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让明朝两线作战的邓茂七是英雄还是逆贼?

邓茂七,很多人提起这个名字会感到很陌生,但是在福建一带,邓茂七的名头却很大,他的历史形象在官府和民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明末阮大铖的戏曲《荡贼录》,即以镇压这场起义为素材,讴歌了明军浴血奋战镇压逆贼的“光荣事迹”。清朝历史学家徐元文更把邓茂七与刘通,李自成并称为明朝“三大贼首”。

《罪惟录》说这场起义“波及东南数省,荼毒生灵百万,国之衰运,自此而始。”直接把明王朝走向衰败的“罪过”安在邓茂七头上。但在福建当地,邓茂七却始终享有极高声誉,闽戏里有不少以他为主人公的“英雄戏”,多是勇冠三军,为民做主的“救星”形象。至于到了近代,对于这个人的评价就是“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至于这次起义的经过,背后的故事旧很少有人去追查。

明英宗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说他传奇,是因为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当了两次皇帝的人,也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有两个年号的皇帝,而且还在土木堡之败后当了蒙古人的俘虏,还能活着回来,明朝的第一次全民总动员“北京保卫战”也是因他而起,而发生在距离明英宗土木之败前一年的这次邓茂七起义,着实让明朝*头疼了一把,这次爆发于福建沙县的起义历时两年,起义军占领了二十多座县城,史载“控制八闽,三省震动”,明朝屡战屡败,在面临北方土木堡之败的情况下,还陷入了南北两线作战的尴尬,所以明朝朝廷提起来这次起义就恨的咬牙切齿,其评价自然好不到哪去。

邓茂七就是明英宗正统年间人氏,江西人,世代都是农民,可是随着明朝土地兼并状况的日益严重,邓茂七家的地也被人勾结官府霸占了,邓茂七一怒之下杀死了地主,逃亡福建,以替人耕种为生,成了不折不扣的“黑户佃农。”

明朝的土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成为明朝覆亡的一大原因,明朝的土地政策从朱元璋时代就没能彻底解决,朱元璋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男耕女织,和谐美满的理想化农业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朱元璋设立严刑峻法,规定农民不得无故离乡,离乡二百里即需要有当地官府的“路引”。但是百年之后的正统年间,土地兼并之风越演越烈,随着赋税的加重和贫富分化,富有的地主开始大规模兼并自耕农的土地,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勾结官府之类的龌龊事,失地的农民不得不大规模逃离家乡讨生活,向当时地少的福建等地大规模迁徙,形成所谓的“流民”,邓茂七从本质上来说,也是流民大军中的一员。

这些流民没有合法的身份和户籍,只能靠给当地的大户做佃农为生,而当地的豪门大户似乎也很乐意招募这些无合法身份的流民,因为他们可以收取更高的地租和其他摊派,沉重的负担使很多的佃户生活贫困,一些豪门大户甚至私设公堂,对佃户进行拷打和审讯,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和明英宗所信任的太监王振的上台,福建一带买官卖官成了公开的秘密,几乎所有的官职都明码标价,在天高皇帝远的福建,“买官”的竟占三分之二。这些人“投资”的人为“盈利”,到任后当然大肆搜刮地方,巧立名目加派苛捐杂税,不但大量的负担转嫁到像邓茂七这样的“黑户”身上,连当地“合法户口”的城乡百姓也同样受害颇深。

而邓茂七起义的另外一个原因,不得不提到乡集,乡集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乡村集市,而是更类似于黑市的乡村市场。明初实行严厉的商贸专营(又是朱元璋的事),对商品实现专卖,但“流民”们赋役沉重,为生计所迫,时常偷运物品,与当地商户交易,而商户们也乐意与这些黑户流民交易物品降低成本,毕竟大明的国企效率太低了。在资本主义萌芽初兴和海外贸易便利的福建,这些设在州县“三不管”地带的乡集,维持着福建商业的正常运行,由于乡集的不合法,这些*明令禁止的“黑市”就由“集头(即黑帮*)”把持,参与交易的商家和流民都缴纳费用作为“保护费”,各个集头之间经常发生火并,成为一个危害社会安定的危险导火索。

