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杀岳飞有哪些“顶层设计”？

后人无从得知宋高宗在杀岳飞这件事上究竟有哪些“顶层设计”，考诸此后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在南宋的150多年历史中，的确再也没有军人干政的事件。这背后，不能说风波亭的冤狱没有相当的震撼力——连岳飞这样的大忠臣、大能臣都敢杀、都舍得杀，其他将领们谁还愿意“被道具”呢？

岳飞“讲政治”

在民间看来，岳飞大概就是那种不大会“讲政治”、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的“技术官僚”的绝佳样板。

从民间各种版本的岳飞演义来看，他似乎都不那么精通于官场的逢迎之道。而之所以能从一介屌丝，奋斗到位居三公之高位，完全是时势造英雄而已。

这类解读框架中的岳飞，其悲剧就在于不讲政治。因为不讲政治，动不动就要迎还二帝，却并不考虑最高统帅宋高宗到时还能不能继续当家作主;因为不讲政治，居然不在乎领导核心“金牌”的权威性，十一道金牌居然仍不班师，非要等老大发出催命的第十二道;因为不讲政治，他居然不和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秦桧搞好团结……

这类解读框架下，中国特色的政治的确很黑很复杂，绝非屌丝们的有限阅历所能应对。屌丝们便根据自己的标尺，调整了心目中英雄的尺度，把“自我”投射到了角色身上，以抒发、宽慰自己在现实政治中的无力及无奈。因此，英雄、尤其悲剧英雄，便都被简单地归纳为一个公式：“好人”不会算计——或者是不擅算计、不屑算计——所以，总是被“坏人”算计，悲剧原来都是这么生产出来的。这样的悲剧英雄，其在“讲政治”方面的能力，几乎如同一个可爱的弱智。

显然，能在官场上取得与战场上同样辉煌的岳飞，其政治智商绝无可能如此低下。岳飞以一介平民子弟的纯屌丝身份，投身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圈，并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岂能缺乏“讲政治”的基本功呢？那么，他为什么在身居高位、手握雄兵之后，敢于在意见不合时，冲着皇帝撂挑子？甚至，会如此不怕触犯大忌，涉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敏感问题？这是岳飞“讲政治”能力的缺陷，还是其充分、甚至过度自信的表现？

岳飞触及宋高宗最敏感处的，是他多次涉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设立。如，“(绍兴七年二月庚子)起复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以亲兵赴行在。翌日，内殿引对。飞密奏请正建国公皇子之位，人无知者。及对，风动纸摇，飞声战不能句。上谕曰：‘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飞色落而退。参谋官薛弼继进，上语之故，且曰：‘飞意似不悦，卿自以意开谕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从多种不同的史料看，类似的奏对，似乎还不止一次。

尽管岳飞的后人对此予以否认，但他们也承认，岳飞的确上过《乞定储嗣奏略》。在子孙们看来，岳飞此举实在是为了**而不避嫌疑，“视国事犹其家，常以国步多艰，主上(宋高宗)春秋鼎盛，而皇嗣未育，圣统未续，对家人私泣，闻者或相于窃迂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储之议。援古今，陈厉害，虽犯权臣之忌而不顾，天下闻而壮之。”(《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

但是，无论岳家后人如何解读，在中国传统中，一个位极人臣的将领涉入接班人问题，的确是“犯权臣之忌”，自古及今，触及这一高压线的，几乎都难以善终。岳飞在身后所收获的比例极低的“差评”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倘或在绝不质疑岳飞动机的前提下，对于岳飞此举的最合理解释，或许是：他太自信了，既高估了最高领导的胸怀，也高估了自己在最高领导心中的分量。

倘或连这点“技术”层面上的失误，也不能归咎于英雄的名下，那就只有最后一种解读：彻底的“高、大、全”。岳飞固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金翅大鹏鸟”(《说岳传》里的岳飞前世)，甚至也不缺权谋和花招，但是他的权谋和花招、包括给皇帝使点小性子，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而他之所以需要这个权力，是为了能更好地实现光复的抱负。他讲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政治”，而非官场争斗、勾心斗角的“小政治”。

权为谁所用，正是中国特色的分别忠臣与奸臣的关键;而无论忠臣与奸臣，首先都必须是“权臣”，倘或连权力的资源都无法掌控，则无论是想做英雄还是奸雄，都只能是痴人说梦而已。

