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袁世凯要复辟帝制？揭秘袁世凯复辟帝制原因

袁世凯复辟称帝，原因复杂。他自身对无限制的极端权力的追求是其称帝的 根本动因;但转型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及当时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纵容和支持也是促使袁倒 行逆施的重要原因。此外，袁世凯身边一些人长期以来别有用心的鼓动和支持也是不可忽视 的一个因素。本文就试图从这几个方面来探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复杂原因。

1915年末，民国刚刚走完其第四个年头，袁世凯便宣布洪宪称帝，短短八十三天，上 演了一场历史闹剧。袁世凯久怀帝制之心，阴谋复辟，无疑是这场闹剧的导演者和主角，但 一人不成戏，这一闹剧中其他角色的扮演我们也不能忽视。解读袁氏当国的这段历史，剖析 袁世凯这个悲剧性人物，从中不难看出袁氏复辟的原因所在。袁复辟称帝，原因复杂，这里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制度转型时期的社会

辛亥革命后，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帝制被废除，民国也已建立，长期生活在皇帝专制统治下的人们想着换了天地，总该过上好日子了。可事实上，民国却被一些官僚、政客、党人之流闹得乌烟瘴气，内忧外患不断，人民生活依旧苦不堪言。这一时期，正是近代中国社会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向*代议制度，从“帝制”向“民治”发生转型的启蒙期，占全中国人口80%的下层民众的政治觉悟远没有我们后人想象的那么高。他们是管不得什么共和制、君主制这些虚的东西，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不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对他们来说，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而此时，帝制在表面上被废除了，但根深蒂固的专制思想还在，在许多人的心里，依然是有着帝制情结的。他们习惯了头顶上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更何况如今，旧的已破，新的却还未及建立，“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清了。”

此时的袁世凯，做了一年多总统，对尚处于实验阶段的共和政体已失去了信心。在他的认识里，既然共和搞不下去了，就不如恢复帝制的好。况且，逊清老官僚出身的他，深知帝制更能满足其*专制的权欲。于是乎，他便利用人们还处于转型时期这种迷茫，不顾一切地开倒车，搞*，做皇帝了。

袁没有看到的是，这种制度转型，本来就非三五年之功。“今日虽不合中国国情，安知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后，他也不合乎中国国情呢？”

袁和他的智囊们当时没有这种历史进化观念，没有认识到，民国搞得再糟，这种历史发展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了。妄图在历史潮流中逆势而行，结果必然是触礁灭顶了。

二、袁世凯独具称帝野心和实力

制度转型时期的社会，只是提供了一个相对适于推行帝制的土壤，真正复辟称帝的种子，还是袁世凯那追逐权力的野心和欲望。

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袁世凯早年科举不第，遂投身于清军将领吴长庆门下，后随军入朝平乱。驻朝期间，张之洞问起他练兵的秘诀时，他曾说：“练兵的事情...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从就吃刀...”说的是练兵，但我们不难看出其深藏于心的政治手腕。日后，他也正是将此法运用于政治，笼络了一批政客为其复辟摇旗呐喊。而由他一手培养起来的这支军队，更成为支撑他复辟称帝的根本力量。

袁世凯极具政治眼光和手段，还善于投机。

虽然袁世凯此时已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是这个国家权力的最高执掌，并且他已通过改宪将大总统一职弄得跟皇帝没什么两样：可以连任，可以传子。所差的只是皇帝的名分了，但这些还是远不能满足袁的野心的，他要的是绝对的没有约束的权力，是皇权赋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这些，只有“皇帝”能给。

当然，依袁世凯的*，他也不是没有看到复辟的危险性。皇帝宝座的诱惑虽大，但迫于舆论压力，为个人利益着想，权衡轻重，他也是犹豫不决的。他想做皇帝，又不敢对外宣称;停止称帝，又心有不甘;可谓是“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在时机未成熟之前，他对外一再表明自己绝无称帝之心，但暗中其帝制活动却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变更官制;组织“筹安会”;召开“国民会议”;“投票”定国体;直至最后改年号，做起了洪宪大皇帝。