邓茂七因为有一身武艺,所以很快的就做了江西籍流民的头领,并且在一次火并中杀死了集头并取而代之,他处事坦荡,设立了明确的乡集交易规则和应该缴纳的保护费的数目,减轻了流民和商户的负担,深得当地人的信任,因此很快就控制了全福建的乡集运作,这个福建农家的孩子,终于成为威震八闽的江湖大佬,甚至连商户遇到官府勒索也请他出面调停。但好景不长,邓茂七和官府的冲突终于爆发了。

邓茂七因为联合当地的商户抗税,得罪了花八千两银子买官的福建布政使林新,林新一怒之下下令将福建的乡集全部取缔,并开始“打黑”,邓茂七无奈只好逃往福建沙县,其手下被官府打击,伤亡惨重,残余的也是流落四方。

邓茂七到达沙县后,受到当地大户的邀请训练民团,这些民团多是由当地大户招募流民组成的,主要是防海盗和其他盗贼,邓茂七就在发展民团中壮大自己的*,终于再一次由于替流民说话,要求大户减免赋税和其他摊派而与当地大户翻脸。

在一次邓茂七下令流民们拒向“大户”缴纳“冬牲”(过冬用品)后,当地大户联名将邓茂七告到了官府,罪名是“谋反”,此举一下捅了马蜂窝,邓茂七的民团训练有素,竟把前来捉拿他的“官军”打的落花流水。长久压抑的“民怨”彻底爆发,当地流民纷纷拿起武器,协助邓茂七追缴官军,仅用一日即攻占县衙,沙县县令,同是“买官”来的吴涛逃跑不及,被逮后当场斩首。

邓茂七起义的消息传至京城后,明王朝举朝震动,但把持朝政的太监王振却认为此人不足虑,力主由福建当地自行征剿,但“贼”越剿越大,很多当地流民和矿工也纷纷拿起武器响应,起义军纪律严明,邓茂七也开始在其属地设置官署,与朝廷分庭抗礼,此时福建已经沦陷大半,朝廷无奈,只好改“剿”为“抚”。而邓茂七内部对继续作战也有不同的声音,因为以福建一地的力量是不可能推翻朝廷的,所以邓茂七提出只要朝廷答应减免福建的赋税并给予“流民”合法的身份,并加封自己,自己可以投降。可惜的是先前战败的明朝将领见邓茂七不打了,以为人家没实力了,企图立功,就率兵突袭邓茂七,邓茂七吃了个大败仗,从此就断了招安的念头。

到了正统十三年,朝廷痛下决心,派出明朝最精锐的京营以及山东,山西,浙江,江西各地精兵共四万七千人南下剿贼,这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有在东南沿海与倭寇作战的浙江“备倭军”,也有在北方与蒙古人作战的宣大骑兵,甚至连当时最先进的秘密武器——大明神机营也用上了,经过一番折腾,邓茂七陷入了宣大骑兵和神机营的合围,力战牺牲,部下也几乎全部战死。

明朝在福建采用各种手段消灭邓茂七余党的同时,也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明王朝根据徐有贞的建议,把流落福建的数十万流民重新登记在册,给予合法的身份,邓茂七之乱期间没收并发放农民耕种的土地,也一概承认其“土地产权”,此后,福建人口剧增,垦田数大增,成为国家财政收入里的“纳税大户”,这个中原士大夫眼中的“荒蛮之地”,开始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

邓茂七战败后半年,土木堡之战爆发,兵部尚书于谦想调正在福建作战的浙江军队精锐回京,可惜由于福建战事牵制,只调回一少部分。

景泰元年,明朝使臣出使瓦剌,瓦剌嘲讽“土木堡之役,大明军何以不堪一击。”杨善答道:“六师劲旅全被征调南征(即征讨邓茂七),所以一战即溃”。可见邓茂七对明王朝的牵制作用不小,明朝在“内有流贼,外有胡虏”的情况下两线作战,取得了胜利,可惜将近二百年后,相同的情况再次上演,这次,明朝再也支撑不住了,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