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李自成都打到城下了崇祯还不诏吴三桂回师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八日，李自军大军攻下山西首府太原。告急文书传来，举朝惊慌失措。崇祯召集文武大臣、科、道各官，问“战守之策”。鉴于迁都的事行不通，崇祯另想到了另一个法子：调山海关的将士防堵李自成。李明睿却告诫道：“山海关的士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崇祯两手一摊，叹气道：“这个时候士兵还在山海关，大将都在边境，就算调，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调得来的，奈何？”他想就近京八府处招募兵员，但这时明廷无饷，“内帑如洗，一毫无措”，而“民穷财尽”。 “，招兵之议，只有不了了之。
而在去年（崇祯十六年）十一月，经蓟辽总督王永吉代为请求，崇祯起用已经退休赋闲的吴三桂父亲吴襄为提督御营，调他“入京协守”。吴襄领旨后，遂于这年正月初携家眷进京。调吴襄进京，授以要职，究其原意，无非是笼络好吴三桂，让其感恩守土，同时，也可通过掌握吴襄，以之为人质，断绝吴三桂降清的心思。现在，看到了吴襄，崇祯不禁眼前一亮。既然关内的明军难以抵挡流民军的进攻，关上的兵又不可调，那么，关外的辽兵呢？关外的辽兵如何？关外的辽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充当救火队员了，崇祯二年（1629年）的“己巳之变”、崇祯五年（1632年）的“孔有德之乱”等等重大事件里，都闪现着关外辽兵的影子，且都是在关外辽兵的出现后才取得了胜利。
而且，两年前吴三桂入援驱逐走清军“奉命大将军”阿巴泰的往事还历历在目呢。除了关外辽兵能战之外，他也觉得年轻的吴三桂是一员不可多得的将才，一旦调其入京，说不定会扭转乾坤，反败为胜。于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他正式向大臣们提出这个想法，征询大家的意见。在他看来，这应该是能够解除京师危机的唯一可行之法了，大臣的反应应该是一致支持的。可是，他错了。他的设想一经抛出，在朝堂之上，立刻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纷争。大臣们纷纷反对。因为，谁都知道，把吴三桂及其关外辽兵调入京师，就等于是把宁远拱手相让给清兵，而等京师的危险解决了，秋后算账，赞成调吴三桂的人到时不免落下“弃地”的罪责。首辅陈演掷地有声地说：“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的士兵万不可调。”。
崇祯急了，只好硬着头皮强调只调吴三桂和他手下的五千精兵，剩下的兵马原地不动，并没有完全放弃宁远。为了尽快通过此议，他语气极不满意地责备各阁臣说：“像这样重大的军机要事应该早作定夺，大家都要负起责任来，不能互相推诿，延缓误事。”首辅陈演想了想，先表示赞同赞崇祯的话，说：“与关宁比较起来，的确是京师的情况紧急。”但紧跟着，话锋一转，说：“吴三桂的五千精兵深为清军所畏，不单单宁远依靠这五千兵镇守，山海关也依靠这五千兵把守。有这五千兵在宁远，人心自壮。一旦调回，剩下分守在各城堡的兵将，势必解体。”接着，又说：“臣生性愚钝，担当不了大事，不能乱出点子，一切还是圣上自己作主。”将崇祯的话驳回。崇祯气得干瞪眼。
新提升为兵部尚书的张缙彦补了一句：“吴三桂到底是调还是不调，就看宁远到底是放弃还是不放弃，两言而决。”崇祯看着他，希望他能“两言而决”，拿出个最终方案。可是他的嘴却恰到好处地闭上了，紧紧的，再也不说一个字。崇祯无可奈何，只好悻悻地强调说：“收回守土的成效，建造荡寇大功，虽然属于下策，但也是万不得已啊。”（蒋德璟《悫书》卷十一）应该说，崇祯这是在表态了，可陈演还嫌不够明确，他不肯承担责任，不敢往上踢皮球了，却又往下踢，他召集阁臣们开会，坚定不移地要找一个肯承担责任的替罪羊。
可这些阁臣哪一个不是人精？一个个都玩起太极推手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是不说“调兵”两字。会议议了好几天，就是议不出一个明解的结论。到最后，陈演向崇祯汇报的结果是：阁臣不肯承担责任，就让督、抚、镇等各级官员来承担。崇祯只好下达谕旨向边镇各督抚征求撤宁远意见的谕旨。这么一来，日子就一天天的过去了。偏偏，很多督抚也不肯承担“弃地”的责任，都在考虑和拖延中。
三月初，李自成大军兵临宣府城下，而宣府距京师不过五六百里，指日可达。形势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了。蓟辽总督王永吉和顺天巡抚杨鹗以两人的名义给崇祯写了一份奏疏，建议请撤关外四城。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一个有担当的了。崇祯激动异常，把王永吉的奏疏遍示给阁臣陈演、魏澡德等人。可边镇督抚中，就只这两个人赞成撤兵入关，声音未免太小了。陈演、魏澡德唯唯诺诺，仍不敢表示意见，只是推托说：“此议应征求各抚镇将的意见后再定夺。”改日，崇祯看陈、魏不能任事，便在德政殿召集科道九卿诸臣会议，再议调宁远兵之事。
吴麟征当即出列提议：六科道臣共同署名。但六科道臣却相互推诿，谁也不肯举笔。吴麟征悲愤交加，独自署名，将议撤宁远的奏疏交呈崇祯。可惜，和王永吉、杨鹗二人一样，吴麟征的声音太弱小了。群臣们仍不敢下决策。眼看形势越来越紧迫，陈、魏等人又有了新的想法。吴襄现在就在京师，撤宁远与否，不妨问问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的意见。他们建议崇祯召见吴襄，征求他的意见。于是，二月十二日，崇祯在中左门召见户兵两部和吴襄，征询他对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的看法。
