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好卢象升和孙传庭 崇祯许就不会亡国了
明朝历代诸帝中，崇祯是个后人最同情的可怜人：辛苦十七年，劳心劳力励精图治，却内外败绩不断，打击连连，百官更是昏聩无用，不是混事就是败事。到最后大厦将倾，北京沦陷，落得悲情上吊煤山的下场。临终前撕心裂肺高呼一句“诸臣误我。”几个世纪以来，也总令后人心痛。他在位时期，曾经无比信用的臣子们，对照后来李自成占北京后的表现，绝大多数都十分的不堪。最被他宠爱的内阁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一个被李自成查出贪赃，私吞的白银埋的家里满地窖都是，另一个主动卖身投靠，为了表忠心在农民军战士面前慷慨激昂，大骂崇祯无道，结果连打崇祯打了一辈子，素来暴虐的农民军大将刘宗敏都看不下去了，上来就是俩个耳刮子：崇祯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你竟这么说他！
苦命卢象升
崇祯知道这个人，还得从他在位第二年，皇太极首次破关南下，兵临北京说起。当时大明防线崩溃，各路援军畏缩不前，十九岁的青年皇帝，第一次体会到心寒齿冷的痛苦。却有一个年轻人，给他送来了春天般的温暖：不到30岁的大名府知府卢象升，竟然在当地招募了1万多民团，千里迢迢到京城来勤王。面对凶悍的满洲八旗和烧杀劫掠的惨相，这群从未见过刀兵的民兵，以及那位相貌俊秀的知府，非但毫无惧色，反而群情激昂，多次积极请战，嗷嗷叫着要去玩命。至于卢知府本人，更屡次建言战事，对战局的分析和战略的制定，各个都丝丝入扣，事后对照，十分靠谱。
于是崇祯也记住了这个靠谱的人，记住了他的聪明，睿智，带兵有方，更重要的是他的热血与忠诚：卢象升。
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中进士。先做户部主事，又做大名知府，在崇祯二年那场兵灾前，他的日子过得很普通，东林党众正盈朝时，大家都忙着巴结东林党，他偏不巴结。后来魏忠贤当权了，大家又忙着巴结阉党，他还不巴结。
别人闲着的时候喜欢看书下棋听戏，他闲着的时候喜欢骑马射箭练武；别人读的书，最多是四书五经，他最喜欢的一本，多年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却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然后就是崇祯二年，他彻底不普通了一把，后金军来了，别人要么缩头要么逃命，他招了1万人，雄赳赳气昂昂要上战场。
从这以后，不普通的卢象升，就走上了一条不普通的人生路。崇祯三年升了官，提拔成负责练兵的昌平、大名、邢台三地练兵的参政。巧合的是，这三个地区，恰是当年戚继光蓟州招兵的地方。卢象升捧着戚继光的书，有样学样地摸索着干，外带自己一点发明创造。
到了崇祯六年，真个练出了一支精锐来。这时明朝西北农民起义已经大起，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没完没了地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折腾。卢象升临危受命，先率军开赴山西，在山西冷水村大破农民军数万人。此战异常凶险，卢象升先率军破敌，将农民军逼至山崖，对方用冷箭射伤卢象升额头，卢象升不惧，抹着满脸血提刀带头冲锋，终把这股农民军击溃。此战得胜后，卢象升有了一个绰号“卢阎王”。这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被命名为“天雄军”。
天雄军之所以战斗力强，与卢象升对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研读不无关系，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发明。天雄军的士兵，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且相互之间多有亲属关系，凝聚力极强。与此同时，天雄军的中级军官，许多都是由富有战斗经验的文官担任，这些人无匪气有血气，打起仗反而更勇猛，纪律性更强。
当然如此凝聚力，也得益于卢象升本人的“*带头作用”，每次打仗，他都是冲在最前面，另外军队有军规：冲锋时，军官要冲在士兵前面，军官落在士兵后面的，战后定斩不饶，真个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上面这几条，几百年后几个湖南书生有样学样，打造出了一支深远影响近代中国史的铁血强兵：湘军。
