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皇帝梦难圆 五丈原前诸葛亮到底在等什么
五丈原前,诸葛亮等什么
《三国演义》中,有一次十分精彩的相互辩难,这是夷陵之战后,吴蜀重新修好时,孙权送走蜀国使臣李恢后,又派张温去成都回访。诸葛亮鄙视张温以口舌之辩而恃才傲物,特别召来益州饱学之士秦宓。交谈中,秦宓以所学知识为政治服务,有问必答,最终的落脚点是,西蜀政权是正统。张温数度辩难都处于下风,竟然拿出了杀手锏:“日生于东乎?”想以此自然现象来证明,东吴才是中国的正统政权。秦宓针锋相对地回答说:“虽生于东而没于西。”此话的政治意义十分明白:虽然东吴有皇帝,但必然要为西蜀消灭。这故事是真实的,《三国志》中亦有记载,诸葛亮特地召来秦宓,就是要在打嘴仗中胜过对方。
可惜的是,自然现象同政治斗争并没有表里联系,徒作口舌之争尔!却不能改变西蜀日渐没落直至灭亡的命运。诸葛亮主政期间,虽然明察到西蜀危急存亡的紧迫形势,然而却举止失措,不但未能挽救局势于即倒,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星殒五丈原时候,他是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溘然而去的。
诸葛亮一生自视甚高,青年时就自况以管仲、乐毅,是出将入相的全才;刘备死后,治理蜀国的政绩也日见彰著,南征孟获的胜利,似乎又检验了他的军事才干,鼓舞了他率领部队进攻曹魏的信心。在做了两年半的准备之后,遂置西蜀同僚的反对于不顾,于建兴六年(公元 228年)春,率领十万军队开始了第一次北伐.
北伐前夕,汉中军事大本营东边的西城(今陕西安康市)、上庸(今湖北竹山县)、房陵(今湖北房县)三郡已合并成新都郡,魏国郡守由西蜀的降将孟达担任。诸葛亮多次写信去加以引诱。孟达因赖以立身的靠山魏文帝曹丕及尚书令桓阶、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相继亡故而惶惑不安,诚恐有不妄之灾,在诸葛亮的策反下,遂决定叛魏归蜀。这样一来,不仅汉中大本营东边多了层屏障,而且随时可从东边北攻魏国的南阳,以策应诸葛亮北伐。可惜诸葛亮心胸狭窄,讨厌孟达反复无常,又担心将来成为西蜀的祸患,竟在策反成功后,又派遣郭模伪降魏国的魏兴太守申仪,利用申仪与孟达的不和,有意泄露孟达投降西蜀的消息。司马懿获得密报后,率军急行到西城,歼灭了这场未遂的*。诸葛亮自断右臂的结果,使第一次北伐失去了牵制魏国的策应。
诸葛亮在孟达这支力量的处理上,直弄得读史之人瞠目结舌,一个政治家临大事时,竟然受情绪支配而不顾大局的需要,用“出卖”手段自剪羽翼,却不能兼容并包,甚至连借力打力都予以排斥。冷静地想想,即令孟达极不可靠,待投降西蜀后,也有许多方式冷处理,何以临阵出此下策!既然“出卖”了,那就坐山观虎斗好了,何以在司马懿攻打孟达时又发兵救援?在一件事情的处理上,从策反到出卖再到救援,短短时间内态度居然反复了三次,真的不可思议了。曹操也曾遇到比孟达更为“可恶”的人物,这就是张绣。在官渡之战进行之中,降而复叛的张绣再次请求投降,曹操不顾南阳大败的惨痛,大度地捐弃前嫌,以极为热烈的态度迎接张绣的到来。官渡之战中,张绣是立功最多的一个,之后,又在攻打袁谭的南皮之战中立有大功,遂被曹操封为破羌将军;对他的赏赐,也是诸多将领中最多的一个.虽然东边的西城已失,西线的这次北伐在思想上、战略上、军事训练上,以及粮食及其他军用物资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几年来的频繁外交,与东吴破裂的联盟已经修复,益州东边已无后顾之忧。出师时,诸葛亮亲率十万主力从勉县出发西经阳平关、武都而转向西北方向的祁山(天水西南),令赵云、邓芝率偏师沿褒斜栈道翻过秦岭佯攻关中眉县,这是名副其实的声东击西。