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袁世凯是一个有着极高政治智商的政客，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能施展手段最终得到它。这样的人，能一步步揽权，最后复辟称帝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袁克定“欺父误国” 别有用心

洞察到袁世凯有称帝之心，处在袁身边的人，也开始蠢蠢欲动了，他们各怀其不可告人之目的，积极鼓吹帝制，劝袁或助袁称帝。这其中，对帝制最为热衷的，当属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了。

袁克定身为长子，自小跟在袁世凯身边，对旧官场上的事耳濡目染，袁世凯也经常让他代表自己外出办事，这在无形中也助长了袁克定在政治上的野心。袁克定深知其父有称帝之心，如果父亲做了皇帝，那他自然就是名正言顺的太子了。若干年后，他也许就可以嗣位君临天下了。于是，他早早地就私铸了颗“大皇子印”，对于善于拍马屁的人给他写信称其为“大皇子殿下”，他也居之不辞，其野心可见一斑。他平时还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向其父进言，劝其称帝。

为了制造出日本也支持帝制的假象，他竟然联合一些人，弄了个假版的《顺天时报》来蒙蔽袁世凯。袁世凯发现后，大骂其“欺父误国”。 自此，他也渐失袁世凯的信任。后来，他竟不顾手足情分，扬言要杀掉将来可能会与其争“太子”位的二弟袁克文，可谓是丧心病狂！难怪当时身为袁*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籍人莫理循会这样评价袁克定——“有野心，但很愚蠢”。

袁克定的愚蠢之举还远不止这些。为了使袁世凯深信“称帝乃天意”，他更是制造出了旧时帝王用来欺人自欺的所谓祥瑞的那一套，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最后阶段，他又勾结“筹安会”的杨度等一批人，迎合袁的意志，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时未经月，便把帝制运动在四海之内弄的风起云涌，最终将袁世凯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也推向了复辟的深渊。

四、派系相争 助袁称帝以邀宠

想在袁世凯称帝上做文章的，远不止袁克定一人。袁任总统时，其*中有所谓粤系、皖系者。粤系即交通系，以粤人梁士诒为领袖，叶恭绰佐之;主营铁路、关税、交通银行与戊通公司等，影响较大。皖系以皖人杨士琦为中心人物，并无具体的组织。从不同的派系利益出发，两派间免不了相互攻讦。

当时的交通系，依仗着津浦路局，不断培植*，其弊病也日益显现。一些人便伺机罗列其罪状，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五路大参案”。袁世凯迫于舆论压力，遂将津浦路局等几个要处的局长罢免，交通次长叶恭绰也暂停职，粤系实力一时遭受重创。一些心有不甘的粤系人士，此时把目光瞄向了帝制一事，欲迎合袁之意图，拥袁称帝以居功，借以恢复粤系*。他们利用粤系曾遍布各处的*，勾结当时鼓吹帝制最强烈的机关“筹安会”，开始为复辟帝制积极奔走。梁士诒利用其全国税务督办的身份，遍施手段，为帝制活动筹款。他们还用巨款收买各方，策动成立各种请愿团，为袁称帝制造“民意”。有了这些人的奔命，袁的复辟决心日坚，在帝制的道路上也越走越远。

当然袁世凯久蓄称帝之心，在各种因素促使下，迟早必走帝制之路。但粤系为恢复*，不惜以国家*为赌注，对袁复辟推波助澜，也使自己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五、迷信思想作祟

袁世凯能复辟帝制，还有一方面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迷信思想。

迷信是落后的的东西，是应摒弃的，但我们每个人头脑中多多少少都有着那么一点迷信思想，脱胎于传统封建社会的袁世凯，更不能免俗。

袁世凯是有迷信思想的，他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曾给他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说其位于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主袁家应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听起来荒诞，但无疑会对袁的思想产生影响。

