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抗日神剧 明朝时期的朱元璋的“通倭罪”
朱元璋在处理胡党案时，发明了一项史无前例的罪名。
这起史无前例的罪名叫什么呢？
通倭罪。
倭是古代中国对日本的简称，不是蔑称，古代日本也是接受这个封号的，只是到了中世纪以后，才改称日本。按照朱元璋后来的侦破结果，胡惟庸不仅成了中国最后一个丞相，而且还创造一项中国历史纪录——勾结日本的第一个中国国字号汉奸。在胡惟庸之前，中国还从未出现与日本有染的乱臣贼党。
那么，话说后来，这个朱元璋发现的日本是谁派来的？胡惟庸是怎么勾搭上日本人的呢？具体说来又牵出一大案：林贤案。
林贤是谁？明史没有这个人的列传，只说他是朱元璋任命的明州卫指挥史。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是明中国东海门户。拿今天话来说，林贤身份相当于中国东海舰队司令。
明朝对林贤案的官方描述，是一个很诡异的“谍战”故事——
这位林指挥史是个好大喜功的人。早在进京述职时，胡惟庸就吃定了他，准备将他发展为自己死党。如何利用这个好大喜功的家伙为自己所用？有一次，胡惟庸给林贤设了个套，告诉他有一对日本商贡船要经过他的防地，让当做倭寇船打击，出动官船去火烧一气，然后，向朝廷报告“抗倭大捷”。结果，一心想邀功求赏的林贤如是这般做了，不料胡惟庸背后捅刀子，向朱元璋揭发这起“火烧战船”的游戏，结果林贤遭到重罚。处罚的方式比较诡异——撤了职，没有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而是发配日本。而更诡异的是，过了三年，胡惟庸派人去日本，暗自将林指挥召回，威胁加利诱，使林贤别无选择，成了胡党一员。胡惟庸与林贤共商大计，主要思路是借兵日本，里应外合，阴谋颠覆洪武政权。于是，林贤领命，回到日本开始准备。
随后，这起谍战剧除了胡惟庸和林贤外，出现第三个关键人物，那就是日本高僧如瑶藏主，这个人明为高僧，实际上是高级刺客。朱元璋发现的，那个往来胡家大院的人，就是如瑶藏主使者。
在巨大的物质利诱下，这个如瑶藏主与林贤一拍即合。杀手嘛，出个好价钱就干。两人筹划配合胡惟庸变天的一条毒计：带四百日本武士，扮成僧人模样朝贡大明，向朱元璋进献巨烛，也就是大蜡烛，里边藏着兵器暗器，伺机暗杀朱元璋。我们知道，日本武士搞暗杀可谓天下第一，他们一不怕死，二拥有对主人的绝对忠诚。如果这伙人真靠近朱元璋，洪武大帝还真凶多吉少。
但是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没等胡惟庸和日本人动手，朱元璋先下手了。
胡惟庸的马仔、御史中丞涂节反水，告发胡惟庸有谋反计划。随后，有个叫云奇的内史火线告御状，发现胡惟庸酝酿的一起“重大政变”，史称“云奇告变”。说他在经过胡惟庸家门口时，发现墙道里藏着士兵，宅院旌旗招展，刀枪林立，这是意图兵变迹象。朱元璋闻讯迅速采取行动，抓捕胡惟庸及其党羽。胡惟庸顷刻倒台。
朱元璋拿下胡惟庸后，宣布立案侦查。随后，他用了大量时间，来对付日本人的刺杀行动。而不知道日本人那边，是情报工作不利，还是明朝对日本*了消息，总之胡惟庸出事后，林贤伙同日本如瑶藏主带四百武士，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如约入境了。早已识破此计的朱元璋，将计就计，设个反埋伏，来个请君入瓮，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个假朝贡真行刺最后没有成功。四百日本精兵全被朱元璋发配到云南边疆，当边民去了。
这起暗杀事件自始至终没有胡惟庸身影，但却成为胡惟庸里通外国的铁证。破获此案的朱元璋很兴奋，将林贤案视为胡党案重大突破，排在胡党案第九系列。列入亲自牵头编写的“反面教材”《大诰三编》，但细心的人们发现，此案有很多可疑之处，我归纳为三大疑点：其一，当时日本并非明朝藩属国，何以成为接受明朝官员流放地？其二，明初日本内战不绝，自己国家尚未统一，有何实力去颠覆他国？其三，时间对不上号。明史记载，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事发，洪武十九年，“林贤狱成”，而日本史料记载，洪武十六年，如瑶藏主入贡大明。也就是说，这三件事，每个相隔三年，那三个人，谁也不挨谁。不能排除，朱元璋在定胡惟庸通倭奇罪时，发挥了丰富想象力，愣是把三个故事整合成了一个故事。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干呢？非要把胡惟庸和日本人连在一起呢？