刘备死后,魏国原以为西蜀已经没有了当得起责任的领袖人物,不在意其存在,因之整个西线的防御十分薄弱,关中防务交给了少不更事的夏侯楙。甘肃陇上一系列军事要冲,也仅只有郡守掌握的地方守军,并没有任何机动兵力。当得知西蜀赵云、邓芝部攻略眉县以南时,魏国竟将这支疑军当成了西蜀主力,大将军曹真于是“举众拒之”。偏师牵制发挥了巨大作用,诸葛亮所率主力在陇上频频得手,“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以上引文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在凉州遭到攻略时,魏明帝曹睿(音)御驾亲征坐镇长安,加封左将军张合(音)“督诸军”军衔西上增援。
这次北伐实质是一次偷袭,一旦魏国机动部队调上来之后,以西蜀区区的十万之众,要展开进攻就没有了可能,劳师远征的一系列弊病已暴露无遗,陇上复杂的地形,更会为魏军利用。《孙子兵法》曰:“弱敌之坚,强敌之禽也。”这时的西蜀部队,如不能主动撤退,将会面临覆灭的危险。
可是还没有等到诸葛亮认识到形势十分不利,非撤军别无选择的时候,两个意料不到的失败已提前到来。其一是,赵云、邓芝部在遭到军事失败的同时,又因为疏于防范,军队遭遇了山洪冲击,只好绕栈道撤回汉中。其二是,马谡东下打援时,竟“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所破”(同上)。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只好撤回汉中,第一次北伐遂告失败。这一次北伐,西蜀除死伤大批将士、丢失大批辎重外,“蜀将姚静、郑他等率其属七千人来降”(见《晋书·宣帝纪》)。七千精壮军人是怎样的数字?是西蜀总人口的一百三十四分之一,平均全国二十六个青壮年男子就一个人投降!这些损失,不仅《三国演义》,就连《三国志》都隐瞒了,却将收姜维一事作以渲染。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失败,撤兵回到汉中稍事休整后,立即开始了第二次北伐。考虑到魏军在陇西加强了守备,子午道、傥骆道与凉州相去甚远,北出秦岭后又易遭魏军三面合围,褒斜道被赵云烧毁,一时还无法修复,惟一可供选择的就是陈仓道了。陈仓道南起汉中西端的阳平关,北至关中西端的陈仓即今天的宝鸡,中间须经略阳、青泥岭、凤县、大散关,大致走向与现在的宝成铁路阳平关北段相重叠。诸葛亮选择这条路线时,除了以上的原因外,还基于以下的考虑:其一,陈仓扼控陇上与关中的咽喉,依山(秦岭)临水(渭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如能夺取陈仓,复出陇右时,就无魏国大军援救之忧,而陇上的地方守军无法与蜀军主力相对抗。其二,当时的陈仓城很小,郝昭部仅有千余兵力在此驻守,不难攻破。
蜀军公元228年冬出师,至陈仓时已是翌年春天;蜀道之艰难当不难想像。诸葛亮不曾料到,早在去春时,曹真就认为:“亮惩于祁山,后出必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王双守陈仓,治其城。”(见《三国志·曹真传》)尚未出兵的前一年,就被对方准确计算并加固了城防,应该说,胜负之数在不曾交战前就已确定。果然,诸葛亮十万大军围城攻打陈仓二十余日不能攻破,只好因粮尽而撤退。只是在撤退中设伏斩了魏将王双,使得这次失败略有些许的光彩。
建兴七年(公元229年),诸葛亮开始了第三次北伐。与其说这是一次主动的进攻,莫如说是*出兵以解除益州北边的威胁。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得而复失,魏国已在陇上加强了军力,武都、阴平距西蜀江油关(今平武南坝)不远,江油关一旦有失,涪城(今绵阳)这一成都的最后屏障就会直接受到魏国大军的威胁,成都与汉中之间的金牛道也会被拦腰截断(邓艾奇袭成都时,就取阴平小道这一捷径)。大概是出于这种担心,这次出兵时,诸葛亮令将军陈式进攻祁山之南的阴平(今甘肃文县西)、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魏凉州刺史郭淮率兵迎击,诸葛亮率大军乘虚进攻北边的建威(今甘肃西和),郭淮自料兵少难敌,撤军退守祁山一线加强布防。诸葛亮夺得武都、建威两郡后,遂撤兵返回汉中勉县。这次虽然未吃败仗,但是别说夺取凉州,就连战略目标亦未曾窥视,所以自古以来,人们仍然视之为失败。
