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国玺之谜 国民*的国玺现在在哪里？

国玺是封建王朝的帝王在国家大典、重大政事及交换国书时使用的印章，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中华民国是结束两千多年帝制后诞生的国家，有没有国玺？如果有国玺，那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1927年4月17日，中国**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参加者有蒋介石、柏文蔚、吴敬恒、张人杰、甘乃光、陈果夫、胡汉民、李煜瀛、蔡元培等，会议议决于4月18日成立南京国民*;将原来广州国民*的“国民*之印”改为“中华民国国民*印”。

4月18日上午9时，国民*委员蒋介石、柏文蔚、吴敬恒、张人杰、甘乃光、陈果夫、胡汉民、李煜瀛、蔡元培等在南京丁家桥前江苏省议会举行国民*定都典礼。由于南京国民*成立仓促，其时没有国玺，只镌刻了一方“中华民国国民*印”，由监察委员蔡元培代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受印。

1928年8月，*二届五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国民*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登上中国最高权力宝座的蒋介石，却存有帝王专制之野心，急需要一颗新的国玺来替换“中华民国国民*印”。在他的授意下，11月2日，国民*国务会议议决：“制玉质国玺，文曰‘中华民国之玺’。”后来又规定了国玺的尺寸、形状。由于一时缺乏荆山之玉，只好留待日后。

北伐胜利后，为防止诸侯坐大，蒋介石要控制、缩小各集团军的力量，1929年3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矛盾激化，蒋桂战争一触即发。时任广东省*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李济深以鲁仲连自任，出面调停蒋桂之间的矛盾，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他向蒋介石荐言，不要派遣*军进入湖南，防止战争爆发。蒋介石装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模样，表示：“请任潮兄(李济深字)转告李宗仁、白崇禧，蒋某决不向湖南派兵。”李济深满心欢喜，电告李、白停止军事行动，说蒋介石已经同意“和平解决湘事”。

熟料，*军突然开进了湖南。李宗仁、白祟禧感到被李济深欺骗了，进行电责。李济深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行为也十分气愤，为了表示自己是与广西保持一致的，他电告李、白：“如蒋军继续入湘追击，可予迎头痛击。”

此电还未发出，便被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所截获。李济深成了阶下囚，被蒋介石*于南京郊区的汤山，罪状为“主使部队抗命称兵，分头发难，谋叛党国。”**也做出了永远开除李济深党籍，褫夺一切职务的决定。春夜独思，李济深发出“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的感叹。

顺带说一下，根据国民*印信条例规定：*别的将军印，即蒋介石，为特级上将，将军印为8.8×8.8厘米;上将印为7.5×7.5厘米;中将印为6.7×6.7厘米;少将印为6.5×6.5厘米。李济深做过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如果他有“将军印”，丢掉的应该是7.5×7.5厘米规格的一种。

蒋桂战争爆发后，李宗仁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第四集团军很快瓦解。此时，粤系将领、李济深部下陈济棠正滞留沪上，李济深被*后，陈济棠公开支持蒋介石，蒋介石遂委陈济棠为广东特派员，将两广大权交给陈，令其“随即返粤，不必入京”。

陈济棠受宠若惊，回到广东发表通电，就任*编遣特派员职务，他命令桂军立即离粤，并计划三个月内将两广军队整顿完毕。

陈济棠此举加剧了粤桂间的矛盾，不久，李宗仁发兵沿西江而下，进攻广东。陈济棠投靠蒋介石，接任第八路总指挥，调遣蒋光鼐、蔡廷锴部迎击桂军，大获全胜，桂系残部由李明瑞收编。

陈济棠在广东立住脚后，又以李明瑞“赤化广西”为借口，就势夺取了广西的地盘。陈济棠从一位粤军师长一跃而成为“南天王”，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但不知道怎样回报蒋介石，于是他专门咨询了古应芬。