“奸臣”秦桧

有忠臣，就要有奸臣。

在中国历史的奸臣排行榜中，无论从影响力还是知名度，秦桧都当在三甲之列。尽管历史研究在一直不合时宜地表明，广大人民群众所耳熟能详的秦桧各种事迹中，除了主和畏战是铁板钉钉之外，其余罪行都应了传说中的他那句名言——“莫须有”。

但是，这并不重要。

中国的造神运动，向来是要有造魔运动相匹配的。妖魔化秦桧，虽然与神化岳飞同步，却并非为了给岳飞做陪衬——岳飞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妖魔化秦桧，首先是为了让宋高宗能从历史差评中解脱出来。需要把岳飞抬上神坛的，正是这位皇帝的后人，而为了避免先祖在新神像前的尴尬，需要一个魔鬼来承载所有的罪孽。死去多年的秦桧，是一个相当合适的祭品。

作为新神生前的持*者(没有证据发现秦桧和岳飞有私人恩怨)，作为一个曾经有过被俘经历的潜在变节者，作为一个执掌朝柄几十年的前国家*，把他放上祭坛，其分量就能最有效地将人民群众敬拜新神后所产生的愤怒，从造神者自身引开，而直指“莫须有”的奸臣。

在中国历史的奸臣榜中，秦桧是个异数——居然得到了善终，而且在死后很长时间，甚至在岳飞已经被平反之后，依然享有官方的极高评价。

秦桧被选中作为祭品，是在南宋另一个著名“奸臣”韩侂胄当政时期。彼时，岳飞已经惨死半个多世纪，秦桧也已经病逝四十多年，金国发生内乱，乘机北伐便被自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为了进行北伐动员，韩侂胄说服皇帝，一方面将岳飞加封为王进行神化——此前宋孝宗仅仅给岳飞平反，谥号武穆，没进行进一步的包装;另一方面开始清算并妖魔化秦桧——此前秦桧一直都未被当作迫害岳飞的凶手。

韩侂胄对秦桧进行了政治上的鞭尸：剥夺一切谥号，改称为“谬丑”。对秦桧的严厉指控，成为传颂一时的名篇：“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百五十七)，把国家积弱的所有原因，一股脑儿都推到了这个不再能自我辩解的死人身上。秦桧究竟是否叛国、是否卖国、是否陷害忠良，是主犯、还是从犯，并不重要。

韩侂胄，乃至当时那个政权，以及此后的整个民族，实在太需要秦桧这样的反面典型了：把应该千百万人共同承担的责任，让这个倒霉蛋扛了。国家为什么积弱？民族为什么衰亡？这个民族为什么总是会走到最危险的时候？原因很简单，因为有奸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此而在苦难和血海中舒口气：我没有责任！显然，这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无疑是有极大好处的。秦桧生前的忠奸善恶证据并不重要，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全民心理治疗的工具，脏了他一人，漂白千万人，多好呀！只要把秦桧之类的万恶魔鬼拉出来，冲着他的跪像吐口唾沫，骂句汉奸，就可以忘了自己也曾经在岳飞的庙前，在写着“还我河山”的匾额前，乖乖地跪在八旗兵的马前剃发。

多亏秦桧，为大家找到了自己身上本不具备的伟大和高尚，进而有了莫名的“道德自信”。

神化忠臣的奸臣

神化岳飞、妖魔化秦桧的韩侂胄，当然没想到自己也会死于非命——1204年，他被皇帝诱杀，首级送往金国，作为求和的砝码。此时，距离岳飞被杀62年，秦桧病逝49年，韩侂胄开展“崇岳贬秦”运动仅仅3年。

韩侂胄更没有想到，自己死后也会名列奸臣行列——尽管他是一位坚定的抗战派，尽管他是岳飞“神形象”的首席策划师。

韩侂胄，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根正苗红的高干后裔;他老爹则和那个阳痿的高宗皇帝是连襟，所以韩侂胄也算是个转弯抹角的外戚。他的最高职位是“平章军国事”，位列丞相之上，将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官印都收入囊中，权势超过秦桧，成为赵宋皇朝数一数二的权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