诸葛亮三次北伐后,魏大将军曹真上表魏明帝说:“鉴于西蜀连续出兵侵犯边境,应该乘机主动讨伐,几路大军齐头并进,可大获全胜。”(见《三国志·曹真传》)曹睿(音)采纳了曹真意见,于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八月,由曹真率兵从长安出发,分兵走子午道和褒斜道南下;由司马懿率兵从西城出发,溯汉江西上,并于南郑(今汉中市)会师;其他几路大军或走褒斜道,或从武威同时进攻。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要夺取汉中盆地,端掉诸葛亮的大本营,并进而夺取益州。这次志在必得的汉中争夺战,却因三十多日的大霖雨冲毁了栈道,魏军只好撤退了。这就是华歆在《止战疏》中总结批评的那一次主动进攻。
建兴九年(公元232年)春,诸葛亮从勉县出发进行第四次北伐,目标依然是凉州,并包围魏军贾嗣、魏平于祁山。由于劳动力极度缺乏,诸葛亮使用了木牛运输粮食与其他的军需物质,而且动员军人抢夺天水一带百姓的小麦以供军用。魏国派遣司马懿统率车骑将军张合(音)、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凉州刺史郭淮等反包围过去。司马懿出师前已掌握了诸葛亮的性格弱点,料定其必然采取的军事方针,指出“ 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割百姓小麦,见《晋书·宣帝纪》),并没有突袭天水和埋伏打援的奇谋,所以指挥大军昼夜兼行压迫过去。诸葛亮不敢利用敌军倍道兼行的疲劳,立足渭水之北发动进攻,而是望见魏军主力压过来之后,立即向南撤兵了。至于诸葛亮大破魏将费曜、郭淮之说,仅《魏晋春秋》有记载,《三国志》、《晋书》都不曾采录。两军在天水以东敛兵依险,未曾有大的战斗,但蜀军的粮食已成了严重问题,当时又值夏秋之交的霖雨天气,在汉中负责运送的李平束手无策中,别出心裁地派参军狐忠、督军成藩赶到前线,假传后主刘禅的口谕令其回军。撤退中被魏军穷追不舍,战死和被俘的蜀军将士数以万计,撤退到甘肃木门道时,设伏射杀了魏车骑将军张合(音)后,才摆脱了司马懿的纠缠。
建兴十二年(公元235年),诸葛亮在准备了三年之后,开始进行第五次北伐,率十万余大军出褒城北上,沿褒斜栈道翻过秦岭,出斜谷(今西汤峪)。遗憾的是,他的战略意图令人难以读明白。按理说,出眉县以后,应立即渡过渭水向东北进军,抢占武功这一战略要地,利用眉县、武功做后方扼控关中西部,利用广袤的渭北高原作战略展开。利用当地的人力物作战略补充,军事上可立即主客易位。魏军则必须为四面堵截而疲于奔命,兵力亦难于集中。可是诸葛亮并没有这一计划,而是屯兵渭河南岸五丈原。考虑到前几次北伐中粮食难以为济的窘迫,一方面在眉县秦岭北麓分兵屯田,一方面以流马从汉中向前线运粮,十万大军龟缩于西汤峪山口的狭小区域,准备同魏军持久作战。
诸葛亮这次的行动计划,又为魏军统帅司马懿料定,正如他给胞弟司马孚信中所说的:“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划中,破之必矣。”(见《晋书·宣帝纪》)翻译成现代文则是:“诸葛亮志向很高远,但是认不清形势,抓不住机会;谋略很多,但是总处在犹豫之中,不能当机立断;虽然穷兵黩武,但是却不懂兵行诡道,没有奇谋……”
既已掌握了诸葛亮心理和性格弱点,司马懿自然要针锋相对地打乱敌方的部署,他没有给蜀军正面留下活动空间,而是渡过渭水,在南边背水结营,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诸葛亮虽做了持久作战的准备,但劳师远征,利在速决,当然不能空耗到师老气堕时被敌人乘虚攻击。见司马懿步步紧逼而又不出战,情迫之中,诸葛亮派使者送去了妇女穿戴的衣物加以羞辱,意欲激怒司马懿出兵交战。对深谋远虑的司马懿来说,这不过是小儿科,绝不会不忍小愤而乱其大谋,而是接过来放到一边,心平气和地问蜀使:“诸葛公起居如何,食可几米?”蜀使答道:“三四升。”接着又问及诸葛亮公务,蜀使回答说:“二十罚以上皆自省览。 ”司马懿则说:“饭少事繁,诸葛孔明其能久乎!”显然,在这场心理战中,诸葛亮又落于下风。诸葛亮在欲战不得、掠地不能中支持了一百多天,终病死于五丈原军中,按其生前安排,长史杨仪率大军回撤汉中。途中虽不曾遭魏军追击,但杨仪与魏延却在汉中北边虎头桥一带发生了血肉纷飞的内讧。