我试着挖掘了一下这段历史， 从一段洪武大帝的抗日神剧中找到了答案。
纵览中国历史，凡是建立中原王朝皇帝，登基后经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总有外敌与中原王朝并存。这些外敌大多从陆地而来——大多为与中原接壤的草原游牧部落。作为大明开国皇帝的朱元璋，也遇到了同样问题，但情况有些不同——一部分外敌从海上而来。其中，来自日本的“倭寇”骚扰最早最频繁。
这些日本倭寇，战斗力极强，凭着十几条船只，在中国东南沿海如入无人之境。必须指出的是，元末明初时的所谓“倭寇”，与后来大举进攻中国的“日寇”不同，不是*正规军，而是日本*也管不了的浪人海匪。就像21世纪的索马里海盗，索马里*也奈他不得。
那么，这些倭寇在中国沿海干了什么？为什么战斗力那么强？官兵打不过他们？明朝著名白话小说三言二拍中，有一篇《杨八老越国奇逢》，道出了实情：
这帮倭寇，为首的是日本浪人，而还有一部分从众，竟然是中国人。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些日本浪人武士，到中国沿海，主要干两件事，一是抢东西，二是还抢人。对抢来的中国人，他们分三种处理方式，老弱病残，一概杀死，年轻妇女，奸淫掳掠；强壮青年，胁迫入伙。每抓到一个中国青壮年，就不由分说，剃头抹油，打扮成和他们一样模样。每遇战事，就让这帮假鬼子打头阵。而中国官府有这样规定，官军只要砍掉一颗倭寇人头，就可以拎着领赏。所以平常这帮官兵，看着百姓光头，为邀功请赏都没准砍下来；何况在战场，哪管你是日军伪军。所以那些被剃了头的中国壮丁，知道没好，一旦到了战场，就干脆一往无前，非常卖命，敢死队一样。而那些真倭寇，就像后来日军一样，只等伪军打头阵，随后杀出。如此，就令官军难以招架，所以屡战屡败。
倭寇之乱从元闹到明，在大明初期愈加厉害。碍于日本海盗越闹越凶，明太祖朱元璋登大宝之初，就马上做了一件事，派使臣向日本下国书。主要向日本表达两层意思：一希望他们来朝拜新中华之主。二是责令他们配合大明围剿扰明倭寇。
但是，使臣到达日本后，令朱元璋惊呆的事发生了。
日本不仅没来朝贡，而且还砍了使者的脑袋。这是怎么回事呢？
史料显示，日本时值南北朝时期，南强北弱，南朝的实际统治者叫怀良亲王，所谓亲王，不是皇帝的儿子就是皇帝的兄弟，是仅次于皇帝一等王爵。据说这位怀良亲王是后醍醐天皇之子，作风强硬，他斩杀大明使者，明摆着是向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示强。
那么，小小日本，为何敢对大明示强？想当年，汉唐时代中国使者去日本，日本王室都是高接远迎，为何此时对明朝翻脸？怀良杀明朝使者底气从何而来？
日本王室对中国的态度转变，说起来，与两场历史巨变有关。
其一，两宋灭亡；其二，日本抗元。两宋灭亡前，中国是日本的榜样。日本对汉唐文明顶礼膜拜，对宋文化也是崇拜有加，蒙古灭宋，开启了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先河。宋亡后，华夏的正统形象在日本人心目中破灭。不少日本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即所谓“崖山之后，已无华夏”。对于那时中国，日本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榜样破灭的遗憾，另外还有此消彼长的心理变化。忽必烈灭宋后，驱战船直取日本。借助“神风”——其实也就是台风，日本两次打败蒙元远征军。通过抗元，日本信心和野心大涨——蒙古灭宋，却不能灭日。中国不过如此，我们有朝一日也可以征服他。虽然百年之后，朱元璋率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在野心暴涨的日本人眼里，已经失去了正统地位，他们不拜元，也不拜明。
所以，怀良才敢于斩杀大明使者，他一不认大明为中华正统，二是通过朱元璋示强树立国内权威，他料定明军不敢来打日本，忽必烈办不到的事，朱元璋也未必能办得到。果然，朱元璋没有让怀良感到失算和后悔。
