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投降的日本兵 躲进森林继续顽抗29年
1974年3月10日清晨,一名身穿半旧日本军服上了年纪的日本人来到菲律宾卢邦岛警察局,他向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后,郑重地把一支步枪放到地上。他说:“我是少尉小野田。我奉上级的命令向你们投降。”这个日本人因为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与部下一起在菲律宾的丛林中战斗了整整30年。
当被告知战争早在1945年已经结束时,他惊呆了。他问:“日本怎么会败?我干吗要像爱护婴儿一样爱护枪?”他坐在那里,失声痛哭。
1942年,年仅20的小野田被征召入伍。在陆军中野学校接受游击战的训练后,1944 年 11 月,他被派到菲律宾的一个叫卢邦的小岛从事游击战。主要任务非常单纯:抵抗美军的攻击,破坏机场与海港。而行动策略简单至极:自己活下去,没有后援。
隔年2月28日,美军登陆,大部分日本士兵不是投降就是战死,除了小野田和同在岛上的另外三位日本军人:伍长岛田、上等兵小冢、一等兵赤津。他们躲入茂密的丛林,继续顽抗。
二次世界大战很快结束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或者他们并不认为日本会战败。他们的策略非常清楚:虽然无法占领整个岛屿,但是,可以让岛上的菲律宾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因而产生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惧,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就成了整个岛屿的统治者——这正是游击战的最高目标。因而,他们会突然出现在村落,射杀当地农民, 然后躲入山林。有几十个农民在收割香蕉时,被他们残酷地无端枪杀。
他们保持不断移动的战略,连当地人都无法将他们抓获。他们偷窃当地居民的食物,偷鸡,杀水牛,捉野兔,吃蜥蜴,甚至保存干掉的香蕉,以便维持一定的热量。但是他们无法猎取太多的食物,因为枪声会暴露战斗位置。
当雨季来临,他们彼此警惕,尽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着时体温降低过多而死亡。他们在森林中的藏身之地很干净,墙上挂着“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标语,还有刻在香蕉叶上的天皇肖像。
1945年10月,他们看到了美国人发的传单,上面写道:“8月14日日本已经投降。赶快下山投降 !”小野田当时将信将疑。忽然听到不远处有枪声,于是认定战争没有结束,传单在骗人。
1949年,赤津受不了绝望的环境,终于投降。剩下的三人仍负隅顽抗。
此后,他们亲人的家书与日本当时的报纸,不断在山林里出现,希望他们三人念及家人,结束作战。然而,他们估算这又是敌军瓦解他们意志的策略。甚至,当小野田的亲兄弟来到这个岛屿,拿着麦克风对他喊话时,他依然固执地认为,这不过是美军用像他兄弟的声音来诱捕他。
1954年5月,岛田在一次冲突中战死。10天之后,新的传单出现。搜索队拿着麦克风在山里到处大声地喊话:“小野田,小冢,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始终不予理睬。
游击战让他们养成一种事事怀疑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他们深信日本人不会认输,他们坚信日本人会回来。因为小野田的上司是这么说的。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日本建起了成片的摩天大楼,而小野田和小冢却一直活在1944年,继续在卢邦岛为天皇而战。他们每个月都要袭击一次军车,枪杀司机。
1965年,他们偷窃到一台收音机,听到了新闻里关于国际关系的报道,中国与日本已经不是敌对的国家。然而,他们始终不肯承认世界的改变。他们依然枪杀农民,烧毁稻谷。
1972年10月,小野田在附近村庄埋设了最后一枚地雷,因为生锈,地雷没有爆炸。所以他只好同小冢一起袭击巡逻队。在这次行动中,小冢中枪毙命。
日本投降27年后,日本士兵的死亡引起了东京的高度重视。日本马上派人到缅甸、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寻找藏在森林中的日军士兵。山里的传单更多了,除了报纸、杂志,还有小冢在日本的丧礼的消息。但小野田始终固执地拒绝真相。
1974年2月20日,他在山里偶然遇到日本探险家铃木纪夫(他探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小野田)。他们展开了对话。小野田说,如果要我撤退,必须有我队长的命令,否则免谈。铃木承诺,他会带着他的队长的命令归来。
铃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小野田的老上司谷田义美。原来谷田义美已经改名从商了。铃木同谷田义美来到了卢邦岛丛林中约定的地方。1974年3月9日,小野田发现一张铃木的字条,说他的指挥官谷田义美少佐已经来到当地, 并且附上一份完整的撤退命令的影本。两天之后,小野田越过整个山头,来到指定的地点。少佐一声令下,这位干瘦的少尉小野田宽郎就地投降。小野田在 30 年的战斗*打死打伤了 130 名菲律宾士兵和警察。但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赦免了他的罪行,放他归国。
30年之后,小野田终于回到了日本,所到之处,受到热烈的欢迎,他成了日本精神的“英雄”。很快,他的自传成了畅销书,书名是《绝不投降,我的三十年战争》。他参加了许多活动,为军国主义招魂。
但他仍然没有办法适应日本的生活,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令他害怕,而喷气式飞机和电视机则把他吓得心惊肉跳。1975 年,他在巴西的森林中买了一个大牧场并在那里定居。
1996年5月,他又回到了卢邦岛。几乎所有的当地人都不肯原谅这个杀死了他们亲人的“恶魔”。当小野田被问到如何看待上百个受伤与至少30个死亡的无辜农民与破碎的家庭,他仍然面无愧色,死不悔改。军国主义流毒早已侵入到他的骨髓,他已经丧失了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其实,他又何尝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本文整理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