仔细考查诸葛亮五次北伐的全过程,可以发现不少端倪,大致归纳有以下几点。其一,战略目标是凉州。夺取凉州是西蜀夺取益州后已经确定的目标,章武元年刘备成都称帝时,就考虑到马超在陇右的社会基础,加封他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当时的凉州尚为魏国所控制,马超的州牧一职仅是虚衔,要使空衔成为实职,还得马超出力略取,这是刘备刺激马超的策略。当孙权索要荆州时,刘备回答说:需得凉州,当还荆州。后半句虽是推托之辞,但前半句则是真的。
诸葛亮主蜀之后,原定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改变,加封魏延为凉州刺史的目的,略同于马超。第一次和第四次出兵,都是奔天水这一凉州的战略要地而去的。如能在天水一带站稳脚跟,魏国再出兵反抢就十分困难,西蜀军队已占领战略要地,利用陇上复杂的地形反客为主以逸待劳,魏军不仅有长途奔袭的疲劳、输运的艰难,而且需逆渭水仰攻,这在战略战术上都处于不利地位。正因为凉州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魏国始终没有给诸葛亮留得立足的时间。
第二次走陈仓道围攻陈仓,不仅是因为考虑到对方防守薄弱的缘故,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受第一次轻易取得南安、安定、天水三郡成果的鼓舞,所以此次的决心更大了,想一口吞下凉州南半部。一旦拿下了陈仓,就锁住了魏军从关中西上支援天水的咽喉,缺乏支持的天水一线地方守军,就不是蜀军主力的对手。抢夺陈仓不失为上策,但需有源源不断的粮食和兵力支持。而魏军绝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军事要地,即令一时为蜀军夺取,蜀军仍然会处于客位,会受到东西两面的夹击,泱泱魏国有充足的粮食和兵源,且没有远距离输运之虞。所以攻城不下后,诸葛亮不得不放弃这一目标。第三次虽然夺取了武都、建威两郡,也是为夺取天水扫除外围障碍。
这时候,诸葛亮已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之中,他始终忠于刘备夺取凉州的战略目标,却不曾分析形势迥异的变化。刘备夺取益州后,经济上,有荆州六郡和整个益州丰富的物产做支撑;军事上,不仅节节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且并吞了荆州南四郡和益州刘璋的十余万军队,实力充盈,威望徒增;投奔过来的马超在凉州经营多年,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还有巨大的政治影响,支持马超的地方*还很雄厚。在经历了丢失荆州特别是夷陵惨败后,西蜀已元气大伤,一时间很难振作;马超病逝后,在凉州的这面大旗已经倒了,支持马超的潜在*已作鸟兽散。一句话,西蜀已失去了主动出击的所有条件。此时惟一的出路是,对外部依险固守,等待时机;对内部,与民休养生息,培植元气,积蓄力量。然而诸葛亮见不及此,却徒然进行没有胜利可能的北伐。至于今天一些史学家说,诸葛亮自知西蜀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想以主动出击阻止魏国入侵的解释,是毫无依据的猜测,无意中已给诸葛亮做了情人。在当时,魏国视东吴为主要敌人,争夺的重点在江淮一带,并没有入侵西蜀的任何计划与迹象。诸葛亮三次北伐后,召来了曹真、司马懿的一次南伐,也因大霖雨半途而废,此后又没有什么动作了。
其二,策略是蚕食魏国以强大自己。从刘备到诸葛亮当国,都知道西蜀地域狭窄、人口稀少、物资匮乏的弊病。特别是荆州西三郡丧失后,东出三峡掠取中原已不可能;东吴是盟友,荆州西三郡不能再收复也无力收复,否则同盟会再次破裂,会为强大的魏国各个击破。诸葛企图通过夺取魏国边远的地盘以壮大自己。要以小击大、以弱击强,当然不能进行战略决战,更不能鲸吞而只能蚕食。所以不可能从汉中出师向东夺取西城(今安康),以打开夺取南阳进袭中原的通道,只能在魏国西部边陲的凉州下手,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容易夺取。夺取之后,陇上复杂的地形有利于蜀军的固守。
