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历史上什么人一生曾当过四次皇帝？
1959年12月4日这一天，气氛非同寻常。在押的300多名伪满和*战犯忐忑不安地坐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大礼堂中。礼堂*悬挂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红色条幅分外醒目。
会场一片寂静，战犯们既激动又紧张，不安地望向谈笑风生的管理人员，他们手中握着的正是特赦名单中。
“爱新觉罗·溥仪！”
原本不停地在心中祈祷的溥仪先是一愣，而后慢慢站起，缓缓地走到主席台前。他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特赦通知书，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溥仪转过身时，人们发现他早已是泪流满面。
所有人都没想到，第一个被特赦的竟然是这个末代皇帝。
其实，溥仪最该感谢的人是*，原本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但*却说：“要放，就先放‘皇帝’，我们*要有这个气魄。”
几天后，溥仪和同一批特赦的狱友们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平生第一次与老百姓们坐在一起，溥仪感到既兴奋又新鲜。新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生活又会如何呢？正在他浮想联翩的时候，车上发生的一幕给了他最好的答案。
一个小姑娘突发阑尾炎，女教师坐火车带她赶往沈阳治疗。乘客们纷纷为她们让座，乘务员也连忙打电话请沈阳站的工作人员协助。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记录了这感人的一幕，并感叹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在今天也已变成了现实。”
1959年12月9日，溥仪走下了列车，几个兄弟姐妹早在站台上等候多时。
一声“大哥”，让溥仪心中五味杂陈。虽为手足，但在他的前半生中却从来没听到过这个亲切的称呼。那时，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这些弟弟妹妹则是臣服在他脚下的奴才。人生50多年，溥仪第一次体会到了普通人的家庭温暖。
回京不久，*就在全国政协会议室接见了溥仪。*问溥仪：“特赦后有什么打算，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溥仪说：“我对医学感兴趣，在战犯管理所的医务所帮过忙，所以我想当个大夫。”
*却不赞成，风趣地说：“你就会改药方，非得给人家治死不可。”听了*的话，大家都笑了。
1960年2月16日，溥仪在*的安排下来到位于香山的中科院下属北京植物园参加劳动。行前，*请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平杰三转达了几点意见：“下放劳动一年，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礼拜天可以休息。每两星期回城一次，可以*活动，生活困难另外补助……”
据说，有人曾建议安排溥仪到故宫去劳动，*不同意，他说：“故宫每天那么多游客，如果都来看‘皇上’，怎么办？”作为一国总理，*为溥仪考虑得不可说不细。
对于溥仪的到来，植物园领导非常重视，大家对溥仪的态度也很友好。带着溥仪干活的冀绪英回忆，开始溥仪总是一声不吭，开生活会时也只是闷头作笔记，从不发言。直到很久以后，他的这种拘束感才慢慢消除，开始和同事们熟络起来。
溥仪待人随和，爱跟年轻人开玩笑，拍人肩膀时也特别使劲。卢思聪记得，一次小伙子们逗他讲清宫秘闻，溥仪说自已小时候爱吃春饼，有一回吃多了，两个太监就拎着他的胳膊往地上礅，说是帮他消化。溥仪讲故事时的样子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自己也跟着畅快地笑起来。卢思聪说，溥仪从不忌讳谈清宫的事，但对日本人他却从来不提。
第一次面对独立生活，溥仪的糊涂和邋遢也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植物园研究员董保华记得，有一天傍晚，他突然看见溥仪在自己家周围转悠，一问之下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溥仪晚饭后出门遛弯，走着走着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另一位研究员范增兴则经常看到溥仪穿衣服扣错扣子。“我说他，他也不生气，哈哈一笑，说：‘我怎么这么笨啊！’”
不过，溥仪也有发火的时候。植物园附近住着很多旗人，一天，溥仪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一些旗人忽然跪倒在他面前，还口称“皇上”！溥仪向同事们讲了这件事，非常生气地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
溥仪对于政治生活的热情，也是旁人无法想象的。1960年11月26日，溥仪随同事们参加了当地的人民代表选举。
那天，溥仪郑重其事地穿上了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在与同事们一起投选票时，他甚至激动得落泪。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的所有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入了那个红色票箱，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富有的人。我和6亿同胞一起，成了这块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有人觉得不解，因为选举权在别人眼里太过平常了，但只有溥仪才知道这一张薄薄的选票对他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新社会对他的认可。
一次，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溥仪曾幽默地说：“我曾经做了4次皇帝。第一次是3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拥戴我做了10天的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把我扶上了伪满洲国皇位;第四次当皇帝是在前年，我成为了*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1961年初，溥仪结束了在植物园的劳动。之后，溥仪和第一批特赦的7个人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在此期间，溥仪还闹出了不少笑话。溥仪当时住在机关大院东小楼下面的两间房屋内。当时在机关吃饭要换饭票，有一次溥仪来饭堂吃饭，因为他嫌算账太繁琐，就把自己的钱包往窗口一搁，对服务人员讲：“需要多少钱，你们自己拿，需要多少拿多少。”
溥仪在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车时也发生了一件趣事。那天，溥仪出门乘坐公共汽车，一心秉承“女士优先”的绅士原则，所以在上公共汽车时总是让女同志先上车。
司机以为他不乘车，将车门“啪”的一声关上，一溜烟儿开走了。溥仪这才着急起来，一边追一边挥手大喊，司机看见了才停下车，让溥仪上来。据说，这是那趟公共汽车营运以来第一次中途停车。
时间一转眼又过了3年，溥仪迎来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一年，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几经修改终于付梓出版，同时他也成为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12月30日，溥仪手持红色封皮、印着烫金字的出席证，出现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大厅里，这是他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
此时的溥仪已是年近六旬的小老头，他害怕寂寞，爱开玩笑，爱和妻子逛北海、颐和园，最让他愤怒的是别人认为他没有改造好，如果有人将他看作是没有改造好的“皇帝”，他就会拂袖而去。
1967年，溥仪生了重病，卧床不起。对于这个世界，他还有太多的留恋和向往，临终的前几天，他曾拉着前来探视的朋友的手说：“我不该死得这么快！我还没有多做点儿事……”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晚期在北京人民医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