后,受到了普遍尊重,名气比生前大得多。司马迁专门为他作传,司马光称他的部队为“兵”,而不是贼。刘邦当了皇帝后,只看望过两位已故之人,一个是孔子,另一个就是陈胜。

秦未社会有点儿乱,乱局的始作俑者就是陈胜。这位深沉的农民,在漫长的郁闷中突然发力,惊醒了一个强悍王朝的万世美梦,也让社会大病一场。读《资治通鉴》,应该对陈胜予以格外关注。

陈胜,秦末阳城人,家庭出身赤贫,受教育情况不祥,早期以为人扛活为生,后来又被抓了壮丁,赴渔阳戍边。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等九百人开赴边地,途经大泽乡,遭遇大雨,路不能行,“度已失期,失期,法当斩。”九百人全部进入死地,怎么办?事实上,类似情况在秦未并不少见,集体被砍头的事件也屡有发生,但这次不同,因为这次有了陈胜。

这伙人跟着陈胜,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实施了绝地反击,整个社会为之震动,从此,大泽乡连同陈胜这两个原本微不足道的词儿,渐渐复杂起来,终于演变成政治符号,历代政治家都喜欢把他们挂在嘴边,并用来说事儿。起义是顺利的,部队很快占领陈县。在这个地方,陈胜创立政权,建国号为张楚,并自立为王。半年后,轰轰烈烈的起义浪潮渐渐衰竭,队伍溃败,首都沦陷,陈胜也被自己的车夫庄贾所杀,起义失败。

陈胜死后,受到了普遍尊重,名气比生前大得多。司马迁专门为他作传,司马光称他的部队为“兵”,而不是贼。刘邦当了皇帝后,只看望过两位已故之人,一个是孔子,另一个就是陈胜。当然,也有反面例子,贾谊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陈胜不贤能不富有,才质平平,本事不大。所有的评价和说法,都有道理,也都接近真相。但谁都知道,没有人能够还原历史上那个真实的陈胜。时至今日,我们能做的,最多就是从个人角度,依据史料做些思考和分析,别的就不能指望了。

他是农民也是思想者,他的思考引发了这次起义,但也对起义规模和成果形成了制约。陈胜是个另类农民,特别善长思考。一个农夫,在田间地头说了几句话,竟能流传两千多年,至今还被频繁引用,这足以说明陈胜思考的深度、观点的精辟。他想的最多的是富贵问题,他明白穷人致富,不能单打独斗,必须相互提携,做到“苟富贵,勿相忘”。

他了解农民,深知大多数人甘于命运摆布,每天都在等待,等待上天赐福好运来临。他也深知自己的思想离经叛道,很难获得理解和支持,所以,他发出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感叹。他看到了“天下苦秦久矣”的态势,质疑社会的种种不合理性,对天发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发问,并不是谁都可以提出的。从陈胜的思考中,分明可以品读到灵魂的叛逆和*的冲动。思考成果的日积月累,让他跃跃欲试,大泽乡仅是个契机,换个地方,他同样也会“举大事”。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这种思考贯彻始终,当了张楚王以后,他的思考明显变了路数,活跃度不足。在他看来,富贵已经实现,胜利指日可待,再去想什么富贵问题已无必要。人们常说,思想有多远,人就能走多远,既然他的思考趋于停滞,那么,他所领导的起义似乎也再无前行的可能。

他借助鬼神的影响形成了个人魅力,同时他忽略了把这种魅力扩而大之,军心民意未能得到有效凝聚。起义是临时发起的,没有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陈胜和吴广不过是个屯长,据考,屯长只管5个人。九百人面临绝境,也面临诸多变数,谁也不能确定这些人将要做出怎样的选择。

这时候,陈胜站了出来,通过吴广夜学狐叫,采用藏帛鱼腹的办法,营造“大楚兴、陈胜王”的舆论,形成了陈胜受命于天的氛围,陈胜的魅力由此而生。紧接着陈胜率众杀掉两名将尉,设坛盟誓,攻城略地,万众呼应,其个人魅力也由此达到了颠峰。如果换成刘邦,说不定就能一鼓作气得了天下。

但陈胜毕竟不是刘邦,他没有把个人魅力扩而大之,没有在凝聚人心方面做些功课。起义之初,陈胜打出了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旗号,这两个人社会影响很大,如果旗号不变,这支队伍必将赢得广泛支持,不幸的是,陈胜很快就改弦易辄,亮出了自己的旗帜,从而部分地消解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再看他的纲领口号。陈胜提出了两条,一个是“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另一个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两个意思都带有明显的暴发户倾向,对于苦秦暴政、渴求安宁的底层民众并没有更多意义,号召力自然有限。此外,还可以考察一下他的领导行为。陈胜称王后,派头很大,岳父来了,想沾沾女婿的光儿,陈胜礼节不周放不下架子,气得老头儿大骂一通,不辞而去。过去一块耕雇的伙伴来了,因不懂规矩,还老是提起陈胜贫穷时的窘迫,被陈胜一杀了之,吓得穷哥们儿抱头鼠窜。更为严重的是,他还试图以杀树威。

葛婴奉命去打东城,这人有点迷湖,立了一个叫襄强的人为王,当他听说陈胜自立为王后,主动杀了襄强。此事让陈胜怒不可遏,立马把葛婴送上断头台。类似情况还有很多,错杀滥杀事件时有发生,后果便是部众离心,斗志瓦解。陈胜先后派出七拨人马,四下里攻城略地,以期扩大战果。但这些人各有打算,有的自立门户,有的擅杀领导,还有的不听招呼,局面失控,败局已定。孟子认为,人和胜过天时地利。人和就能凝聚力量,成就事业。陈胜犯了此忌,人心不聚,失败已不可避免。

他特别需要人才,他的周围也不乏有识之士,但是他真的并不擅长发现和使用这些人。刘邦称帝后总结过自己的成功经验,他指出:张良、韩信、萧何三个人都是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刘邦能在贩夫走卒、无业游民中发现并重用人才,陈胜却不能。这是因为,这次起义过于匆忙,历史没有给他提供更多时间,再加上远离前线,他没有机会考察*,最重要的还是他的确不具备识人用人的胆识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