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战败剖腹前为什么要首先烧毁掉军旗？
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在其所著《诺门罕》一书中写道：“听说第64联队等被歼后，关东军和第6军最担心的不是山县武光联队长等人死没死、怎么死的，他们最担心的是军旗是不是完全烧掉、有没有落入敌手。”
这的确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日军视军旗比生命更珍贵。从日军所经历的战争我们不难发现，不管遭遇怎样的败仗，日军在剖腹前必先烧掉军旗。
军旗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最高物化形式
日本军旗，系明治三年(1870年)以“太政官布告”的最高法令形式发布定制，称作“陆军御国旗”。它是从*旗——太阳旗演化出来的，有16道血红的光芒线，又被称为“旭日旗”。且陆军军旗三个边饰有紫色流苏，木制烤漆旗杆顶部，有一个三面体的镀金大旗冠，三面均为日本天皇家族的16瓣菊花纹浮雕族徽图案。据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自1874年1月23日，日本明治天皇对近卫步兵第1、第2联队亲授军旗为肇始，此后凡日军新编成之步兵及骑兵联队，必由天皇亲授军旗，以为部队团结之核心，将士对军旗之精神，举世无比。”
日军之所以重视军旗，因为它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最高物化形式。军旗为天皇亲授，仅为建制步兵联队和骑兵联队才拥有，所以也称为联队旗。按日本陆军的规定，军旗在则编制在，军旗丢则编制裁。所以军旗在日军是一个不得了的要紧东西，要挑选联队一名最优秀的少尉军官担任旗手，专门设一个军旗护卫中队来保护它。松山日军仅有建制不完整的千余人，因为军旗留在此地，仍指定了一个军旗护卫小队。
世间仅存一面日本军旗
正因为军旗对日军如此重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部队都渴望缴获到日本军旗，但是都未能如愿。因为日军战斗条令规定，当判断战局有全军覆没危险时，应奉烧军旗。而不管遭遇怎样的败仗，日军都有烧掉军旗而后自杀的时间。
据资料，二战期间，作为日本陆军象征的共444面军旗，均在太平洋战场烧毁、随运兵船在海上沉没或是在战败后举行的“军旗奉烧”仪式中毁灭，目前仅在东京靖国神社“游就馆”保存着一面步兵第321联队军旗，是联队长后藤四郎中佐通过一个叫做“神道天行居”的右翼宗教组织隐匿保存下来的，这也是世间仅存的一面日本军旗。
反攻诺门罕，只因军旗下落不明。
1939年夏，在当时的伪“满洲国”和蒙古国边境，爆发了苏日诺门罕之战。从8月20日苏军发起进攻到30日停火，10天时间内，关东军阵亡了1.8万人，日本陆军遭遇到了自成军以来最惨重的败仗。但在此情况下，日军仍在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对苏攻击。
对此，原关东军老兵、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在其所著《诺门罕》一书中有解释：“听说第64联队等被歼后，关东军和第6军最担心的不是山县武光联队长等人死没死、怎么死的，他们最担心的是军旗是不是完全烧掉、有没有落入敌手。关东军在这之后又调集了第2师团、第4师团和其他直属部队，企图来一个大反攻，军旗下落不明就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军旗成了他们的一大心病。 ”
9月24日，日军终于在747高地发现了第64联队山县武光、独立野炮第13联队伊势高秀两个联队长的尸体，还发现了尚未完全烧毁的第64联队的军旗，从旗手的衣袋里还发现了军旗的菊花御纹旗冠。这一发现，使第6军和关东军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中国战场两烧军旗
在八年抗战中，日军在松山和腾冲的两次战役中烧掉了两面军旗，分别属于第113联队和第148联队。
松山战役失败后，日军拉孟守备队在松山苦苦地垂死挣扎，其直接长官第113联队联队长松井秀治不但无力救援，反倒多次发电报要求在危机关头烧掉军旗;金光惠次郎和真锅邦人于焦头烂额之际，也将这件事作为头等大事，多次复电汇报处理情况。日军第113联队在松山烧毁了军旗，有天皇菊花纹族徽的金属旗冠被深埋在了阵地上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
据资料，战后，远征军曾带着日俘里美荣来松山寻找被埋的旗冠，而那些幸存的日本老兵一次次来到这里寻找阵亡者的遗骨和军旗旗冠可能埋的地方，但均未如愿。
据远征军预备第2师第6团团长方诚回忆，第20集团军围攻腾冲时，总部也曾奖励官兵虏获日军第148联队军旗，克复后又悬赏征求，均未得。后来经审讯日军战俘得知，守城的第148联队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被炸死后，联队旗于9月11日由继任守备队长太田正人大尉下令，由联队副官桑弘大尉烧毁。
重视军旗被认为是日本军统教育的结果
诺门罕战役的幸存者、原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卫生队军医军曹松本草平在其《茫茫的旷野：诺门罕》一书中这样写道：“军旗只是一面旗帜，充其量是一个部队的象征，可是整个日本军队都把军旗看得很重，比部队的一切都高贵。要是说起原因来，还要说是日本军统教育的结果。”
“记得在我幼年时代，只要一有陆军的军事演习，母亲总是背着我，跟在邻居的后面一起去观看，去参加欢迎式，从不敢怠慢。当明晃晃的刺刀般随着用黑布包着的军旗从眼前走过的时候，母亲和邻居们都一齐下跪叩拜，流着眼泪目送军旗走过。直到今天，每当我看到军旗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地把头往下低，这恐怕也是被那个时代熏陶的结果。那个时候军国主义的调子吹得正响，我们这些人就是在那种环境里被驯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