吴襄的回答铿锵有力，他说：“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崇祯急眼了，知他是害怕承担“弃地”的责任，不敢说真话，便安慰他说：“都是为国家大计，又不是说你父子要弃地。”顿了顿，问：“闯贼来势凶猛紧迫，你觉得你的儿子吴三桂能扭转战局吗？”吴襄大言炎炎地说：“臣猜测，闯贼远据在秦晋二地，未必敢来，真要来了，就让我做先锋好了。
是李自成自己要来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献陛下！”崇祯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失声笑道：“闯贼已有百万之众，你说得倒轻巧！”吴襄解释说：“闯贼声称百万，实际上不不过数万人罢了，全是乌合之众！”
吴襄认为闯军全是乌合之众，虽名百万，实不堪一击，脑子里想的是流民军揭竿之初无组织、无纪律、装备差、武器落后的状态，不错，十年前，这个状态下的流民军就常常被曹文诏、左良玉、卢象升撵着屁股打，那个时候，数十个或上百个*正规军就可以追着几千几万的流民军打，可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壮大，现在的闯军已非复当日的流民军了，时势已异，吴襄在家中养老弄孙，哪知这巨大变化？
看他吹得神乎其神，崇祯便问：“你父子到底有多少兵马？”吴襄忙顿首请罪：“臣罪该万死！臣手头上的兵按花册算有八万人，实际上只有三万余人。”虚报军额，冒领军饷，这在平时该拉出去砍头了。但这会儿顾不上了。崇祯只是淡淡地问：“你这三万人都是骁勇敢战之士吗？”吴襄说：“如果说三万人都是骁勇敢战之士，成功哪里用等到今日？臣可用的兵不过三千人。”
崇祯大奇，问：“三千人何以挡贼百万？”吴襄得意非凡地说：“这三千人不是普通的士兵，都是臣吴襄的儿子，臣子吴三桂的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吃的用都都相当简单，这三千人却全都喝美酒吃肥羊；臣所穿的衣服都是普通布料，这三千人却都穿凌罗绸缎，所以，臣能得其拼死效力。”既然这样，崇祯又问：“你这三千人需要多少军饷？”“百万！”吴襄报出了一个天文数字。崇祯周身一震，惊呼道：“就算是三万人，也用不了这么多军饷！”
“百万还是往少里说。这三千人在关外，都有数百亩庄田，现在要他们放弃关外入关内，没有百万金怎么安置他们，又怎么指望他们在战场上出死力！”吴襄夸夸其谈道。动用这三万兵，就要耗费百万两的军饷，崇祯黯然神伤地说了一句：“国库只有七万金，搜尽一切金银什物，也只能补凑二三十万罢了。”由于吴襄一口咬定“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崇祯从他的嘴里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撤与不撤宁远，仍无定画。
而以陈演、魏澡德为首的廷臣们已经死心塌地地抱定了“弃地非策”的主意。一再声明：“无故弃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关外的辽兵迟迟不能调遣入内，大明王朝的丧钟很快就要敲响了。不日，李自成大军下宣府。崇祯召集文武大臣、科、道各官，问“战守之策”。众臣默然。崇祯大为愤懑，悲怆地叫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
廷臣们面面相觑，无一言可进。京外督抚大则认为撤宁远援京师为便，崇祯这才后悔不迭地将吴麟征的《请徙宁远疏》发下，决定弃宁远以卫京师。他还遍用重赏、高爵位来激励将士用命。三月四日，崇祯手诏赐封辽东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平“贼”将军左良玉为宁南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后又补封山东总兵刘泽清为“平东伯”。另给刘良佐、高杰等二十余员将官晋级。六日，崇祯下令弃宁远，征召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入卫。吴三桂和王永吉鞭长莫及；刘泽清近在咫尺，却谎报坠马，脚受伤，拒不奉诏。唯独唐通率八千人马先到北京，但这杯水车薪，怎救得了明朝的危亡！吴三桂得封“平西伯”，获撤宁远之令，便着手部署撤离事宜，准备上路。
其所部辽兵四万，辽民却有五十万。由于辽兵皆由辽民中来，兵民同为一体，所以朝廷形势虽然紧急，吴三桂却为撤退筹备了数天时间。于三月初十日离开了宁远孤城，向山海关进发。
吴三桂如果吴三桂能像“已己之变”中袁崇焕驰援北京一样，以精锐兼程疾驰，旬日当可抵达北京。可是百姓携家带口，背井离乡，妇幼老少啼号，拥塞于道，每天行路不过五十里。究其原因，吴三桂乃是为保全自己的实力计，故意拖延时间，延误行期，拟让其他各镇兵马先与闯军斗得你死我活之时，再坐收渔人之利，全取勤王大功。
三月十六日，闯军攻陷昌平，进犯明朝黄陵十二陵，焚烧享殿，砍伐松柏。而在这一天，吴三桂才刚刚走到山海关。从宁远至山海关两百里，以骑兵行军日行百里计，不过两天路程，吴三桂却足足走了五六天。而到了山海关，他还是不急不慢，向朝廷兵部“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崇祯急得直跳脚。三月十七日，闯军东路进至高碑店，西路进至西直门外，炮声大作。当晚三更，宫中内侍狼奔遯突，四下逃命。崇祯自感大势已去，以发覆面，自缢于煤山，留遗书于衣带中，云：“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在中国历史上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由此宣告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