这里还要再次提一下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了。袁克定身残，但一直野心勃勃，在促其父称帝一事上也颇费心思。可能是遗传原因，袁家族上下几辈人都无人活过60岁，袁克定便针对此做起了文章，不断向袁世凯明言或暗示，说这一不祥的家庭命运，只有做了皇帝才能冲破。我们今天看来，这自然是狗屁不通的迷信，但对当时的袁世凯来说，这却是一句很有杀伤力的“诫言”。试想，谁不愿自己寿命能长一点，况且，条件还是做皇帝;做了皇帝，家族的这一衰运会扭转，自己又可享受天子的荣华富贵，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但皇帝不是谁都能做的，换做我们，只能是幻想幻想罢了。可换做袁世凯就不一样了，他可是有这个条件的！

当时的北京城内，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后来袁的心腹冯国璋也向人讲过，说有一天袁世凯午睡方醒，家童照例去给总统献茶，但进门时却看见一只大癞蛤蟆躺在床上，惊吓中玉茶杯失手落地。袁见自己最心爱的玉杯摔碎了，顿时大怒。此时家童灵机一动，说他因为看到床上躺着的不是大总统而是一条五爪大金龙，这才惊吓失手的。袁顿时转怒为喜，还从抽屉里拿出一百元钞票赏给家童。这个故事听起来荒唐，但也不似完全瞎编。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些迷信鬼话之类的，在关键时刻，它们能击中人心中最弱之处，给人以能接受的莫大安慰。试想袁世凯在帝制受阻，举棋不定之时，也可能正是这样的迷信和说法使其在一念之间做出了决定的。

六、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支持

袁世凯推行帝制，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袁世凯一向比较羡慕当时称霸全欧的德国，尤其倾心于德皇威廉二世的强权政策和俾斯麦的铁血主义，常说中国欲富强就要学习德国。而此时的德皇威廉二世为了争取袁*倾向于同盟国集团，不仅多次表示支持帝制，而且还答应“财政器械给予大力援助”。在1913年袁克定坠马足伤赴德治疗期间，德皇威廉二世也曾与其密谈，“力陈中国非帝制不能图强”。袁世凯得此报告自然非常兴奋，遂认为称帝在国际上也有了政治靠山。

袁世凯一向比较重视外国顾问的作用，从北洋*建立的那一天起，他就陆续延聘了不少外国人当顾问。这些人除安置在*各部之外，仅作为总统顾问的就有十多人，他们对袁世凯的政治活动影响较大。

如果说古氏尚“有情可原”，那么当时袁*中还有一位日本政治顾问有贺长雄，此人却是心甘情愿地为袁世凯奔走。他不但积极劝袁主动就皇帝位，还亲自到日本去替帝制派活动，使袁相信日本朝野是都赞成中国恢复帝制的。袁推行帝制最担心的就是日本的态度，有贺的态度对袁世凯来说是个极大的鼓励。

袁世凯之所以这么重视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是因为他怕自己一旦把民国改回了帝国，列强拒不承认，甚或出兵干涉，助长地方*，那就无法应付了。因此有了这些外国公使们的表态和支持，袁便少了很多的顾虑，可以放心地去搞他的帝制了。但等袁真的复辟做了皇帝，帝国主义各国基于彼此间的利益纠葛，就开始纷纷反对了。他们或劝告，或警告，要求暂缓变更国体。这种先捧场，后拆台的做法，着实让袁及其帝制派郁闷和愤怒，但当时木已成舟，袁世凯已是骑虎难下了。此时，国内反袁声浪此起彼伏，各省讨袁活动也日益高涨，袁世凯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1916年3月22日，在国内外一片反对声中，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在内外交困中，袁世凯忧惧而死;他的皇帝梦也随着那件祭天的龙袍被一起埋进了历史的坟墓。据说在临死前，袁曾从昏迷中醒来，喃喃地说了句“他害了我„„”，这个他，所指是谁，是无从知晓了，但却留给了后人无尽的思索......

同年12月，陈独秀在他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也发表文章，指出，“袁世凯之废共和复专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