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对白居易的影响 白居易对牛李党争态度
天宝十四载(77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长期隐藏的各种矛盾终于白热化，各种社会危机全面激化。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的国力、民生遭受了极大的摧残。史载：“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旧唐书·刘晏传》)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成为唐朝社会的三大毒瘤，唐王朝从此风雨飘摇，盛世不再。惨烈的社会现实，盛与衰的巨大反差使得诗人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上古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说过：“诗言志。”诗人所表达的情感与其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很大关系。要真正读懂诗人的作品，必须了解诗歌的创作背景和动机，理解诗歌所反映的诗人的“志”。 中晚唐的牛李党争是白居易所处的时代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许多文人都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使得他们的创作心态发生变化，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感慨表达出来。在当时的文人中，白居易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考取进士;两年以后，又应吏部试，并于贞元十九年(803)春以书判拔萃科登第，任校书郎，开始了他的仕官生涯，直到唐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
白居易算是个长寿者，他经历了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等九个皇帝的统治。会昌六年(846)八月，白居易结束了七十五个春秋的漫长人生，与世长辞。他留下近百万字的作品，其中诗歌约三千首，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
自二十九岁登第起，白居易的创作就同他的宦海沉浮紧紧系在一起了。他的诗歌，揭示出一位正直、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心态，揭示出造就他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和那个阶层的部分特质。从他的诗歌中，我们真切地了解到一个和传统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唐人眼中的现实世界。
一、关于党争
牛李党争是中国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通过门荫取士。李德裕认为，公卿子弟从小就熟悉官场，容易掌握做官的本领。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的地位;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
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牛僧孺、李宗闵因评论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曾遭到贬斥，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因此双方结怨甚深，一旦大权在握，就排挤打击对方。唐穆宗长庆年间(821年-824年)牛僧孺做宰相，就把李德裕排挤出朝廷。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时，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收复了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牛僧孺却意气用事，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唐武宗时(公元841-846年)，李德裕做宰相，又把牛僧孺、李宗闵放逐到南方。唐武宗死后，唐宣宗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任宰相，牛党又纷纷被重新启用，李党全遭罢斥。李德裕被赶到遥远的崖州(今海南三亚西北)，不久忧郁而死。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从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列举的大量史料可以看出，这场斗争，乃是统治阶级内部重门第礼法的旧士族阶层，同由进士科第出身的中小地主阶层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宦官擅权，左右着皇位的废立及政局国策的中晚唐时期，由于“外朝士大夫党派乃内廷阉寺党派之应声虫，或附属品”①，从而更加剧了这两种对立的政治*之间的排挤和倾轧，使得这一时期的政局变幻，出人意料。
二、白居易对牛李党争的态度
在尖锐激烈的朋党纷争中，持中立、调和的骑墙态度，是白居易“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在后期的政治实践中的突出表现。
陈寅恪先生论定，白居易在牛李党争的政治分野中属于牛党，有学者从以下几个理由说明：“第一，白居易中小地主的门第及进士科第的出身，这使他容易同牛当气类相投;第二，在元和三年的策士案及长庆元年的重考进士案中，白居易虽系秉公执言，但显然都站在牛党一边，这有白集中《论制科人状》及《论重考进士事宜状》为证;第三，考其行状，白居易一生在宦途生涯中的出处进退，大抵与牛党的命运息息相关：如官职的升迁，或采取求任外职、求分司等防嫌远祸的保护性措施，也大都借助于牛党得势人物之援引或斡旋;第四，从诗集可以看出，白居易与李党领袖李德裕即甚疏远，文字交往只有一首《小童薛阳陶吹觱栗歌》;第五，会昌六年武宗殁，宣宗继位，罢李德裕相而李党失势，白居易从弟敏中入相，遭李党贬逐之五相同日北还。”②