很多爱好历史的观众都知道，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对日本恨之入骨的皇帝之一。朱元璋为什么恨日本？上边这个故事已经交代清楚了，倭寇骚扰，使者被杀，日本朝野都不买他的账。但是，朱元璋终其一生，却没有跟日本开一仗。即便使臣被杀，也没有对日本兴师问罪，这又是为什么？
这可以从后来朱元璋留给子孙的铁券丹书中寻找答案。
朱元璋临终前，曾留给后代子孙一本铁券丹书，明确将十五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其中，日本赫然在列。其余十四个国家都是谁呢？
“朝鲜、大小琉球、安南、占城、真腊、暹（xian）罗、苏门答腊、瓜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尼、西洋顼(xu)理”。这十五个国家都是什么“成分”？可以今日名称比照。“琉球”就是现在的日本冲绳，“安南”就是越南，“真腊”就是柬埔寨，“暹（xian）罗”就是泰国，“渤尼”就是文莱，“苏门答腊”“瓜哇”属今日印尼，“西洋顼(xu)理”有说印度，“占城、三佛齐、白花、湓亨”这些古国已经没有了，成为中南半岛、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和印尼群岛一部分。
由此，可一现端倪。这十五个国家有个共同特点，均与海相邻——不是岛国，就是半岛国，均可称得上是海洋国。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朱元璋是个“中国式皇帝”，没有“走向深蓝”之志。对于海战，他既无欲望，也无信心。他给子孙留下的，其实就是“不打海洋国”的铁誓盟约。中国天子只要管好中国事、统治好中国百姓就行了，对夷狄之国，尤其是隔海岛国，力避“劳师远征”。大明战船，是向世界炫耀财宝的，不是炫耀武力的。
今天我们可以说，朱元璋奉行的和平外交初衷是好的，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你不打人家人家就不打你。明初时的日本王室，根本不接受朱元璋释放的善意。他们不仅不朝贡、杀大明使臣，甚至纵容倭寇，对大明沿海主动发起更猛烈的冲击。打又打不得，不打又不消停。怎么办？洪武皇帝情急之下，想出了一个“抗日绝招”——令人做了一把仿日折扇，命名为“倭扇”，在扇面上，他提写了一首荡气回肠的“反日诗”，名唤《倭扇行》：
沧溟之中有奇甸，人风俗礼奇尚扇，
卷舒非矩亦非规，列阵健儿首投献。
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
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
浮辞尝云弁服多，捕贼观来王无辩。
王无辩，折裤笼松诚难验。
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
今知一挥掌握中，异日倭奴必此变。
这首荡气回肠的“反日诗”可以在《明太祖集》中查到，是朱元璋的得意大作。你别看朱元璋文盲出身，但经过自学，还成了一个挺不错的诗人。在这首诗中，朱元璋明确将日本定性为“国王无道民为贼”小丑国，发出对日本挑战大明的鄙视，同时，他也料到日本日后一定会成为中国一大外患。但却没有为本国、为子孙拿出具体的对应之策，只是表示要把日本像折扇一样，“一挥掌握中”。
如此这般，把倭扇带在身上天天握在手上，就等于天天“把玩日本”，日日“抗倭大捷”了吧。朱元璋此举，真是够绝，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新境界，不废一刀一枪、一兵一卒，就取得了抗日胜利——至少是精神及意念上的完胜。
故事讲到这里，观众就不难理解朱元璋制造胡惟庸通倭罪的初衷了。所谓通倭罪，实乃一石二鸟之计。朱元璋一看日本烦得慌，二看胡惟庸不解气，所以借题发挥，罗织了“如瑶藏主、林贤、胡惟庸”这个“通倭”的“证据链”。胡惟庸被云奇告发时，据称宅院里旌旗招展。而区区一宅之地，能有多少兵力？可能朱元璋觉得这样定个兵变也不好意思，所以在追加通倭罪时，特意给胡惟庸加上了“四百日本精兵”，从而将本国奸相和敌国贼寇一勺烩，取得了英明皇帝及其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
当然，我的这个推断，也属于一家之言，我姑妄说之，大家姑妄言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