其三,战略目标不同于最终目标。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谈到了北伐的目标,即“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粗看,诸葛亮的五次北伐行动同《出师表》的既定目标大相径庭,其实不然。在这里,他第一句所说的中原,不是实指,而是魏国的代名词。第二句只是表态,没有实质的内容。后边三句,对诸葛亮自己来说,是最终目标,并不是具体的行动方案;对西蜀上下,更像是宣传口号,借以鼓励民心士气,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全力支持他北伐。
其四,出师五丈原目的。关中平原是一个梭形平原,以长安作为中心,东西长约八百里,南北最宽处仅八十里,东西两端很狭窄。五丈原所在的眉县,处长安与陈仓的中间偏西些,南依秦岭,北临渭水。渭水虽称黄河的最大支流,但在这里尚未成为兵家可以利用的障碍,春冬两季呈半干涸状态,即令是夏秋雨涝时,随处都可以架设浮桥或摆船横渡。眉县东西两面都是开阔的平原,无险可守。诸葛亮走褒斜道出师眉县,就把蜀军摆布在十分尴尬的地位,不论向东、西、北任一方出击,都会遭到魏国主力的三面夹击。而一旦斜谷丢失,退回汉中的后路就被截断,蜀军以小击大、以弱击强的军事劣势在这里更暴露无遗!
如果说这次出兵的时候,诸葛亮走褒斜栈道的战略意图还含混不清的话,那么,在与司马懿对峙的百余日之中,诸葛亮个人的心思就逐渐明晰起来。在求战不得、掠地不能的状况下,再坚持下去,作客的蜀军会被拖垮,这是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能看清的,但是诸葛亮就是不撤!那么他在等什么?战争中,对损折大将都十分忌讳,主帅死亡则更甚,常会因此导致全军覆没。诸葛亮是积劳成病,病势渐次加重为不治,而他又粗通中医,虽说医不自治,但把一下脉搏就可知病情程度,并可以预知来日的多寡。在病势日渐沉重后依然不下令撤军,他又是在等什么?诸葛亮深知副帅魏延与自己的战略目标迥然不同,乘自己一命尚悬时回军,魏延还能够听命服从;自己一作古,他人都无法制约,而由魏延来统率蜀军,会造成难以估计的失败。但即令如此,诸葛亮还是不撤,他又是在等什么?
答案已经出来了:他在等死!
中国人有“事不过三”的古训,然而诸葛亮不肯认输,在三次北伐失败后,又固执地追加了一次,遗憾地又失败了。四次北伐的失利,已把诸葛亮推到了十分难堪的境地。而且,蜀国的力量已消耗殆尽,自己生命也悬于一线,第五次北伐已失去了战略目标,再要进行第六、第七次北伐,在公在私都没有了任何可能。失败的责任得由自己来承担,祁山败将、常败将军等恶谥将与自己的姓名伴随始终并著之青史,满面蒙羞的西蜀丞相已无颜见益州父老!惟一的出路,是以鞠躬尽瘁四字来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在中国人眼中,道德的典范永远高于才具的不足,以身殉国是最为理想的结局。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时,五丈原还储存了大批粮食,这说明诸葛亮为等死准备得十分充足;如不死,他还会无休止地坚持下去。这就是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的价值取舍。当他为“出山”而制定《隆中对》时候,无视全国民众渴望和平的愿望,无视全国即将统一的趋势,以十分自我的价值取舍,勾划了分裂华夏的兰图,促成了孙、刘两个军事集团的勾结,并通过赤壁大战,使整个民族陷入了七十二年内战的灾难之中。而在生命终结时,竟不顾十万大军的前途命运,他们父母妻小的感受,再次犯下了十分自我的错误。从自我开始又以自我结束的历史,有哪点值得后如此这般地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