然而，几乎一踏入仕途就与党争发生了纠葛的白居易，居然能够奇迹般地存活在党祸炽烈、宦途艰险的缝隙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能够清虚自守，不汲汲于功名*，并懂得以足够的权变来应付事态，回避矛盾，力求以调和、骑墙的态度超然于党争之外，而决不卷入朋党倾轧的漩涡。
三、牛李党争对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影响
牛李党争在对白居易政治态度发生影响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首先，其诗作内容发生了变化。白居易长庆二年以后创作的诗歌很少反映时事，多为闲适诗、感伤诗，以吟咏山水、性情、友人间的思念、问候为主，尤其是因病免苏州刺史以后的作品，白居易自谓“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白居易集》之《序洛诗》)，诗作中不厌其烦地强调不愁衣食、得享天年的知足。对所处的时代满足：
缅思山梁雉，时哉感孔圣。圣人不得所，慨然叹时命。
我今对鳞羽，取乐成谣咏。得所仍得时，吾生一何幸！
(《春日闲居三首》之二)
对自身境况满足：
世欺不识字，我忝攻文章。世欺不得官，我忝居班秩。
人老多病苦，我今幸无疾。人老多忧累，我今婚嫁毕。
心安不移转，心泰无牵系。所以十年来，形神闲且逸。
匡当垂老岁，所要无多物。一裘暖过冬，一饭饱终日。
勿言舍宅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
如我优幸身，人中十有七。如我知足心，人中百无一。
(《狂言示诸侄》)
诗章人与传千首，寿命天教过七旬。
点检一生侥幸事，东都除我更无人。
(《狂吟七言十四韵》)
与这种平庸“知足”的心态相应，白居易还写了大量反映其安适生活的乏味诗篇，例如：
坐安卧稳舆平肩，倚杖披衫绕四边。
空腹三杯卯后酒，曲肱一觉醉中眠。
更无忙苦吟先乐，恐是人间自在天。
(《闲乐》)
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觉闲眠百病消。
尽日一飧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
(《闲眠》)
此外，白居易还公然鼓吹庸人哲学：
金玉满堂非己物，子孙委蜕是他人。
世间尽不关吾事，天下无亲于我身。
只有一身宜爱护，少教冰炭通心神。
(《读道德经》)
尊荣富贵难兼得，闲坐思量最要身。
(《偶吟、自慰，兼呈梦得》)
由于白居易写作了大量类似文中提到的内容庸俗的诗篇，因而有论者批评其晚年为统治阶级粉饰太平、堕落为只关心自己安乐与否的庸俗官僚，也有论者以为白居易作为诗人有用诗歌记录生活的习惯，所以日常琐事无不入诗，这些诗歌是其晚年生活、心态的自然写照，但一个人的活动、作为是不可能没有原因的。因此我们不应该忽略探究诗人此种心态的成因及其写作此种诗歌的目的。
实际上，诗人之所以创作大量内容庸俗的诗篇与党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牛李两党交替执政，争夺激烈之时，诗人当然不会对时政轻易发表反对意见或对所处时代、对自身境遇表示出不满，那样做无异于是对牛李两党中的执政一方提出指责，无疑会惹怒执政者，牵扯进党争的漩涡，已然选择退步抽身的诗人当然不会冒这种风险，因而正如张安祖先生在《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一文中分析的那样，他是以口口声声的“知足”，掩饰内心的不足，是以表面的“乐”掩饰心中的苦与忧。时君昏庸、朋党相争的现实迫使有志向有才能的诗人不得不选择隐居的生活来避免与黑暗、腐朽*的同流合污。这是一种无奈的、痛苦的选择，这种不得不放弃平生志向的隐痛，需要也只有靠诗人自己去排解，于是他试图用庸人的眼光去发掘能使自己逃避现实的理由，用知足保和的思想去麻痹自己，当发现这并不起多大作用时，便又借助于参禅、饮酒、学道，去寻求精神的慰藉、心理的平衡，如在《对酒闲吟，赠同老者》中云：
百事尽除去，尚余酒与诗。
兴来吟一篇，吟罢酒一卮。
不独适情性，兼用扶衰羸。
云液洒六腑，阳和生四肢。
于中我独乐，此外吾不知。
又，在《对琴酒》中云：
自古有琴酒，得此味者稀。
只应康与籍，及我三心知。
其次，牛李党争的影响也反映在其后期创作的艺术形式上。白居易在长庆二年以后，很少再创作七言古体诗，原因在于这种七言古体诗宜于用来叙事、抒发豪壮之气。但于长庆二年以后，诗人因受党争影响，对时事已闭口不谈、不置是非，没有强烈的感情要抒发，故而很少写作七言古诗，而是大量写作篇幅短小的近体诗绝句。即使对于朝中“甘露事变”那样的重大事件，诗人亦不惊心，其为此事所作的《感事》便是五言古诗，其云：
服气崔常侍，烧丹郑舍人。
常期生羽翼，那忽化灰尘？
每遇凄凉事，还思潦倒身。
唯知趁杯酒，不解炼金银。
睡适三尸性，慵安五藏神。
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
而且，从中难以看出诗人对这次流血的朝中惨变有什么明确态度，这又说明党争使其对朝政已失去信心，懒于评价。
第三，牛李党争的影响也反映在其后期创作的表现手法上。在白居易思想转入消极之后，创作了大量的寓言诗，如《池鹤八绝句》：
尔争伉俪泥中斗，吾整羽仪松上栖。
不可遣他天下眼，却轻野鹤重家鸡。
(《鹤答鸡》)
与君白黑太分明，纵不相亲莫见轻。
我每夜啼君怨别，玉徽琴里忝同声。
(《乌赠鹤》)
吾爱栖云上华表，，汝多攫肉下田中。
长音中羽汝声角，琴曲虽同调不同。
(《鹤答乌》)
诗中白居易以池鹤自比，表达了自己对庸俗、虚伪、贪婪的官场中人的鄙视与厌恶。诗人之所以创作大量寓言诗，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志向与见解，也正是由于受到党争的影响，诗人处境十分尴尬，因此他一反自己所提倡的“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并序》)之主张，而是选用寓言诗的形式来隐晦地表达自己的爱憎。
综上所述，牛李党争在白居易政治态度由积极走向消极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是牛李党争的现实使得白居易认清了封建官场的黑暗、肮脏与险恶，从而对官场丧失了最后的信心，是牛李党争使得白居易不得不选择逃避的政治态度，这种消极逃避的态度致使其后期诗作绝少与时事政治相关联的内容，像其前期所作的《新乐府》、《秦中吟》那样的战斗性诗篇更无由得见，而是始终充溢着一种看似知足保和但却令人无法随之轻松释然的沉抑的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