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中的倒霉蛋应瑒如何变成了御用文人？
建安七子之中，应瑒可能是最没名气的一个。四处飘零的经历，让这个平凡的侍从文人，在领导的命题作文中越来越“平庸”，其作品少了几分慷慨与豪迈。因此，曹丕评他是“和而不壮”。应瑒是河南哪儿的？他在曹门之下，又写了哪些诗赋？想著书的他，又为何美志不遂？他的才华真的被“领导们”耗散了？
东汉末年，西凉军阀董卓掌控朝中大权，一时军阀割据、战事频繁，皇帝所在的长安、洛阳皆被废毁。汉献帝刘协先是从长安跑到洛阳，之后又被曹操弄到了许昌。文人雅士随着汉献帝流离迁移，四处飘零。汉献帝到许昌这年，改年号为建安，北方地区在曹操的操持下已经安定。那个时候，“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和他两个儿子曹丕、曹植，都喜欢舞文弄墨，爱好诗辞文赋。这父子三人对文人雅士相当殷勤。北方地区俊采星驰，群贤毕至。王粲从汉水之南来归顺，陈琳从黄河之北来归附，徐幹从青州来做官，刘桢从海边来投奔，应瑒展露他辞采斐然的文思，阮瑀施展他风度翩翩的书记才能。他们在酒杯前吟咏诗篇，在座席上从容谈艺，调和墨汁，言谈欢笑，挥洒毫笔便写就酣畅的诗赋。
这些文人墨客，在打仗的时候，大多随军，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回来之后，则习文作诗，探讨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其中，三曹和建安七子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曹丕编的那本《典论·论文》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此后，这七个建安年间的才子，就有了“建安七子”的名头儿。
其中提到的“汝南应瑒德琏”，就是东汉汝阳南顿（今河南省项城市西北）人应瑒。应瑒死后，就埋在今天的项城市高寺镇，至今还有“应冢”。可是，我在项城读书的十几年里，从未听说过我有这么一位同乡。相比建安七子中的其他六人，关于应瑒的史料并不多，在“建安七子”中，这位算是最没有知名度的。从文学地位上来看，应瑒现存的作品，只有六首诗、十五篇赋和五六篇文章，其中残缺的又占相当比例，跟“著文赋数十篇”的历史记载对照就知道，他的大部分作品都遗失了。可在三国时期的历史上，并非只有让梨成名的孔融，裸身击鼓的祢衡，还有众多平庸的文人。应瑒就是那个出名而又相对平庸的一个。
祢衡击鼓骂曹
提及应瑒的生平，这要从汉末大乱说起。当时，士人为逃避战祸，四处流窜，多寄身于战乱较少的南方。应瑒当时就和其他士族子弟一样，去南方的荆州避乱，之后又回到颍川、许昌一带。好景不长，又辗转到了袁绍所占的邺城，并在邺城文学界小有名气。但漂泊的岁月并未停止。曹操攻下邺城之后，他又转为曹操服务。跟着曹操做了几年丞相掾属，又被安排到曹植门下做曹植儿子的老师、曹植的文学侍从。不过，很快他又转到了曹丕门下了，也正是在曹丕门下，才过了几年舒坦日子。
曹操征战
除了孔融之外，和依附于曹门的建安七子中的六人一样，应瑒成为了曹门的文学侍从，其中文章不免带有幕府侍从文人的作风。比如，曹操下令征乌桓，应瑒写一篇《撰征赋》助兴记录。战争归来，跟随曹植之时，不免写一写同体同咏之作，如《斗鸡诗》，曹植、应瑒、刘桢各有一首。曹丕跟从曹操出去打猎，作《校猎赋》，同时还命陈琳作《武猎赋》、王粲作《羽猎赋》、应瑒作《西狩赋》。陪领导打仗，写从军诗；陪公子哥玩耍，写公宴诗、趣味儿诗；出去打猎“旅行”，写命题作文，这其中不乏诚信诚意的部分，但肯定也有奉承之词。
清初著名诗人兼诗论家陈祚明评说《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诗立言得体，比“俗笔”高明，自有见地。既与权贵亲近，又不显得奉承，这向来是侍从文人的作风。文章或许很得体，但总显得有些平庸，毕竟放不开。在这样一个讲究尊卑关系的国家，要想在公宴诗中找到富有新鲜意味的作品，并不容易。或许应瑒的经历太过飘零，少了几分建安风骨中的慷慨激昂，太容易迁就环境而又缺乏那种豪迈。因此，曹丕批评应瑒“和而不壮”。但正如学者顾农所言，当应瑒不受命题作文的约束，可以*发挥时，就能写出好作品。像他给老朋友写信，讲到自己的处境时说：“朝隐之官，宾不往来，乔本之下，旷无休息，抱劳而已。”应瑒对自己充当帮闲之官，有很深的自责与自嘲，这内心独白虽然平淡，但意味不凡。可谁愿意平庸呢？但作为帮闲之官，他又能怎么样呢？领导定下的意旨，违背又能如何？不如就这样过吧。
在建安七子之中，应瑒可能是最没有远大抱负的。经常易主，这或许导致他最后只有一个想法：跟着一个人，安安稳稳干一辈子，做出点事儿。可这样患得患失多年之后，他被磨平了，他被后世研究者认为相对“平庸”。就这样一个“平庸”的人，在建安二十二年，一场瘟疫横扫中国之时，和徐干、陈琳、刘桢、王粲同死于瘟疫。他们死后一年，曹丕在《与吴质书》书中提到应瑒时回忆道：“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而在顾农看来，“这恐怕也只是应瑒死后才说的高姿态的风凉话，人们记得当年曹丕不断地命题，让应瑒以及其余几位来写什么州乡衡诗杨柳赋，无端耗散他们的才华。应瑒恰恰是一个可怜的牺牲品。”