从崇祯六年起，卢象升率领他的天雄军，先战湖北旬阳六县，率孤军深入山谷绝地，九战九捷，消灭农民军马回回部数万人，继而又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官升“五省总理”，节制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并被赐尚方宝剑。6个月后，卢象升在洛阳大破李自成，并一路追杀到滁州，与30万农民军血战，经一天一夜战斗，再次打垮李自成，迫使李自成逃往陕西。短短3年间，卢象升大小百余战，先后击败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部，可谓大明朝的擎天柱石。
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是内忧外患，如此擎天柱石，自然是哪里有裂缝往哪里顶。内战的裂缝刚刚顶住，外战又来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一月，清军（此时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大举进攻宣府、大同地区，这两地自隆庆年间和蒙古封贡互市以来，已经“六十年不识兵革”，当地守将不敢接战，只是龟缩堡垒消极防守，二月，明王朝把正在与农民军血战的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
这段时间，崇祯对卢象升保持了推心置腹的信任，期间朝中不断有言官弹劾他，崇祯皆充耳不闻。特别是崇祯十年，卢象升的好友户部尚书侯旬（即戏剧家侯方域的父亲）获罪，刑部尚书郑三俊意图从宽发落，被大怒的崇祯连带陪绑，眼看两人性命不保，远在宣大的卢象升主动为二人说情，崇祯随即应允，将两人开释。这时期的崇祯，对卢象升是信任备至的，然而到了崇祯十一年八月，卢象升遭遇了崇祯最大的信任危机。
这年八月，清军再次集结8万大军，由多尔衮率领经蒙古草原绕道南下，进攻北京外围。九月二十二日，清军破密云，杀蓟辽总督吴阿衡，兵下通州，眼见北京城危在旦夕。卢象升火速驰援，临危受命被崇祯委任“总督天下兵”，赐尚方宝剑。彼时卢象升，手握宣大精骑、关宁铁骑等诸路劲旅，旌旗招展，与清军八旗相持。
深知责任重大的卢象升决定主动出击，九月三十日，卢象升进军保定，决定先打保定清军。是日深夜，卢象升发起夜袭，派3000精锐奇袭，战前下死命令“刀必见血，马必喘汗，人必带伤，违者斩”。战事爆发后，卢象升身先士卒，明军奋勇冲杀，清军反应不及，一度溃却。
当卢象升欲主动出击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的后续部队竟突然消失了。原来崇祯派来的监军太监高起潜竟擅自撤退，把率先冲阵的卢象升给“晒”了。还好明军死战，终从清营突围而出，但是伤亡过半。经此一战，保定清军稍却。可兵部尚书杨嗣昌却大肆渲染，指责卢象升擅自出战，以至大败。次日卢象升被崇祯下诏申斥，满腔杀敌之心，连遭冷水。
高起潜给卢象升捣乱，是因为人品问题。高起潜此人性情贪婪，是崇祯信任的“御马监总管”，出外监军时常大肆*，如洪承畴、邱禾嘉等人皆大笔贿赂，唯独卢象升不买账，自然结了梁子。
杨嗣昌整卢象升，是因为“路线问题”，彼时明朝内忧外患，杨嗣昌坚信“攘外必先安内”，主张与清军媾和，卢象升却不愿搀和，在驰援京城面见崇祯时，就曾以“臣只知带兵打仗”一句，讽刺杨嗣昌的求和政策，二人因此结怨。而崇祯本人也在战和之间犹豫不定。卷进这个漩涡，卢象升自然处处掣肘。
保定之战后，崇祯求和之心大起，杨嗣昌又添油加醋，为不让卢象升给议和大事捣乱，崇祯一面命卢象升进兵巨鹿，一面将卢象升本部兵马尽数拆分。十一月，卢象升进抵巨鹿抗敌，身为“总督天下兵马”的他，手里竟然只剩下1万兵马，他的精锐天雄军大部以及原本应由他指挥的关宁铁骑，皆被高起潜扣着。
巨鹿地处要冲，是清军必争之地，见卢象升兵少，清军起初存轻视之心，多次发动进攻，都被卢象升奋力打退，整整一个月，清军竟数度攻巨鹿不克。这时杨嗣昌又添乱，将卢象升的士兵又调出5000归高起潜，十二月，多尔衮集中8万主力围攻巨鹿，开战之前，卢象升抱定必死之心，召集当地乡民哭泣说：“我等死在旦夕，不愿连累百姓遭兵。”
