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竟是一场骗局?

北宋曾经有两个宰相,一个叫司马光,一个叫王安石。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

司马光打小就很聪明,幼年时同伴不慎掉进水缸,眼看要淹死,司马光人小体弱,无力把他救出来,情急之下,搬块石头将缸砸破,水流了出来,同伴于是得救。“司马光砸缸”,成了流传千古的美谈。他性情温和,待人宽厚,及至做了宰相,也理循旧法,秉承祖制,主张“无为而治”,言辞有度,服饰得体,乃谦谦君子。

王安石从小书读得很好,“名传里巷”,他老成持重,年纪轻轻就不苟言笑。少年得志,官运亨通。执掌朝廷大权,“严己律属”。除了不爱洗澡,穿衣服相当不讲究外,经常头发蓬乱就上朝觐见天子,号令文武。按当时的标准,他基本上算是神经病。然而皇帝很欣赏他,尽管王安石是典型的“脏乱差”,依然“皇恩殊厚”,成为当朝宰相,锐意改革,推行“一条鞭”法,想方设法为大宋收税,充盈国库。

王安石的改革运动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三司制置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熙宁三年(1070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

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也称赞“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人言不足恤”并不是由王安石等变法派人士提出来的,而是反对派对变法派的污蔑之词,原文类似的有三句“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王安石听到这句话之后深觉其符合自己的变法主旨,遂大加宣扬。)

司马光为什么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他“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他的志向在于编修史书,而非政治。

司马光22岁的时候中了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途。但时间不长,他的父母便先后去世,他只得辞去官职,回家守丧。在守丧的几年时间里,他充分了解了下层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读了许多史书,对其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认真总结和评论,为以后编着《资治通鉴》奠定了坚实基础。治平元年(1064年),他还修成了《历年图》一书,献给英宗皇帝,这实际上就是《资治通鉴》的雏形。两年后,他又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爱好历史的宋英宗,深受皇帝赞赏。可见,司马光虽然从政。但他的主要精力在于着书立说,而不在于政治。但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要完成历史方面的鸿篇巨制,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司马光一直在等待着这样的机会。

公元1076年,英宗皇帝驾崩,19岁的太子赵顼继位,即宋神宗。神宗皇帝把在江宁担任知府的王安石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成为皇帝身边的大臣。从此,王安石与同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关系日益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谈论时政。在闲谈之中,二人也有过一些争执,但最终都是一笑了之。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友好的,虽然在政见上有分歧,有争执,但对于二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并不放在心上。特别是对于司马光来说,他与王安石在政见上的不同,也只是争执一下而已,绝不会因此而成为政敌,因为司马光对政治是不怎么感冒的。

这年冬天,神宗皇帝率文武大臣到南部祭天。按照祖制,皇帝祭天完毕,要遍赐金帛,但由于宋朝连年发生自然灾害,致使国库空虚,宰相曾公亮等人就建议免除赐金帛之举。司马光和王安石当时都在场,司马光十分赞成宰相的意见,他说:“救灾节用,应从主上和朝中贵官近臣做起。”王安石听了却说:“现在国家财力不足,并非奢靡而起,而是不善理财之故。”司马光在平时与王安石的闲谈中,就知道他有变法图强的志向,别人不知道他的话中之意,而司马光心中是非常清楚的。

司马光在精研史书的过程中发现。历朝变法,几乎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离他们最近的本朝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没施行几天便夭折了。所以他更加反对王安石变法,怕王安石重蹈覆辙,身败名裂。此时,耿直的司马光见王安石当面驳斥自己,便与王安石争执起来。这次争执与平时的争执并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这次争执是在皇帝面前而已。神宗皇帝见状,觉得很不像话,就制止了他们的争执。

王安石在与司马光发生争执不久,就向神宗皇帝递上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他在札子中指出:北宋王朝代代墨守陈规。不思新变,流弊十分严重。而农民之所以“坏于差役”,皆因“其于理财,大抵无法”。年轻的神宗皇帝也看到国家财政空虚,政治腐败,军事力量不堪一击,早就想振作一番。以扭转国家的形势。他看到王安石的札子后,简直欣喜若狂,立即召见王安石,商讨变法之事。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侃侃而谈。很合神宗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