古应芬字勷勤，广东番禺人，同盟会元老，曾任孙中山广州大本营秘书长、大本营财政部长、广州国民*财政部长等职。南京国民*成立后，古应芬任财政部长，后任文官长。古应芬告诉陈济棠：蒋介石亟须一颗国玺，但没有合适的印材。

陈济棠立即派人去缅甸，踏破铁鞋，终于寻到一块上好的青翠玉石，以9500元大洋的高价将其购回，并托古应芬带到南京，献给蒋介石。

蒋介石请玉石专家鉴定，果然是块稀世珍宝，决定以此制成国玺，遂将这块缅甸玉石交给印铸局局长周仲良，让其负责刻玺工程。

周仲良专门组织了一套人马，自己亲自督制。技正施展华(别号子肩)担任设计绘图，唐源邺(别号醉石)、刘云逵(别号心僧)任监工助理，技正王褆负责监工并篆文，玉匠陈世科、陈燮之父子担任篆刻工作。

这里要专门介绍一下王褆其人。王褆(1878-1960 )初名寿褀，字季维、福盫、屈瓠，别署罗刹江民，晚年自号持默老人。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西泠印社的创办者之一。凡钟鼎、籀书、隶书、楷书无所不精，尤通晓治印。他喜欢收集印章，自噱为“印佣”。民国初年曾在北京*印铸局任技正，袁世凯的“中华民国之玺”，六个篆字就出自他的手笔。

此次王褆使出浑身本领，书写了“中华民国之玺”几个字，与北京*的玉玺篆字风格有异，更见功力。

刻玺工程从1929年7月1日开始，到10月9日国庆前一日琢刻完竣，成为向双十节献的一份大礼。

南京国民*的这枚国玺，比北京民国*的国玺略有扩大，为13厘米，更显厚实庄重。印铸局局长周仲良特意为此事题识如下：

国民*于上年十一月二日第五次国务会议决议，制中华民国之玺一方。续于第八次国务会议核定玺文及尺度。惟以相当玉材难得，久未能制。今年夏，适陈济案同志捐送缅甸翠玉为制玺用，托古文官长赉京。经第三十一次国务会议议决，复经第三十二次国务会议核定玺钮图式，遂于七月一日开始琢制，国庆前一日告成。重九十二两七钱，台高九公分，二面方十三公分。二玺妞为四环柱，分列虞书十二章，取中华民族文明达于四表意。钮顶中端为党徽，示党高于一切之意……

中华民国十八年国庆日周仲良谨识

1929年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国民*明令，于国庆日启用国玺。

后来，考试院院长看了周仲良的题识，认为该文中有不确之处，特地予以更正。文曰：

监制国玺者为印铸局局长周君仲良，其所记经过及度量数字均正确无误。帷诠释钮顶文之青天白日谓之党徽，又云意在党权高于一切，实为随俗之误会。我国父定青天白日为国徽，其意义之广大深远已自明显。三*义即青天白日之用，天心人意皆以青天白日为大中至正之体，而诚正修齐治平之工夫，亦无不以青天白日为楷模。余追随国父者有年，国府议定玺案余亦在席，因略志之以告后贤。

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陈济棠与蒋介石翻脸，起兵反蒋。他否认自己献玉的媚蒋之举，辩解说献玉是“表示余拥护国民*及*党部如玉之纯粹坚决，爱国爱党意志如玉之坚贞之意”。(《陈济棠自传稿》)

1949年4月1日，南京国民*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率领和谈代表飞抵北平，与*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4日，朱蕴山、刘仲容从北平飞回南京，带来了民革*主席李济深一个重要口信：只要李宗仁把总统大印和国玺带在身边，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签订和平协议，并凭此可做*人民*副主席。李宗仁听后默不作声。

4月23日，李宗仁带着中华民国之玺和总统大印逃离南京，辗转去了广州。不久，李宗仁去美国养疴，蒋介石趁乱恢复总统制，那颗“中华民国之玺”最终被蒋介石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