为免当地百姓生灵涂炭，决定主动进攻，向清军主力发起“自杀式攻击”。百姓无不感动，纷纷捐出家中仅有口粮。十二月十五日，卢象升率部在蒿水桥与清军接站，8万清军将卢象升部重重包围，战斗从中午打到深夜，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清军终于全歼了卢象升部5000兵马，卢象升本人在格杀了20多名清军后，率仅有20余人冲向清军军阵，乱箭之中壮烈殉国。
可恨的是，卢象升血战时，高起潜率领的数万精兵与他相隔50里，却见死不救。卢象升殉国后，杨嗣昌还在拼命整他的“黑材料”，甚至逼迫巨鹿知府诬陷卢象升“畏敌怯战”，卢象升尸首被杨嗣昌扣押50天不上报。卢象升死后，崇祯竟然两年多不给抚恤，直到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才给予追谥，可谓刻薄之极。崇祯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卢象升坚决主战，不合他的心思。一棵擎天柱石，虽是被清军杀死，不如说是被崇祯坑死。
卢象升的死，对明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在明末农民起义时期，卢象升是对农民军胜率最高的将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皆一度被他打得奄奄一息，他亲手打造的天雄军，即使在对阵满洲八旗时也毫不逊色。人品上，卢象升属于绝对苦行僧式的人物，为官清廉，作战身先士卒，公平处事，凡事起带头作用，比如部队缺粮，他就带头断粮，部队打仗，他就带头冲锋。其人格魅力，就连许多嚣张跋扈的兵匪也格外敬服，比如关宁铁骑的悍将祖宽，镇压农民起义初期，是个出了名的贪婪横暴的角色，洪承畴、杨嗣昌皆不能节制他，他唯独对卢象升服服帖帖。如此人物，竟无法在崇祯手下施展拳脚，晚清名臣左宗棠西征时，读到卢象升传，不禁感叹道：“如此际遇，诚为天下志士恨。”
卢象升的殉难，好比一根擎天大柱轰然倒塌，但除了卢象升外，当时大明，还有另一根坚实柱子：孙传庭。
悲情孙传庭
说到孙传庭，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说法：“传庭死，明朝亡”，他是大明朝最后的希望。
这个希望的破灭，其实是被崇祯自己掐灭的。
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和卢象升相似的是，史书上说他“性沉毅，多筹略”，是个性格内向多谋的人物。他也是在天启年间就入京为官，担任过吏部主事，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于是崇祯八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
而当时的他，面对的状况，甚至比卢象升早期还困难，此时的陕西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更严重的是，卢象升早期练兵，崇祯尚能保障物资军饷。到孙传庭这里，却穷的叮当，最多只给十万两白银，其他要啥都没有。但孙传庭很淡定，只给朝廷提一个要求：不给钱我认了，但我要干什么，朝廷也别管。
孙传庭要干的，其实就是俩事：筹饷，练兵。到任后先通过强力手段，收回大量军屯土地，部队有了保障，然后恩威并施，逼迫陕西当地的大户与富商分担军饷。硬是从这些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身上，源源不断的敲出银子。上上下下的权贵，也就给得罪个遍。
但孙传庭却不怕，因为他手中也练出了一支强兵：秦军。比起卢象升有充足时间练兵，孙传庭干脆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当地民风尚武凶悍，战斗力本身不差，孙传庭到任后严明纪律，保障军饷，上上下下士气大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凶悍的秦兵，从饷银到粮食，大多都依靠孙传庭收回的军屯以及陕西当地富户的供应，极少让朝廷买单。性价比极高。
有了这样一支性价比极高的军队，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
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就这俩事，把杨嗣昌给惹怒了。
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
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